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梅

　　许广平在周扬的

　　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今年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新出版。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对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也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泪水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得补一大块也一样穿出来。因为衣着的随便，于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知什么时候不加检点地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地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59年，为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然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删，何者加，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曹看到“鲁迅的被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十五位知识分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影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港版）作序时如是写道。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宣传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得陷入内耗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冯雪峰为了执行任务，仍要打扰鲁迅的内心安宁。鲁迅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篇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周令飞不喜外界把鲁迅的晚年描述得过于孤独和凄苦，“我理解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是不应该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尽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原载2010年第33期《南方人

　　物周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