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

　　有调查显示，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而这种差距约三分之一是垄断因素造成的。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民众对国企负责人与高管高薪，职务消费过高，支出不透明的问题一直诟病不断。四部委出台规定，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对国企负责人十二种职务消费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对于违反十二条规定的，由纪律监察部门追究国企负责人的责任，直至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规定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接受职工监督，体现了回应民众质疑，保护国有资产安全的姿态。

　　虽说适当的职务消费有助于国企负责人履行职责，但是国企职务消费在实践中被扭曲成了变相的福利，已经偏离了正常的分配轨道。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曾有一句“名言”：“每月交际花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曾一次性购进近八十二万元的茅台酒，还有每瓶无税进价就高达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元的“拉菲”等名贵洋酒。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今年两会期间披露，国企的人请客吃饭国家报销，买车加油国家报销，甚至出国挥霍国家也报销。还有国企给负责人与高管以各种名义复辟福利分房等等。如果国企负责人与高管挥霍浪费的职务消费行为得不到遏制，恐怕难以经受公平正义的追问。不仅国企职工不满意，广大国民股东也不服气。

　　换个角度讲，四部委限制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要求国企职务消费向职工公开，虽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十二条职务消费紧箍咒能否挺得住国企职务消费挥霍无度，职务消费制度“向职工公开”的实际监督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与验证。在国企老总尚未实现由官员向职业经理人身份转变，仍由国资委或者政府直接任命的情况下，要让普通职工监督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遏制不合理消费行为，谈何容易？在国企管理与民主监督中，普通职工不仅在身份上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多少話语权，就算相关政策赋予了普通职工的民主监督权利，对于种类繁多的职务消费项目与庞大的支出数额，普通职工也如同坠入云里雾里，想履行监督职责也力不从心。

　　从本质上讲，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向国企职工公开，只是国企内部“自查自纠”。作为纳税人投资建设的国有企业，全体国民股东都有权参与监督管理。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不仅要对国资委负责，接受职工监督，而且要着眼于社会价值回归，主动接受国民股东的监督与社会公平的检验。通过舆论监督的力量督促国企履行社会责任，让国企负责人与高管的职务消费逐步得到规范，公务用车、差旅费、会务费等职务消费支出回归合理水平。避免拉菲洋酒与低价团购房掏空国企发展的根基。同时，国企应该补上社会责任课，提高利润上交比例，为国家分忧，向社会反哺，让广大国民股东受益，修正国企负责人与高管拿天价年薪，挥霍浪费国有资产的不良形象。

　　【原载2012年5月9日《羊城晚报·首席评论》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