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默

　　北京奥运，精彩赛事不断。观览赛况之际，偶得一则赛场之外故事，不禁于赛事与故事间，生发些许联想。

　　故事是：某地法院受理一“普通民事纠纷”，原告乃所谓 “无名”小民，被告则为当地“知名”企业家，因为“知名”，还被选来参政议政，当了政协委员。那“无名”者认为权益受了“知名”者的侵害，因而想讨说法，请教律师后，以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明了”，自恃有事实和法律撑腰，便无“弱势”之虞，也不怯于被告的“知名”，大胆提起诉讼。案子开审之后，岂料风云突变，那位“知名”者陡然亮出原不为人知晓的“行风监督员”头衔，且于庭上庭下、案内案外，“尽职”地行使其“监督”之权，不仅令那“无名”者“瞠目”，也让法官大人“结舌”。一番“监督”之后，“普通”的纠纷变得“不普通”了，“明了”的案情复又“不明了”了，以致引出不小的争议。这当然只是故事的梗概。

　　庭上故事，与奥运赛事，看似无关，实则不然。细加品析，法庭诉讼，与奥运竞赛，不乏相通相似之处。记得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对“法庭”一词曾有精妙解读：“法庭”意指宣告正义的神圣场域，一旦踏入，世俗等级即被取消，法官则戴上假发，披上法袍，超越了“日常生活”。在“法庭”里，原被告平等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人类正义理想的胜利。奥运赛场同样是一个“神圣”的场域，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每当奥运召开之际，人们便停止征战，来到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前，在神圣的赛场上，由祭司们出任仲裁，宣誓平等竞争、公平竞赛，竞争的结果，则是人类体育精神的胜利。平等和公正，实是两者共通之要义。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两千余载而不衰，现代奥运之所以受到全球民众的欢迎和热爱，除了精彩赛事所呈现出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运动之美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它深刻展现了人类在对人性局限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于自我超越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以及由此创造出的奥林匹克的规则之治和制度之美。可以说，奥运精神原本就蕴涵着深刻的法治内涵，奥运之美也蕴涵着法治之美。

　　反观“故事”。无论是“无名”原告，还是“知名”被告，进入法庭，即为地位和力量均平等的双方，为维护各自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进行公平的竞技，而由超越于“利害”之外的法官居间裁断。如此，则正义将在正当程序和规则的保障下得以实现。不如此—— 譬如“知名”的被告不仅仅是诉讼的双方之一，进而成为法庭的“监督员”，成為评判法官的法官，在私权的竞技场悍然挥舞起权力的大棒，则两者平衡必然被打破，无此依仗的另一方必然陷入不利，居间的法官也将尴尬地被“利害”之网所羁绊，失衡的诉讼不仅不能保障正义的实现，而且在破坏程序正义的同时难免制造不正义。这或许是“故事”所以引起争议的缘由。而问题的关键，或许还不在于某人对于“行风监督员”权力的滥用，更在于有必要细心地审视“行风监督员”制度是否存在给人以滥用的机会。

　　“行风监督”是一种社会监督，其立意之良善毋庸置疑。但良善的意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良善的制度。故事中的争议，暴露出作为一种制度的“行风监督”，在良善的意愿之下，恰恰尚缺乏审慎周致的制度考量：司法民主理念下的社会监督机制，如何与审判独立理念下的诉讼法律制度相契合？试想：依照诉讼法规定，案件只有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才能被受理，而当一方依法向管辖法院起诉之后，另一方恰为受案法院所聘之 “行风监督员”，该另一方与受案法院及其所有法官，实际上形成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必然使正常状态下的诉讼法律关系遭到扭曲。这种扭曲，如何预防？如何避免？为保障公正审判，法律规定了回避制度。请问：“行风监督员”作为一方当事人，他与被监督的法院与法官，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能否援引诉讼法上的回避制度，申请审案法官个人乃至整个受案法院的回避？若然，则依法启动的诉讼将陷于瘫痪；若不然，则法律关系扭曲混乱的诉讼必遭不公的质疑。良善的意愿，显然不能免除制度疏漏造成的弊端。

　　旅美作家林达写过一本著名的书 ——《总统是靠不住的》，林达实际上要说的是：人是靠不住的，不论是总统，还是“行风监督员”。我还想补充说，不独人是靠不住的，出自于人的主观意愿的良善，同样靠不住。靠得住的，惟有制度的健全和对人性弱点的慎察。

　　公平的竞技依赖制度的保障，正义的诉讼更需要完善的制度作保证。这是奥运赛事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场外的故事给我们的警示。

　　【原载2008年9月2日《上海法治报·法治随笔》】

　　插图 ／ 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