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邵龙

　　1977年，我高中毕业，那年刚恢复高考。我因几分之差落榜，心情很是不好。虽说落榜，在我们大队周围十多里的地方，我的考分最高。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找到了我们家。父亲看有干部登门，吩咐妈妈“杀鸡、杀鸡”。鸡在乡下是招待贵客的上等好菜。听说是让自己的儿子到大队做代课老师，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行、行、行”一下答应了下来。一向不胜酒力的父亲那天喝了不少的酒。

　　父亲是“右倾”下放到队上的。队上看他体弱乏力，但是识字，就让他做记工员，这在当时也算是个美差。虽说读书在当时没什么用处，父亲还是在我没事的时候呵斥我“看书去”。他也偶尔写几首旧体诗给我看，这在队上我算是唯一的半个读者，因为他写的旧体诗我多半读不懂。那年月，他乡异地，父亲一定是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有人找上门来给他的儿子安排工作，他自是高兴。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虽说这些代表多半不识字，他也时常会做一些“管理”的事情。过去少先队员叫“红小兵”。每年“六一”的时候，加入红小兵的孩子都穿得整整齐齐，带着红领巾站在操场上，惹人惊羡。操场周围也有不少村上的农民，他们的指日又会成为乡民们田间地头这两日谈论的话题。妈妈不吱声。因为每年“六一”的时候，校长要把加入红小兵的名单读给贫下中农代表听。这个代表知道谁家的成份。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一直没能成为一名红小兵的。

　　学生们都盼着“六一”的到来。这一天，学校会利用勤工俭学的钱给学生们买几块糖果发给学生。我和村上一些地主家的孩子分的糖果只能是一块，有的个小的孩子就连一块也会被“贫下中农”的孩子抢去。

　　我教的是小学五年级的数学，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告别了白卷张铁生年代，恢复了高考，就连地主和富农家的孩子也一样享有上学的权利，乡民们在孩子们的读书中看到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双芽子花蔫了，山里红满山满野的泛青，“六一”渐近，孩子们显得很是兴奋。校长找到我，商量着该怎么过“六一”节。

　　那是个知识和物资一样匮缺的年头。学校没有经费，班级也没有班费，就是给孩子买几块糖果的钱也没有。望着孩子们渴求的眼睛，我相信我的体会要比其他的老师深得多。我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好好过一次“六一”节。为孩子，也为自己。

　　五月份的工资刚发，是26块钱，这在当时也是笔不小的收入。我决定自己花钱为孩子们做红领巾。

　　我到大队借了辆自行车，到四十多里外的县城买来了红布。我不会制版，只能一条一条的裁，由于计算不准，有了不少的布头，哪里舍得扔掉，我就再用缝纫机拼。母亲看我的手叫剪把磨出了血，就用布将剪柄包起来。她看我白天里忙去上课，晚上还要伏在缝纫机上做红领巾，就放下手上的活，帮我一起做。我妈妈是裁缝。不到两天的功夫，二百多条红领巾就做出来了。

　　“六一”一大早，全村人都听到有早起的学生到学校把铃敲个清脆脆的响，像鞭炮似的连着。杨槐树棒上面的旗也升起来了，在山里分外的夺目。不到七点，学生们都齐聚到了操场上，当我把一大抱红领巾抱出来的时候，学生们的目光一下子齐唰唰投向了我。兴奋，激动，眼前是一团红、一片红，漫山遍野的阳光，把“六一”装扮得光彩照人。

　　[原载2007年6月1日《中国审计报·社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