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学贯中西的钱钟书老人曾说过:“谁再提‘中西文化比较,我就要拿出我的刀子了”,而这时他的夫人递给了他一支笔。作者周作人是如何下笔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文章之所想所感却也似一把“通杀”的刀子,为热衷于争来争去的“国粹”与“欧化”的狂热者提了个醒。
国人忧“国粹”与“欧化”之冲突,以为“欧化”盛则“国粹”亡,反之亦然。其实中西文化本就没有孰优孰劣,片面强调与鼓吹任何一方都是不合适的。说白了,这两种人都陷入了“模仿”的迷思。认为“保守国粹在于模仿古人”的好古者们,并无法“得其神髓”;对待西方文化,也不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
众所周知,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强调肯定人性、以人道主义为本。这些均源自其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同样的,在对待“国粹”与“欧化”的问题上,作者也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模仿”的强烈反对,因为模仿与依附是一种底气不足,或者称之为奴性;一方面,他也肯定了“影响”的必要性,希望“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可能地“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作为一个有文化包容传统的民族,我们应该怀抱平和与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各种文化,放弃某些褊狭的做法,今天更应如此。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绝不是照搬它们的模式就会成功;同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也绝对不是依靠诸如“让京剧强行进入课堂”这样的畸形保护来实现的。
相对于鲁迅的“横眉冷对”,周作人的笔锋更加平静与温和。读他的杂文,没有任何夸张的修辞、刻意的雕饰,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没有悲痛哀伤的呻吟,文中所展现的就像是作者与自己的对话。这种从容,无形中也使得文章的说服力更强。他的平淡,更像是一种匠心独运,巧妙得不露痕迹,这种“不激烈”加上清澈的智理、文词气味的雅致,从而使文章渐进自然,又仿佛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他胸襟的通达。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39年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从事翻译工作。
插图 / 博弈 / 邝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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