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海

　　咱们有“乱世出英雄”的说法。这说法也确实不错。每当乱世的时候,常常是如苏轼所说的“一时多少豪杰”。秦末天下大乱,涌现出了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韩信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东汉末年天下再次大乱,涌现出了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等一大批英雄人物,演出了一部精彩的《三国演义》;隋朝末年又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中原,演出了一部威武雄壮的《隋唐演义》;元末天下大乱,苦和尚朱元璋才得以横空出世;明末天下大乱,李自成把个明朝搅得周天寒彻,袁崇焕也才能在抗清斗争中大露峥嵘;清末天下再次大乱,孙中山、蒋介石以及“北洋军阀”的一大批豪杰把中国闹了个天翻地覆,毛泽东则成了最后的大赢家。看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几乎都出现在乱世。就是曾国藩、李鸿章,要是没有太平天国把清朝闹乱,他们恐怕也不会赢得后来的名望。“草莽间自有英雄在”,但常常只有天下大乱,这些英雄才能崭露头角。天下不乱,他们很可能就会一辈子“老死牖下”或老死田间。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盛世反而出不了英雄呢?不。盛世更能出英雄,也更应出英雄。但由于我们传统理解的英雄都是指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英雄,认为他们才当得起英雄的称号,其他方面的杰出人物、成功人物都算不得英雄,所以盛世的英雄反而被忽视了。天下太平,没有战事,即便有军事英雄,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显不出英雄本色来。天下太平,人家皇帝稳稳当当地坐在龙庭里,牢牢地控制着局势,谁就是再有政治才干,人家不用你,也会把你的才干憋死。你要不老实待着,还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越是天下太平,越难有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大英雄。间或有,也是他运气好,碰上了开明的君主。

　　但这并不等于天下太平就没有英雄,就出不了英雄,更不等于盛世没有英雄,出不了英雄。只是这时候的英雄通常表现出另外的本色罢了。

　　唐代是公认的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无论是初唐、中唐还是晚唐,都涌现出了车载斗量的杰出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但是唐朝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他们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伟大诗人并肩都毫不逊色。他们其实也是大英豪、大英雄。而他们能够出现在唐朝,诗歌能在唐朝得到空前的繁荣和昌盛,被称为诗歌的黄金时代,正是唐朝这个盛世结出的硕果。那是我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言论上最宽松、最宽容的一个时代,文人基本上可以放开思想、放开手脚去写自己想写和愿意写的,即便如李白写了“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不与权贵、不与时代合作的诗句,也没人批判他,更没有把他打成“右派”之类。即便如杜甫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句子,甚至把批评的矛头直指在华清池与杨贵妃寻欢作乐的唐明皇,也没人指责他恶毒攻击现实、恶毒攻击伟大君主,把他打成什么“分子”。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的许多篇章直接批评朝廷的政策(如宫市),也没谁封住他的嘴巴,取消他的写作权。正是这种宽松、宽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造就了唐诗的繁荣,造就了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一大批诗歌英雄。

　　在咱们中国的大朝代中,宋朝可能算是最衰弱的一个朝代了。但这是从军事力量上说的,从经济力量上说,宋朝并不衰弱。《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反映了北宋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文化的发达,宋朝也并不亚于唐朝,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文学新形式——词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以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为代表的一大批伟大的词人(实际也是诗人)英雄。这也是因为宋朝延续了唐朝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宽松和宽容,甚至比唐朝还宽松和宽容。宋神宗赵顼重用王安石变法,苏轼写诗批评、嘲笑变法,也不过只是被贬到外地做官,并没有被取消写作权。陆游、辛弃疾都以诗批评过南宋朝廷的“和戎”政策,朝廷也没有给他定一个“诽谤朝廷罪”;李清照前期的作品大都是儿女情长的“靡靡之音”,也不见道德家对她的严厉道德审判。正是这种宽松、宽容成全了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一大批文人英雄。所以两宋在军事的国力上并不强盛,但在经济的、特别是文化的国力上一点也不衰弱。历来不把两宋评为盛世,是缘于评价的标准。当把是否能够称霸、是否能使“四夷来朝”、皇权是否“家天下”、国家是否“大一统”作为标准的时候,宋朝自然算不得盛世了。但如果从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出发、从当时社会的宽松环境出发,说宋朝是盛世其实也并不过分。宋词的繁荣和发达就是这盛世的一个标签,也是宋朝的光荣。至少,笔者宁肯生活在宋朝,也不愿生活在江山一统的秦朝,不愿生活在被许多人称为盛世、但也是“文字狱”盛世的清朝康乾时代。

　　乱世常常出“武”英雄,盛世常常出“文”英雄。当不是乱世,却出不了英雄、或者没有几个像样的英雄,那基本可以断定,这世道绝非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