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漳县的地方本来鲜为人知，直到一个来自该县的三十四岁的农民工包来旭带着诡异的微笑，将杭州的一辆公交车用香蕉水点燃，造成二十九名乘客被烧伤，其中十四人因严重烧伤气管被切开，两名六岁儿童迄今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包来旭自己也重度烧伤，至今无法说话。包来旭如此匪夷所思的杀人加自杀行径无比猛烈地撞击着所有人的神经，令人不寒而栗。
包来旭与他试图烧死的乘客无冤无仇，而且公交车上多是为生计奔忙的普通人，同样来自底层的包来旭却人性泯灭地要带着他们一起走向毁灭。整个事件充斥着残忍、冷漠、自私和绝望。
2008年，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小、已经二十八岁的包来旭不甘于在贫困乡村继续消磨自己所剩不多的青春，决定离家远行。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甚至连亲人也不再联系。直到杭州纵火案轰动全国，他的母亲才等来了一个噩耗：“我想儿子，等儿子回来，常常一个人偷偷地哭。我盼了六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一个‘害人的消息。”
媒体报道，包来旭或是抱着努力打拼、衣锦还乡的信念出走的。但二十八岁、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缺乏专业技能的大龄农民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包来旭六年漂泊的过程中，他从兰州到广州，再到浙江，一直在苦苦寻找命运的彼岸。但他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待满一年。加上他身患肺结核，性格越发孤僻内向，厌世情绪越来越严重。
在一次次失望的催化下，他逐渐关上心灵的大门，最终丧心病狂地决定用一次挑战法律和人性底线的方式获得一次存在感——让长期习惯俯视我、无视我的世界关注我。
这种深度绝望的背后，是精神贫困的缩影。
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其中蕴含的深层原因依旧值得认真探究。至少在贫富差距严峻的当下，直面底层群众日益突显的精神贫困、情感危机问题已迫在眉睫。包来旭转身成魔，罪不可恕，更是警钟。
【原载2014年7月13日《工人日报·民生观点》】
插图 / 拒载 / 陶小莫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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