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褚

　　6月2日，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表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一千零二十万名，本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八百三十四万人，而高考报名考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七百五十万。这意味着有八十四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了参加今年的高考。

　　两种弃考

　　重庆教育界已经是第二次因为高中生弃考而备受关注。第一次是今年3月，重庆一家本地媒体报道了“重庆万名高中生放弃高考”，这一新闻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将目光聚焦在城乡收入差距大、大学收费高、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上，认为正是这些因素阻止了弃考者(主要是农村学生)进人大学的脚步。

　　6月12日，《重庆晨报》的一则报道称，“重庆一班级二十九人均被美国高校录取，集体放弃高考”，则再一次引起人们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一方面是农村孩子无法享受大学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城里孩子放着大学不上。

　　对此，重庆市招生办人员对记者表示：“我们从来不就这种问题进行讨论，如果要说弃考，这是普遍现象，湖南今年就有两万多人。”

　　《重庆晨报》报道的集体放弃高考的是巴蜀中学的—个班，该班班主任余盈对记者表示，留学生增多在巴蜀中学是大趋势，很多孩子从高一就开始为留学做准备，高二成为交换生去美国读书，为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做准备。

　　重庆中美学校——重庆另一出国留学“大户”——副校长黄启慧向记者介绍说，该校已于2007年引进全球预科课程(GAC)和美国高考(ACT)，入学学生和出国人数连年增长，出国学生在中国高考之前就都已经拿到美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据估计，目前重庆每年高中毕业出国读书的学生人数可能接近千人。

　　但在八十四万弃考高中生中，这部分人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刘越自己看来，他属于另外一类弃考者。

　　他身体健壮，皮肤黝黑，沉默寡言，你难以看出他只是个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十九岁少年，而他在重庆八桥镇一家装修公司已经上班三个多月了。

　　刘越就是媒体所说的“弃考者”之一，但是他不明白人们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对“教育公平”的悲情，在他看来他不参加高考太正常了。

　　刘越来自重庆永川区红炉镇的农村，就读于永川的重庆文理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拥有近四千名学生的大学校，在同类的学校中，也算是一所教学质量不错的中学，最近几年的高考上线率都在85％左右，不过绝大多数学生都考入专科学校。在高二的时候，刘越的成绩已经稳定在年级的倒数几十名，这意味着考上专科的希望也已经不大。

　　刘越当初上高中也是为了考大学，不过高二以后他就把拿个高中毕业证作为惟一的目标了。

　　2002年，他的一个表姐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考公务员无果以后，就去了长沙打工。这件事情以后，刘越觉得他的父亲对他考大学的兴趣变得小了很多。

　　刘越的表姐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刘越回忆起来，表姐考上大学的事情家里人几乎谈论了一个暑假。此后几年里，父亲也常常把表姐作为刘越的榜样。表姐的经历却让家里人对于读大学的意义有了别样的理解：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花掉父母一生的积蓄，四年之后——除非你读的是清华北大，否则你就必须在南下打工之前，和另外五百个大学毕业生一起竞争一个公务员名额。

　　刘越把放弃高考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问他：“考得上你姐的学校吗?”表姐的学校是一所本科学校，刘越的同学中也就四分之一能考上这所学校。“考不上。”他回答。“那你不读就不读吧，随便你。”父亲最后说道。

　　于是刘越就成为他们班放弃高考的四个学生之一。

　　渐行渐远的大学

　　永川区双石中学校长李震很难理解外界对农村高中生放弃高考的好奇，“反复炒作弃考这个事情，你们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他在电话里问。

　　双石中学是一所建在永川郊区的高中，有师生两千余人，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孩子基本各占一半。关于今年不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李震坦言学校并没有统计，但估计十几二十个还是有的。但他说，在双石中学，这一数字不是在增多，而是在减少，“以前学生人口高峰期的时候，不参加高考的学生还要更多”。

　　李震从事中学教育已经二十多年，他认为近年来大学里农村学生减少的说法并不确切。他认为，以前农村的孩子高中入学率比现在低得多，他们的首选一般是中等专科学校或者师范学校。从1993年到2005年这十多年，才是农村高中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1999年以后。一方面是中专毕业时工作越来越难找，一方面是大学扩招向更多人敞开了大门，于是永川曾一度有过十三所农村高中。而现在，留下来的不超过五所。

　　显然，那个时候的“弃考”学生比现在更多，“自己知道考不上的就会放弃高考，这并不奇怪，弃考人数多，说明读高中的学生也多。”李震说。当时各个高中之间的升学率竞争也非常激烈，有些学校会动员成绩落后的学生不参加高考，这样可以拉高上线率。

　　李震认为，弃考不能说明什么，真正的问题是，随着就业困难加剧，大学生里面农村学生的比例可能真的会降到新的低点。

　　“现在很多专科学校的地位其实也和那些职业技术学校差不多了，往往职业技术学校收费更低，而且介绍工作，所以专科学校受冲击最大。”李震总结。

　　“包分配”至今仍是不少农村人对大学的理解，分配制度的结束和就业神话的破灭，让不少家长开始质疑“大学”、“高考”在新时代的就业含金量。“你看看以前广告里怎么说的，思远、双恩这些职业培训学校都自称比读普通大学要好，其实也未必没有一点道理，读职校至少可以学一项技术。”一位重庆文理学院附属中学的班主任如此表示。

　　据教育部资料显示，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高，达到六百一十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历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显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大。

　　中国社会调查所最近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抽取一千位应届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到目前为止应届生整体就业率为35.6％。

　　李震预言，农村高中的危机也正在加速到来。他发现，由于城镇高中扩招，大量学生流入城区普高，在中招录取时，农村高中只能捡他们录取后剩下的五六类生源。这些学生基础差，经常无法适应高中课程的学习，这成为很多农村高中在扩招以后迅速“红起来”又迅速黯淡下去，甚至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而一些农村普高不再招收高中新生，改为与当地的乡镇初中合校，重点办好初中，有的已经被撤，与城内高中合并。大部分高中学生已经被集中在县城所在地的“优质高中”学校，以致有的城里高中在校生数已经达到五六千人甚至更多，而一所所农村高中却在悄然消失。

　　“当农村子弟不再选择大学，高中可能也会离他们越来越远，这是我从2007年开始的忧思”，李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