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情况，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公开反对，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
黄万里先生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但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的压力下，他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
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的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人更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贾祸，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
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
严格说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就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
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科学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的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到后来，政治高压应该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設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万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意拿钱论证，拿钱消灾。
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也许，从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开始，这样的缺失就开始发生了。
【选自《360doc》】
题图 ／ 惟它歌唱 ／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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