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敏

　　我的一位记者同行曾经说:“我亲眼目睹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现在只有自焚才能引起媒体报道的兴趣。”是的，能被新闻报道的拆迁故事，是少数最极端、最冲突的；而我父母和我家乡的人们，却是沉默的一大群。

　　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他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两袋子行李，从“黄牛”那里搞了两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去了火车站。

　　候车室里挤满了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我爸爸拣一块人缝里的空地把行李放下，在周遭的嘈杂声里扯着嗓门表达了他的“雄心”:“这次回去，如果顺利，过几天我们就可以带着四五十万块钱回来。”而我妈妈却站在一旁忧心忡忡。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一幢二十二年的老房子——卖一个价。“买主”是政府。

　　拆迁，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剥夺与给予、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各处轮番上演之后，终于到了我的家乡，苏南一个只有二十多户的小村庄。

　　“能拖就拖呗”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能拖就拖呗，拖得越晚补得会越多的。”我妈妈说。

　　这是她听来的经验。拖着不肯签字，几乎是农民们惟一可用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反正不先签，要签也要等村里其他人家签得差不多了再回去。”这是老两口商议过多少回之后的对策，“我们不急，他们（指政府）才急。”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爸爸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闷闷地说：“看来情况不乐观。”

　　原来前一天夜里，一帮“打手”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逼问：“签不签字？”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爸妈从睡梦里被电话惊醒。我爸爸一边帮堂叔想对策，一边觉得自己呼吸急促得气都喘不上来，而我向来胆小的妈妈在一旁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咚”止不住地狂跳。接完电话后俩人面面相觑，脸色煞白，说不出话。那一晚，我妈妈再也没有睡着。

　　“攒个两百块养老防荒年”

　　我们村里如今面临拆迁的，大多是那些建于1980~1990年代的两层半或三层的小楼。

　　在房子刚建好那阵儿，我爸妈曾经盘算过未来。我妈妈一项一项列算了各项开支和收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咱们再攒个两百块，就能防一防荒年，养养老。”

　　“嗯。”我爸爸也志得意满地说，“明年还会有进账呢。”

　　这是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听到他俩躺在被窝里的对话。那时我心中莫名充溢起一股安定富足生活散发出的甜香。

　　“公家”来了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比如我爸妈。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其实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爸妈愣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而我妈妈却反驳说：“那有什么办法，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

　　其实村里人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

　　当不久前各家的耕地被统一征收之后，拆迁的消息变得确凿时，好几个邻居叔伯都打电话来北京“报喜”，奔走相告。隔壁的邻居还给我爸爸发来一条短信：“在大都市生活很精彩吧？我们终于不用再种田了！哈哈哈……”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视作命根的土地，就这样变得轻贱了，像鸡肋。他们只有耕种的义务和权利，却无法享受更多的价值。他们都不能像祖辈那样，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更别提直接变卖给开发商，或自己盖上房子去售卖了。

　　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机会，只有等着“公家”来征收，听凭“公家”拿去卖个高价，从中抽走大头。

　　现在“公家”来了。

　　“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

　　从稍早一批拆迁的其他村民那里，我爸爸托人探听到，房屋各项补偿零零总总算下来，能折合到每平方米一千两百元左右。

　　于是他不知来来回回跟我算了多少遍的账：我家老房子总共五百多平方米，能补六十多万，刨去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和一套八十平方米的安置房，手头还能富余二三十万。每次算完，他就呵呵笑着说：“够我们老夫妻养老啦，不用再当你们的累赘啦。”

　　结果等到拆迁告示发下来，我爸妈有点傻眼了。按照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标准，我家只能补偿二十多万；为了鼓励人们当月25日之前签字走人，告示上列了政府开出的奖励，哪家迁得早，得的奖励就多。即使算上最高等的奖励，也就是说最配合政府工作，马上签字搬走，也只不过再多得十多万。

　　我妈妈叫道：“怎么连付安置房的钱都不够啦，还要倒贴？！”

　　我爸爸也嚷了起来，“这肯定是胡来，没按照政府的拆迁文件办”，“回去谈得拢还好，把我逼急了的话就去告他们违规！”这个老党员气哼哼地说。

　　可是当我从网上找来所谓的拆迁安置文件，细细看下来，发现按照这份几年前制定的文件，我家房子“价值”更少，也就十多万吧。

　　当我把账算完，我爸爸的脸色一下子惨然，半晌说不出话，只在那儿摇头叹气。

　　从那时起，爸妈开始不安了。我妈妈还是会说：“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但明显没有底气了。

　　其实在我爸妈决定回家谈判时，就已经调低了心理预期，从原来的六十多万，调成了四十多万。“差不多就行了。”我妈自我安慰般地说，“哪里能弄得过政府呢？”

　　没用上的“筹码”

　　其实我爸妈是带着一点“筹码”回去的。

　　我爸爸渐渐意识到，拖延——这个他们原先惟一拥有的谈判手段看来是不堪一击的。他想到了我的录音笔。我帮他将录音笔连上电话，教他怎么使用这种他此前碰都没碰过的数码玩意儿。然后在接听拆迁办工作人员电话的时候，他就摁下录音按钮。

　　他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不能让他们在电话中“骗”回去了，得留下凭证。但是在他第二次使用的时候，竟有了意外收获。

　　那位工作人员在游说的过程中，提到他们派人殴打那位村民的事情。“该打！”工作人员义正辞严地说，“他自己不签也就算了，还去动员别人也不要签，做反动工作！”此外，还有更加“雷人”的话语，不便公开发表。

　　我爸爸如获至宝，要我一定好好保存这段录音。他盘算着，回去谈判，真到万不得已，就将这段录音放给对方听。我教他：“告诉他们，别太过分，否则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去。”“好，发到网上！”我爸爸兴奋地说。其实他还没搞明白网是个什么东西。

　　在他们上火车之前，我不得不将我作为一名记者暗访的技巧传授给我爸爸，教他如何将录音笔不露声色地藏在包里并让它偷偷运转。

　　就这样，他们挤上了南归的火车。第二天一下火车到家，就置了一桌酒席，备了两条烟，请拆迁办的人边吃边谈。

　　这段录音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在酒桌上乡村熟人式的和谐中，在对方爽快给出的一个价位之上，我妈妈只扮了一次“黑脸”，犟了一犟，在增价五万元之后，老两口就鸣金收兵了。

　　第二天，他们轻松地跟我报告说，已谈下补偿款四十多万。正是他们的心理价位。虽然老两口算了算，拿这四十多万支付掉两套安置房的钱和装修费用，就几乎不剩多少，但比起先前到底涨了十多万，算是满意了。

　　其实如果他们当场放出那段录音，我相信能要得更多。但我爸妈坚决放弃了，因为不想害那位工作人员就此砸了饭碗，这样“不厚道”。

　　“人不要太贪心。”我妈妈说，“人家也不容易。”为此我爸爸还在电话里嘱咐我：“把保存的录音删了吧。 ”

　　别了，土地

　　村里人基本上各自在签完字的第二天就忙着搬家了。他们把先人的遗照从墙上摘下来，把家什拉走，然后各奔东西。

　　人们好像很少留恋这个村庄了。这些做了几十年邻居、妯娌、兄弟的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积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恩怨、矛盾、是非和闲言碎语；拆迁到来的时候，为了争夺父母的补偿，有些人家兄弟反目，姐妹揪打。“其实人人心里都盼着赶紧散了吧。”这是我妈妈的观察。

　　几天时间，村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爸爸后来再看当时拍下的废墟照片都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了。瓦砾覆盖了我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就像大地震过后一样。”我爸爸说。

　　村子的搬迁是如此彻底，就连我那个最初来这里扎根繁衍的曾曾祖父，也在搬迁之列。人们把他的骨灰放进镇上的陵园里，在那些数不清的一格一格的牌位间里，占据上一格，永远地告别了土地。

　　他和我的曾曾祖母曾经紧挨着村边那条河流安息，现在那里将会被围起来，成为一个公园。我们的村子身下，则筑起一条宽阔的道路。用不了多久，不远处那条从千里之外绵延而来的高速铁路上，就会有列车像风一般地呼啸而过。

　　【原载2010年第21期《视野》】

　　题图 ／ 挥别 ／ 赛凯特·亚拉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