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旧制度覆灭，共和新政体初建，一时之间，文化领域呈“井喷”式繁荣状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政治观点、思想倾向的不同，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了不同阵营。同一阵营之间的文人相“吹”，不同阵营之间的文人相轻，使“批评”逐渐偏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丁西林先生创作《批评与骂人》的时代背景。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中所说的“批评”，泛指一般意义上既包含负面也包含正面态度的“评论”，在词义上与我们当下的习惯使用已略有不同。作者在文中所提倡和主张的“骂”，反而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批评”、“批判”、“针砭”含义近似。所以，《批评与骂人》实际上是一篇提倡“批判精神”、探讨良性的、理性的“批评”应该如何实现的檄文。

　　作品首先肯定了“批判精神”存在的合理性。作者认为，开明、民主的社会需要有一群人“做文章”来监督、批评，而正常的批评不应该只有溢美之词，批判的态度必不可少。

　　接着，丁先生提出了真正地批评应该具有的几个要素：

　　批评应该是自由的“灵魂冒险”，而非自我禁锢、画地为牢。“一部历史，只问里头的叙事确实不确实”，“一本翻译，只问译的对不对”。面对这些“劣等的批评家”们所讲究的“规则”，作者不禁反问：如果批评者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情感好恶、价值取向，那么“一个批评家和坐在印刷房里的那位校对先生还有什么大的分别？”

　　批评应该是真诚的“逆耳忠言”，而非矫揉造作、曲意逢迎。作者说，如果有人的确“文笔不佳”、“文理不通”、“胡说”，有的书的确“毫无出版的价值，白糟踏了纸张笔墨”，指出这些毛病，看似是“骂人”，其实却是“最恰当的批评”。一味做不“骂人”，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不仅批评失去意义，社会也难以进步。

　　批评应该是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前提下的理性思辨，而非街头谩骂、恶语攻击。对于“批评”与“骂人”的联系与界限，作者有一个形象的表述：批评，是“丢‘人的脸”；乱骂人，则是“丢自己的脸”。

　　作品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语言活泼，尤其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批判精神”和“理性批评”的提倡，对于杂文创作本身具有特别的意义。

　　杂文创作离不开“批判精神”，杂文就是一种“批评的艺术”。批评是杂文创作者手中的一柄利剑，可以用它来挑破“黑幕”、解剖“病灶”、刺穿谎言、揭开真相；批评也是杂文创作者手中的一面镜子，可以让批评者的学识积累、人生阅历、思想见识、道德修养，一览无余、原形毕露。

　　作品的现实意义还在于，今天，一面是冠冕堂皇的“赞歌”高唱，颂声不绝，听不到、听不得半点批评之声；一面是社会无序、人心浮躁，在利益驱使下，很多人不懂得何为真正的批评，也不在意“丢自己的脸”，主动“出位”以“骂人”或“找骂”成“名”者比比皆是。因而，整个社会更加需要呼唤“批判精神”和“理性批评”的回归。

　　丁西林（1893－1974），原名丁燮林，字巽甫。1893年9月29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1914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20年归国，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23年发表处女作《一只马蜂》。抗战开始后，随研究所西迁昆明。1940年到香港。抗战胜利后，赴山东大学任教。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