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本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按说在今天,“世袭”的痕迹只能在旧籍或古墓中去寻找,不应再有什么影响力。然而请看这首民谣:“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鍋。”它讽刺的正是当今官场上的“世袭”与“裙带”现象。如同一些官员往往先验地将这类民谣指称为偏激一样,起初我也半信半疑。

　　然而,这一民谣所描述的社会现实不仅广泛存在而且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力。安徽省阜阳市颖泉区“白宫书记”张治安发迹之前,与其父“颖上教父”张家顺在谢桥镇党委书记的交椅上,次第任职,相互世袭;辽宁省本溪市“双推双考”四名团干,其中三名是该市现任领导之子女,于是就有了“朝为常委郎,暮登常委堂”的网上评语;虽然本溪这一丑闻在质疑声中被迫中止,却又在异地粉墨登场:河南固始县选拔十二名乡长,内中竟然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以致固始县变成了“故事县”……正因为各地官员不绝如缕的“创新举措”,在中国的媒体上又诞生了一个新词语——“官二代”。

　　古代中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先秦时期就实行世卿世禄制度,上至天子、封君,下至公卿、大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代代相袭。魏晋以后,世袭又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前者的意思是世袭次数无限,而且承袭者可以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后者的意思是世袭次数有限,承袭者只能承袭比被承袭者低一级的爵位。作为封建世袭制度的文学表达,《红楼梦》中荣国公与宁国公的不肖子孙们,贾赦的“一等将军”、贾珍的“三品爵威烈将军”,都是世袭而来的。

　　封建社会之所以实行世袭制,是其权力的性质决定的。有句古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当时的“天下”并不属于人民群众,而是封建皇帝的“家天下”,虽然这些政权也有刘汉、李唐、赵宋等等区别,但却从未改变过其“一姓之江山”的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家国”与“国家”的说法,“家国”是“国家”的滥觞,“国家”是“家国”的变异。自封为“天子”的皇帝当然希望自“始皇”起,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地“袭”下去,就是公卿、大臣作为皇帝家业的管家与护院,为使其安心地做好家政管理,皇帝也允许他们如法炮制。权力的私相授受和待遇的世代相袭,必然导致政治与官场的腐败与衰微,而这正是历代王朝往往陷入始盛终衰的“政治周期律”的原因之一。

　　人类总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前进的。“二战”后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大半个地球,一些国家即使保留了君主制,也只剩下牌位与形式。政治文明的进步,使得“私权力”变为“公权力”,政权既不是李唐、赵宋的家产,也再不是太祖、太宗的私器。既然已经成为“公权力”,那么,权力就不再是封建官吏的囊中物可以私相授予,权力的执行者也必须由社会公众来选择。

　　然而,历史长河并非总是奔腾澎湃,一泻千里,总会有一些漩涡、逆流或沉滓泛起。“冷战”结束之前,世界上不是仍有少数政体奉行“夫妻店”、“兄弟帮”以及虽然标榜“共和”实则父子相袭的游戏规则么?外国的事情不去说,在当代中国,反映世袭观念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学说,在“文革”之初不也甚嚣尘上么?不是总有一些“自己的后代总不会背叛父辈事业”的社会传闻么?在共和国的蓝天下,遇罗克因为批评带有封建世袭性质的“出身决定论”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由此可见,清除封建世袭意识、确立公众授权观念,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发生在安徽、辽宁、河南等地以“世袭”为特征的政治丑闻,不仅向公众展示了“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揭示出,封建主义的余毒在今日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别看一些人西装革履,轿车手机,其思想深处仍然是头戴乌纱、腰缠玉带的阴暗灵魂。如果将这些问题只归咎于某些个人的党性或操守,只能是头疼医脚。这些现象再次说明,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旧体制的复制、旧制度的世袭。正是这种“世袭的世袭”,才是当今社会偏离政治文明的怪事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选自《凤凰博报》】

　　题图 / 子承父贵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