今年4月,清华大学依据学校自1993年确立的“非升即走”(教师到了规定的年限,如果论文没有达到一定篇数而不能提高职称,就要离职走人或者转岗)的人事制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决定甫一作出,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清华外文系毕业生的五十多封请愿书,恳请校方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目前,虽然方艳华已转岗为职员,但因这一事件引发的多层面争论仍在继续发酵。
由此,我想起了九十年前清华大学聘请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的“故事”。1925年,陈寅恪从德国留学回国,梁启超向时任校长的曹云祥举荐他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据说,当时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一国的博士?有什么著作?”梁说:“他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说:“我也不是硕士、博士。我本人可谓著作等身了,但加在一起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的学术价值。”曹云祥一听这话,认定陈是个人才,就决定聘请他了。当年的曹云祥校长不以“学位与著作”为因而拒绝聘请陈寅恪,为清华开创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良好传统。
九十年后的今天,方艳华虽在教学上有很突出的能力(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国外学生评价她“通过英语写作课我们学习全新的视角来认识世界,重塑了自己的价值观,她让人感受到大学果然不一样,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碰撞,激发火花的地方”),却“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不符合清华“唯论文是举”的人才标准而难有立足之地。对于大学教师来说,科研型人才是人才,教学型人才也是人才,一个通过教学既能让学生学到专业知识又能使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老师,在我们看来,不仅是人才,而且在当前教学被严重轻视的背景下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
近年来,社会一直在呼吁“大学要回归教育本义”,大学的本义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培养人才。一所大学得到过哪些奖励,有多少论文,人们也许并不记得,但哪个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出自哪所大学哪个院系,大家肯定印象深刻。而优秀、杰出人才的培养靠的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离不开扎实有效的课堂教学。作为“一流高校”的清华有责任在强调科研的同时重视教学,并以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来诠释大学教育的本义。如果老师只重视写论文,而不重视教学,那就偏离了教育与教学的目的!
一所大学里,如果教师晋升只有论文这一条通道,教学可以被高校管理者忽略不计,那么说高等教育已走向歧途并非危言耸听。这些年来,为什么高等教育饱受诟病?为什么大学精神屡屡失守?或许,从“非升即走”这一“唯论文是崇”的制度中能够找到答案。
【原载2014年9月6日《联谊报·钱塘听潮》】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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