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是民国二十四年吧，在上海商务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有过读经问题的专号，要我写文章。我干脆地说道：“时下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我也不用多讲了！”又说道，“主张读经的人，最好请他多读一点历史，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做黄巾的刀下鬼罢了！”现在，时光又过了八年，在中国已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了，而耳中还会听见这种议论。想起来，真使人有无限的感慨。
主张读经的人，虽还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不过，我想总不会是通经之士吧。倘若真是一位对于中国学问有研究成就的人，我想决不会发出这种议论来的。读经的原提案，我也沒福拜读，不知道它的内容和办法怎么样。据朋友传说，他主张要叫小学生读经，那更是太荒谬了。这种佶屈聱牙的“断烂朝报”，昔人穷毕生精力，到头发白了还不能弄通的东西，却要叫黄口小儿去读它，废时伤脑，简直是对中国下一代国民开玩笑。
在“五四”时代，有人主张把线装书丢下茅坑——这人并不是无名小卒，还是现在的党国要人呢——在我，倒是很喜欢弄弄线装书的，以为丢下茅坑太可惜了。应该拣出来放在图书馆内，让少数的专家去研究它。经，也是线装书的一部分；并且我是赞成章实斋“六经皆史”的主张，以为比较近理。那么，这一大堆史料，让专家去研究，倒还很有用处的。丢下茅坑和捧上课堂叫小学生苦读，怕是同一样不可取吧。“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三段论法，拿来奉送给现在提倡读经的先生们，我觉得是再好没有的了。
在我们中国，实在是议论太多了。譬如说，有人主张孙总理是继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不传的道统的，我终觉得这是对于总理的一种侮辱。从托古改制若存若灭荒渺无稽的古代大酋长尧舜起（李白不是说过：“尧幽囚，舜野死，九嶷绵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谁是”吗？这位大诗人，倒才实是通晓历史的呢）。以至集大成的至圣先师孔二先生止，不管他在传说里边，怎么样神圣，怎么样伟大，充其量总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人物罢了。而总理是主张推翻中国的封建社会，越过欧美的资本社会，以迎头赶上的精神来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世界的；如何可以因为他和端门受命的圣人，有些转弯抹角的关系，就想把他的铜像，抬进孔庙大成殿里去呢？倘然说，总理是中国人，吸收过传统的中国文化，所以应该作为孔二先生的信徒，那么，人类都是猴子的儿孙，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也承继着猴子的道统呢？须知总理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虽然有所吸收，但也有所扬弃，决不是无条件地食古不化盲从迷信的呀！
听说今年是礼乐年了，制礼作乐，当然是盛世的事情。说什么胜残去杀，礼乐必百年而复兴，觉得是太书生气了。不过，我们得认清楚两点：第一点，现在已是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也非例外，决不能再把过去封建时代的废铜烂铁，搬出来当作国宝用；第二点，就照封建时代至圣先师的说法吧：“礼云礼云，玉帛云尔哉？乐云乐云，钟鼓云尔哉？”这两句话倒也有绝大的真理存在着，值得我们警惕。不然，把叔孙通绵蕞朝仪的办法，应用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来，则无怪鲁诸生宁愿替重瞳效死，而不肯接受一面溺儒冠一面以太牢祭孔的泗上亭长的高官厚禄了。
【选自柳亚子著《怀旧集》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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