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邵建林先生，苏州交通局局长，受民间“交通达人”之邀，骄阳天“下基层”，体验公汽“蒸笼车”，被炙烤得大汗淋漓之后，承诺尽快将非空调车换掉。央视白岩松就此作新闻评论，和节目嘉宾、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一起建议，给“下基层”一词的“下”字，加个引号。立马，荧屏字幕变成“人‘下基层，心呢”。有趣有趣！

　　然而凭我印象，词典乃至中央党政文件中，均不见“下基层”这一词组 （或谓“说法”）；关涉所谓“下基层”之事，一般用“深入群众”云云。

　　在下之“下”，对“上”之称。上，当然是与下对应的——以此定位干群关系，人们理解，就是干部在上，群众在下。咱们的干部、秘书、新闻记者等摇笔杆的先生大人，爱说“下基层”，概因脑中存在封建等级意识，而自己并无觉察。高高在“上”，才说“下”。语言表达上，一上一下，把干群截然分开；思想上，如刘少奇说，“把人分成等级，把各种工作也分成等级……这不是共产党应有的观点，而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见《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行动上，“下”成了一种恩施，一个姿态，一番作秀，带记者随行报道，意思是向大众表明，瞧咱这官儿，放下了身段，挺亲民呀！

　　实际上等级客观存在，“分等级”是不可免的，问题在如何看待等级，如何给等级排序。有人认为，人民群众是“主人”，当权者为“公仆”——有“主”有“仆”，还不是分了等级？其实在马克思之前，可爱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即说：“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腓特烈二世虽属特例，但一个国王，只瞧他说出如此漂亮理智之话，多么了不起！咱国家封建时代，哪个皇帝不是以所有人的“主子”自居，而把老百姓叫做“子民”？而所有人，都把当朝皇帝叫“今上”。今上“法先王之法”（见《吕氏春秋》），下面的奴才官儿，列九品十八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森严着呢。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级有一级的特权，高一级便是低一级的“主”和“上”，各级都有“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苏轼语）。民众在最“基层”，大大小小官僚，全是他们的“主”和“上”。皇帝以下一众官员，都要“牧民”——把人当牲口一样管制，令人们惟命是从。官一称“父母”，似有温情存焉，却不管“儿女”温饱悲喜，只知搜刮。皇帝出驾，钦差巡游，地方官办事，乘辇坐轿，都是“下基层”。他们出去不是给人排忧解难，而是前呼后拥，排场有加，游山玩水，乘机贪占，所以老百姓怕这样的“下”。这些，都因颠倒了等级排序之故。

　　公民社会，正着排等级，把老百姓这“主人”置于首位，官员以腓特烈二世原则，按官阶大小，倒数着排，便是另一幅景象——公仆本来就“基层”得很，夙兴夜寐，办事既循规蹈矩，又创造出新，千方百计“讨好”主人，唯恐得罪众人，不给他投票，他这个仆人的饭碗，就被打碎了，哪有啥“下基层”一说？官员以民为上，以百姓痛痒为痛痒，以众人冷暖为冷暖，如此，虽上下有别，但上下同志、同情、同欲，岂不正是咱们追寻的和谐社会！

　　总之，公民社会，以被动“下基层”“体验”民间疾苦为为官之道，其谬大矣。

　　【原载2013年9月2日《法制日报·观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