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在法庭受审，十分配合检察机关工作，对所有指控一路“没有异议”，在最后陈述中，他说：“我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并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参加旁听的一位法学教授说，在安徽工作时，王昭耀经常是某一方面工作的典型，即使成了阶下囚，也忘不了争当典型。这是12月1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报道中讲的。

　　报道中提及另外两名贪官，一个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他因为受贿五百一十七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四百八十多万元，被扣押财产一千零八十五万元，因拒不认罪，被判死刑。这是为了与王昭耀作对比的，王怀忠显然是“拒不认罪的典型”。

　　报道中还提到的一名贪官是刘俊卿，受賄一千七百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千八百八十万元，被扣押财产四千多万元。因为官小一些(刘俊卿是原双轮集团董事长、亳州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刘俊卿在“贪官名气榜”上排名不怎么样，但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上，已经比王昭耀先行了一步，正是他把王昭耀检举了出来。

　　每当看到这种一人而贪占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案子，我总是感叹相应地区的人民不知哪辈子作了孽，以致非得来供养成窝成群的混蛋不可。当然，这样的案子在不少地方都不缺，就表明不少地方的人民上辈子都作了孽。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很要不得。但恕我直言，看到腐败官员杀头都吓不住，像韭菜一样充满必然性地割不完，我对那种建立在“杀吓模式”上的反腐还真的不能信心满满。

　　我曾经很不理解何以会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我母亲打理家务，每天总要讲讲买哪个菜花了几块几，一角两角都清楚得很，听得我有时都不耐烦。我算不清几块几毛的账，但成百上千的款项．总还是有个大概。几百万几千万的钱都说不清来源，怎么可能呢?现在看来，确实是可能的，像王昭耀、刘俊卿，都面临杀头，要做“从宽处理的典型”了，还有那么大的款项说不清楚来源，这可能就不是故意隐瞒什么事情，而是真的记不清。

　　但越是这样，就越让人寒心，有人在为一个月三五百块的工钱不能到手而妨害治安搞“跳楼秀”，有人在为每个月两三百块钱低保费怎样度日殚精竭虑，有人为“穷得只剩下钱”而忧愁，还有人苦恼于被捉起来了以后几百万的钱记不起来源。生活境况的错落性，我们算不算一个典型?

　　有人以比尔·盖茨的财富计算，说一美元掉在地上，他不会捡起来，因为他在与弯腰捡钱同样时间內的收益大于一美元。其实要论效益，王昭耀当官的效益就远比比尔·盖茨高。王昭耀说，安排谁当官，也就是动动嘴的事。动动嘴，时间不比弯腰捡钱多，收益却高得很，向王昭耀行贿的人中间，有三十个是为了买官，平均下来每人花了十多万元。当官也可以是一种创造财富的途径，过去人们大批“读书做官论”、“当官发财论”。现在，“当官发财”不是一种论点(甚至不允许成为一种论点)，事实却已经形成，这样的时代算不算各时代中的一个“典型”?

　　我想，论“争做典型”，当今世界上肯定有一些国家的人会把我们视为一种典型，那就是“可怜可悯的典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哪个国家的人特别不幸，要遭受残酷的压榨，吃永远不可能把肚子搞饱的政策的苦头，从而一方面觉得那国家的人民深为可哀，另一方面又把那国家的人民视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典型”。同理。这世界上必定也有一些人会因为我们的贪官既多又大，就把我们当做同样的典型。

　　这些生活在另外世界的人大概以为，这种情况在一群有了不幸就肯争能争的人那里必然不能形成。这当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因为事实很清楚，有些人来到我们这里，也很懂规矩地办事，并没有生出什么事端。这至少表明我们在世界上是“同化能力强的典型”。

　　如一些人所言，我们正在“大国崛起”，如果上面所说的事情不能得到改变，那么也会成为崛起道路上的一个异类，这样如果真的可以崛起，那必定是“非典型”。

　　【选自2006年12月18日《南方报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