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

　　某次酒后，一位刚退休的税务官员对我说：我是中管干部，不能去企业任职。“中管”即中央组织部管理。当时我刚喝了酒，热血反弹，望着他，以及他头顶的月亮，满肚子的敬佩。而这位仁兄当次没喝酒，医生不让，他说话是认真的。

　　如果他听说这件事——有媒体曝称，在市值排前五十名的上市公司中，有三十四位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年薪数十万——这位仁兄会怎么想？至少会觉得不公平，这些高官独董与他的情形相似，同是共产党员，他以党的纪律要求自己，而其他人却装傻，闷头拿钱——我这仁兄呀，你的廉洁还能挺多久？

　　不必媒体揭露，他肯定知道高官独董的事。我肯定他知道，因为我也知道，业内人都知道，甚至，此次被揭露的高官独董我还认识几个。这样，问题大了——大家为什么不生气？

　　此事揭出后，有人找出《公务员法》，其中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不必找《公务员法》。事实上，在党纪政令中，比此法规定得更严格、更具体、更直接的有的是，一找一大摞；但现实中，情形比这更糟。比如，官员到企业任职、兼职、挂职、拿钱，除去董事会，还有监事会；除去这些规制内的，还有顾问、总监、巡视员等规制外的拿钱职位；上市公司要想进个领导还得公告一下，走个程序，但我们还有那许多没上市的国有股份公司，设几个董事、监事玩儿似的。

　　最不可理喻的是，《公务员法》的上述规定，是为了防止官员退休后把行政权力的余温掺和进企业，好吧，我们不等退休，我们在职时就把火热的手伸进企业，把我们的官员派到监管对象那里去，当董事长或总经理，比董事监事还牛。并且，这是在规制里的，是名正言顺的，是组织部官员陪着上任的。

　　我看过一位出事的官员的履历，想赚钱了去下属企业，要出事了回机关，几进几出，指东打西。如果哪天他喝酒开车被警察拦下，他定会灌上一口酒，说：“我哪里是酒后驾车？明明是酒中驾车嘛。”

　　当大家不时被火热的手拨弄，还会对余温生气吗？

　　余温哪里都有。今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6月向社会公开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到了4月14日，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经费。但马上，科技部成了孤家寡人，大家远远地看着笑。好歹，又有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跟上。6月的最后一天，国务院公布了去年中央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九十四亿七千万元。但其他部门，慎着。

　　国务院的政令被温吞吞地扛着。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劲松看不过眼，在此前后向若干中央部门发函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等信息，助国务院一臂之力。至今，李劲松共收到十三个部门回复，注意，其中有部门认为此数据不属于公开范畴。

　　官员也玩雷人。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时候早了，官员忘了。但旁人没忘，之后便不断试图教育官员，深圳吴君亮“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数百次向政府部门提交公开预算申请，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挺身公开了复旦大学图书馆2009年度公务接待费六万七千二百元，四川巴中白庙乡的干部把每个月的账目糊在墙上……

　　所有这一切，对推动政府财务公开的作用微乎其微，而推动者不仅成本巨大，且会给自己造成伤害，很不明智。但大家依然在做，为自己，为社会，也为官员。及至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公开“三公”的决定，这回却有官员公然扛着，大家为什么不生气？

　　4月下旬，广州市建委宣布拟投一亿五千万元升级改造市区光亮工程。5月9日，即将大学毕业的广州女孩区佳阳致信市建委，申请公开光亮工程的可行性报告。然而至今，她奔波近两个月没成效，每个部门都说与自己无关。

　　说无关就且无关吧。看看北京，看看全国，温吞事多了，女孩区佳阳不生气，她背后竖起了拇指的森林。

　　【选自《中青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