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一共出了八本研究鲁迅的书，最新出版的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有独特的切入点，“抬棺人”一说尤其引人注目。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冯雪峰作为描写对象。冯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策划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都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的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吴中杰在《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前言”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扯出了一个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话题。这对《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颇具启示意义，吴中杰说：“萧军因为桀骜不驯，最早受到批判，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决定，把他的问题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理念，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1957年，冯雪峰、聂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冯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而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林彪、江青罪被打成‘反革命，判为无期徒刑；巴金在‘文革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但也一直挨批，而‘文革风暴一起，就被作为‘黑老K而受到批斗。”
许广平对冯雪峰有一种
信任感
《时代周报》：你在接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对自己研究鲁迅有什么帮助？
吴中杰：我与许广平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60年暑假，我与两个毕业班学生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首先当然要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在家里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谈话也很坦率。谈到鲁迅与共产党联系的事情，她说详情并不了解，有些重要的谈话，她也不在场。她建议我们去访问冯雪峰，说当时还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只有他最了解情况。可以听得出来，她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与“反右运动批判大会”上对冯雪峰的斥责，完全是两种语气。这反映出许广平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要紧跟形势、紧跟领导，表现出革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而且还要维护鲁迅的形象，不让别人加以损伤。
《时代周报》：你接触过鲁迅的学生吗？他们如何向你回忆鲁迅？
吴中杰：除了1960年暑假那次专程去北京（归途又到天津）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之外，后来又在上海进行过几次同样性质的访问。“文革”结束之后，因参加鲁迅学术讨论会，也接触到一些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这其中有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周建人，有他在《新青年》时代的朋友沈尹默，有前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许羡苏、章川岛、李霁野、常维钧等，有后期的学生冯雪峰、黄源、唐弢等；还有一段时间内在工作上有联系的王尧山、姚蓬子等。他们有的只提供所知道的事实，有的则迎合主流意识，去“拔高”鲁迅。所以对回忆材料，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拿来就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见过《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中的六位研究对象？印象如何？
吴中杰：这六位研究对象中，我只见过三位：冯雪峰、黄源、巴金。专门访问过冯雪峰一次，因为那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所以开始时冯雪峰谈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们并无政治意图，只对鲁迅研究感兴趣，而且对他也很尊重，所以谈话也放开了一些，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比如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并无记录，是他事后根据鲁迅这次演讲和平时谈话中讲到的相关内容，综合整理而成，再由鲁迅改定，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文中的记录者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但是，当时毕竟还有“金箍圈”套在头上，他讲话很谨慎，不肯多谈。我感到，冯雪峰是对鲁迅后期情况知道得很多的人，他的理解也很有深度，只是那时顾虑重重，没有把他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我与黄源的接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对鲁迅很尊敬，一般情况也肯谈，但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有顾虑，未必肯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黄源晚年想写一本《鲁迅晚年》，而终于没有写出，大概就与此有关。我在公共场合见过巴金几面，但没交谈过。
《时代周报》：在中国，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你认为自己的著作《鲁迅传》在史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吴中杰：我的《鲁迅传》，是在细读鲁迅的作品，深入了解相应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某些流行观念，而是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黄源、巴金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吴中杰：我以为这六个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坚持鲁迅文学路线者的历史命运，所以选择他们做《鲁迅后传》的主角。
《时代周报》：萧军独立不羁的个性，你认为从哪些细节中反映出来？他的命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典型意义？
吴中杰：在强调文艺要服从政治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敢于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他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遭到众人围攻时，他敢于站出来辩论、对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国作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学就会有伟大杰作。
《时代周报》：“胡风事件”作为影响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认为发生的原因何在？
吴中杰：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作家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应该在文艺思想上强求一律；何谓“反革命”，应该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谓“罪证”，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胡风事件”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杀了文化上的生机。
《时代周报》：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个人的因素重要吗？还是有什么外因？对整个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中杰：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有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文艺路线上的分歧。冯雪峰走的是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强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反对图解政策，因为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扬则强调文艺跟从政治，提倡文艺写政策，只从政策的角度来要求文艺作品。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当时的形势下，冯雪峰是必然要遭到批判的，但这样一来，文艺也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路子愈走愈窄。
《时代周报》：黄源一生在文艺与政治的夹缝中，能否坚持早年的信念？
吴中杰：黄源由于多年来受到部队文化工作的熏陶，他还是想用文艺来适应和服从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艺的特色，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就是这一点也不允许，所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夹缝中落马了。
《时代周报》：巴金在1949年以后十七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晚年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吴中杰：1949年以后，巴金一面想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点文艺的特色，想反映一点真实的情况。这样，他就进行了苦苦的挣扎，结果还是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不断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终于省悟了，在思想上摆脱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讲真话”的口号。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是鲁迅早就提出过的，但后来在文艺只能为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没了。巴金在“文革”以后重新提出这个口号来，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时代周报》：写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你如何反思书中这“六条汉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命运？
吴中杰：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碰得头破血流呢？
《时代周报》：鲁迅身后引起的思考与争议从未停息，你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
吴中杰：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多的还是随大流的人物，因此，正需要鲁迅所倡导的独立精神，需要他的思想深度。这就是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原载2011年7月25日《时代周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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