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名臣李鸿章便是如此。李大人饱读圣贤之书，有学问，但若论起新闻来，怕是一个外行。但是，在中国，若论起看问题之尖锐深刻，外行往往要略胜内行一筹，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山”外，当一个外行，才能不被假象所惑，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当李鸿章这位连报纸都没读过几份的外行，论起新闻来，其精彩程度真的让你瞠目。前不久，我偶然在《读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1896年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文章记述了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月2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其中涉及新聞的一段谈话真是精妙绝伦。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更好地理解李大人的这段论述，我们不妨把他的谈话分解一下，看看他都讲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1、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2、西方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3、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有时只讲部分真实；4、由于不讲真话，中国的报纸没有西方的报纸发行量大；5、因为不真实，中国的报纸便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6、因为不真实，所以中国的报纸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大人的精彩论述，除了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的报纸不讲真话而西方的报纸只讲真话外，至少还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一是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真实是报纸高贵价值的体现；三是新闻是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四是报纸的发行量和新闻的真实性成正比。
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堂大人有如此发人深省的新闻理念，真让人拍案叫绝。只是让人愤恨的是，中国的编辑们糊涂至极，不愿自己的报纸实现“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不愿让自己的报纸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害怕自己的报纸一旦讲了真话，报纸的发行量会一路飙升，以至洛阳纸贵。所以“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顶多“只讲部分真实”，搞得李鸿章这位满清重臣忧心忡忡。
不过李大人也有他的不足之处，对中国刚刚起步且相当稚嫩的新闻事业，理应多多理解扶持而不是横加指责才是，尤其应该内外有别，不然，为什么面对一个西方记者，对自己国家方兴未艾的新闻事业进行全盘否定，对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而且是虚伪的新闻真实全盘肯定呢？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一贯以穷追猛打专捅人家肺管子的西方记者，为什么就没有追问一下李鸿章大人，中国的编辑们为什么不愿意讲真话？为什么不愿将事情的真相告诉读者呢？记者没有问，所以李大人也就没有说。不过，据我所知，当时在中国出现的一些报纸，也是很希望自己能够真实一些的。比如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的《申报》，其口号就是“新人新闻，真实无妄，明白易晓。”还有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其宗旨是“无党无偏”。还有一些报纸也是如此，恕不赘述。但问题是，中国的编辑们理解的真实和李鸿章大人要求的真实是有相当的距离的，难怪李大人要发脾气了。
所以，愚以为，把不愿讲真话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中国的编辑们，是有欠公允的，那位李大人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完全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新闻管理制度，比如新闻检查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等等，强令报纸只讲真话，以及“不得缓报、漏报、瞒报”等等。
【选自王重旭著《历史如此这
般》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插图 ／ 报纸与宣传 ／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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