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 亭

　　“文章千古事”——这与其说是文人对自身的要求,弗若说是文人的一个理想;与其说是文人的理想,弗若说是文人对自身的看法;与其说是文人对自身的看法,弗若说是文人希望社会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以纪大学士的遭遇为例来说明。

　　乾隆年间,江浙学政尹会一上书说,鉴于皇帝游畋,闹得“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劝谏皇上尽量减少南巡的次数。纪晓岚出于职责,也向皇帝禀明了江南财力的真实情况。孰料招来了这位一代圣主的大骂:“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名臣向明君直言进谏,本是千古佳话,却闹出这么个结果,谁见了都得目瞪口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乾隆把大才子当娼妓优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纪昀,乾隆年间的进士,做过兵部侍郎(管军队)、左副都御史(搞纪检监察)、礼部尚书(管教育和外交)、协办大学士(什么都管),又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该生有两大特点:一是根正苗红,二是位高望众。其人可谓文坛泰斗、政界巨星,相当于现在的高考状元、教育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诺贝尔奖得主。生前就是位传奇性人物,史载其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世称文达公。——可就这么个主儿,竟然也只不过是个——倡优。

　　其实吾辈文人,大可不必对此愤愤不平。皇帝将文人以倡优待之,那是自古皆然、从来如此。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匹夫有责”,那是文人们自己的说法,人家当家的可从未这么说,自然更从未这么认为、这么做。就说光芒万丈的李太白吧,煌煌巨著的一部《资治通鉴》,压根就没给这位诗仙留下哪怕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别忘了,该书还是出自于另一位著名文人之手呢。

　　到了“文革”期间,“臭老九”三个字就是最好的说明。很多人至今思之,犹是义愤填膺,说那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地位最低最坏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至少,这“地位”充其量只是位置的后移,而并非性质的变化吧?芳官说了:“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儿呢?”马克思主义者讲究的是量变质变,质没有变,那事就没有变。犯不着为没有变的事伤心,是吧?

　　我们再来看历史上的记载:

　　“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资治通鉴》)

　　那意思是说:一帮混得很牛的小资、大资,一夜之间被干掉了大半,居然不管是在朝在野在市,大家对他们的惊天遭遇都无所谓。真是混得那叫一个“差”字了得!

　　谈古还要论今,历史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那么今日之社会——即以商界为例吧,企业界的老总、老板,请了个文人或艺人来,也就是给领导捧捧场、逗逗乐子、解解闷的。黛玉妹妹那么雅致孤高的主儿,不也无限感慨地对怜香惜玉的宝哥哥说:“我成了给爷们解闷的了!”

　　做文章与做文人,表面上是一体之两面,其乐融融地和洽,实则二者乃十足之二律背反。试看迅老所言:

　　“(《红楼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若曹公在生前即公布其文稿,以上各门各派,恐怕都是要发表高论,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那芹公不早被口水淹没,结果只能是或改其文、或变其志——总之,肯定是没有《石头记》,一地鸡毛之下,就只剩下一本《砖头记》了!

　　【选自《网易·博客》本刊有删

　　节】

　　题图 / 看世界 / 罗西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