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铁志

　　我的文学梦想萌发于中学阶段。初中三年级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阅读鲁迅杂文，那些素朴封面上印着先生浮雕的小册子，是在高中毕业前似懂非懂地读完的。阅读过程中，对鲁迅杂文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向往，并暗下决心将来成为作家。

　　大学并未如愿读中文，而是阴差阳错地进了哲学系。正是这一“错”，成全了我日后的杂文写作。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1988年7月变为《求是》杂志），从事政治理论编辑工作。一面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本职工作，一面是从未泯灭的文学梦想。很长时间，处在两者的矛盾之中。这期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尝试了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甚至电影剧本的创作，均达到发表水平，但始终没有找到应有的感觉。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把写作目标定于杂文创作。做这样的选择主要基于三个考虑：一是从小喜爱文学，作了一些积累，即便上大学读哲学，也利用北大宽松的学术环境，有针对性地选修了中文系的重点课程；二是受过比较系统的哲学训练，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有可能对社会现象进行抽象概括、提炼升华，得出自己的结论；三是本职工作越来越忙、社会责任越来越重、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只能从事短章创作。而哲学思维加文学训练，加相对丰富的信息渠道，使我有条件尝试杂文创作。

　　我是幸运的。在习作杂文的过程中，得到很多前辈杂文家的悉心指导。这当中首先是和我同在一个单位的牧惠先生和瓜田（李下）先生。我最初发表在《随笔》和《博览群书》上的《话说名誉××》和《开卷未必有益》，就是牧惠先生帮助修改并推荐发表的。瓜田先生经常对我的习作从选题到行文做具体修改，坦率地指出不足，提出修改建议。我的第一本杂文集《固守家园》，就是瓜田先生提携出版的。

　　我对二位老师充满感激之情！

　　转眼写了二十多年，囿于学养和见识，长进始终不大。如果说有什么杂文创作理念的话，我要求自己为人民求真理、说真话；杂而有文、文质彬彬；不拘一格，努力创新。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