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背负沉重的“洋场恶少”十字架的施蛰存教授，是我大学时的老师。我就读于教育系，可中文系的施蛰存教过我们大半年《文选与习作》课。每次到文史楼上课，他踽踽而来、踽踽而去，与学生有些疏远。课堂上，他慢条斯理地讲授，略带些浙江腔的普通话，一副削瘦黝色的脸庞，似也显得沉闷。所以，留在我记忆中的施蛰存，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小老头。那是专讲“阶级立场”、惟求“突出政治”的年代；对于曾为鲁迅“论敌”的施蛰存，我们这些学生不想亲近，也不敢亲近。

　　后来，据说是为不让他“继续放毒”，便剥夺其授课资格，改由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给我们上课了。现在想来，施蛰存当时的外部压力和内心苦痛，该有多么深重！

　　我无力去弄明白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那桩文坛公案。我只就论争前后施蛰存的器量，说点浅见，以为对先师的一缕追念。

　　施蛰存的器量，首在其对鲁迅的作品有担当，有器识。1933年2月，鲁迅署名“丰之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被两家杂志拒刊，最后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是一篇悼念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两年前，这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但沪上媒体三缄其口，不敢披露这件屠杀革命作家的大黑幕。而接稿的施蛰存，甘冒风险，在书局老板张静庐的支持下，把它编入《现代》杂志该年第二卷第六期。鲁迅这篇控诉军阀罪恶的杂文，得以昭布天下。2001年施老回忆时说，编发此文的动机，“主要是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散木著《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版）

　　不仅如此，施蛰存还在同期的《现代文艺画报》上配发专版，刊出柔石的照片、手迹，并加上一张“最近之鲁迅”的照片。可以说，为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并扩大其影响，他真是两肋插刀，竭尽所能！由这件事看，施蛰存对于鲁迅杂文、当时的“革命文学”，是苦劳、功劳兼而有之的。

　　谈施蛰存的器量，又不可不谈及他与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战。其中曲直，见仁见智，这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颇为常见。以施蛰存的态度论，他从来没有把鲁迅视若仇寇。没错，他有些“闹意气”，他也曾对鲁迅“打了几拳”；但不管论战有多激烈，第一，他对鲁迅，“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第二，他又对开罪于鲁迅，存歉疚之心。如其当时所告白的，“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1956年10月，鲁迅迁葬虹口公园。施蛰存参加鲁迅之墓落成仪式，还写诗遣怀，其诗序云：“余早岁与鲁迅先生偶有龃龉，竟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各别……秉毅持刚，公或不遗于睚眦；知人论世，余岂敢徇于私曲？三复逡巡，遂怆恨而献吊去。”抛却恩恩怨怨，不胜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但遗憾归遗憾，施蛰存对鲁迅杂文的见解与批评，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他自称“固执得很”，“三十年代的有些观点与九十年代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施蛰存说：“鲁迅先生批评我，我也能批评他。”（同前引）这就逸出论争本身，上升为人的自由批评的权利问题了。批评有对错深浅，但自由批评的权利，不可剥夺。其中，也包括了错误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论谈器量，得有自由、平等的前提。否则，即与机变权术没两样。施蛰存不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尊神”膜拜，而平视鲁迅，平权争论，并批评鲁迅杂文。我想他的“固执”其实是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固守，是他执著于理性的独立精神。而拥有这样的固守与执著，才能形成海纳百川的大器量。

　　生前争讼、劳作不息的施蛰存，愿你在天堂与鲁迅再碰面的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我担忧，以这两位老先生的脾性，说不定又会凌霄起风波。

　　【原载2011年4月7日《大公

　　报· 大公园》】

　　插图 ／ 论战 ／ 德里诺·索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