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瑜

　　

　　这场景定格在42年前，1981年的那个冬天，尹家沟山腰的那一排敞口砖窑。

　　那个冬天，我十八岁。十八岁的我正处于躁动不安的青春期，我渴望去了解社会，去探知社会，而在我心目中的社会就是走出我们的小镇，到城市去，到延安去，到那个有着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的地方去。这不只是我的向往，就连我大字不识一个的大爸也说：宁生城里一棵草，不生乡里一棵苗。

　　其实对延安我并不陌生，我母亲出生于延安城市场沟，我的大舅在柳林，二舅在万花，我的大姑夫是百货七门市主任，直至退休，我的二姑嫁在延安尹家沟蔬菜队，还有我的一个堂姑夫在位于马家湾的红化工作……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我，诱惑着我，使我探知山外的世界的愿望更强烈，更迫切。还有一个原因，我数年来羞于启齿：我以为我的生活太平庸，太平淡，也就是按文学写作常识来说，我缺乏生活，没有生活经历，以至于写不出流传后世的作品。我确信，几乎是文盲的高玉宝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小说，而我只要有了丰富的生活经历，一定可写出扬名立万的作品！

　　走出山外，见识世面，开阔视野，这个想法不分白天与黑夜，也不计清醒与梦中，时时刻刻在心中萦绕，甚至可以说折磨着我。我在虚无缥缈的想象中，把山外的世界想象成理想的伊甸园，想象成我人生的栖息地。我几乎疯狂地想象，在耕耘之余，有时甚至坐在山头，呆呆地望着通向山外的石子路，直到夕阳吐尽残血，直到黑暗将我湮没。

　　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在月明星稀之时，与朋友在静谧的公路上徘徊，谈人生的理想抱负，说人生的种种际遇，论世事的长长短短，有时唏嘘不已，有时扼腕叹息。

　　我甚至对自己要求苛刻，有时，一周不与任何人说话，包括父母。我决计戒烟，将烟吊在书桌前，让它时时看着我，诱惑我，并折磨我。

　　如是者三、四、五，母亲心疼，暗自垂泪。我亦不理会，可以说对纷纷扰扰的世事，对世俗的虚与委蛇，我既烦又厌。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我出淤泥而不染，高雅、洒脱、超然。我崇尚剑酒琴棋诗书画，不屑于谈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耻于与庸人为伍，对邻人间的家长里短嗤之以鼻。

　　有时，我沉浸在“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迈情怀中，为生不逢时，不能建功立业而喟然长叹。

　　有时，却又沉逸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苦闷迷惘中而不能自拔……

　　现在，已是三十多年后了，以如今的年纪和经历，我也绝不认为当时是无病呻吟或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出身于乡野，不甘寂寞，苦苦挣扎，与命运抗争的一种青春悸动，一种情怀，一種真实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口袋里装着母亲给的五块钱，扛着装着铺盖卷的编织袋，挤进拥挤污浊的班车，去城里打工。破旧的汽车似力尽的老牛，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缓缓行驶，爬沟上梁喘着粗气，甚至颤颤巍巍，仿佛随时有倒毙之虞。它一路颠簸，将站着的我随意地甩来甩去，我的心情与路遥笔下的孙少平相似，紧张、新奇而茫然，不同的是他要四处揽活，而我是跟随一个本家哥去干活。

　　我们干的活是延河帮畔。工地是尹家沟到东关沿延河的河堤。时值初冬，延河还没有彻底封冰，清冽的河水静如处子，默默地流向东方，我知道百里之外就是汹涌澎湃的黄河，却看不出它的丁点欣喜。冰面上仿佛涂了一层粉末，在阳光下竟然发出幽幽的光。每日晨曦中，嘉岭山上的宝塔全不似我心目中剑指蓝天般的雄伟，而是似披着一层面纱，朦朦胧胧，直至快到中午才露出伟岸的面容。在工地旁边间或歇脚，或在河边喝水的麻雀，都似墨染了一般，全身通黑，与乡下麻雀喙黑、额头颈栗褐色、头侧白、体灰白全不相同。放眼四顾，居家的袅袅炊烟和单位高耸入云的烟囱的浓浓煤烟笼盖三山二水，给这里的一草一木留下了印痕。

　　我们的驻地是尹家沟山腰渔种场畔的一排砖窑。砖窑是新砌的，还没做门窗，地上铺了一层麦秸，这便是宿舍了。冷风嗖嗖地吹，没有人脱衣睡觉，都是和衣钻进被窝，只露出两只眼睛。

　　想起那时的情景便想起电影《半夜鸡叫》。每日五点，天刚拂晓，工头便吆喝：起了，起了！于是我们便钻出被窝，揉揉惺忪睡眼，走出敞口砖窑，拿上碗筷，打饭。我原本每日早晨必须洗脸刷牙，可是这里没水，第一天来我便买了牙刷牙膏杯子，只能在灶房要水，胡乱刷几下，而洗脸是冷水，对此，我不怵，因在家四季皆冷水洗脸，但无盆。他们是不洗脸刷牙的，我则是个揽工的另类，而要揽工，就要融入这个集体，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粗俗的所在，互相不如影视上那样称兄道弟，也不似文化人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平日说话客气点的哎一声，一般的脸平平的，凶一点的恶声严气，出口就“你给老子”。我有本家哥，加之工头与我是邻村（纸房坪），还有与工头同村的小田，亦与我从小相熟，一般人不知我水深浅，不与我争高论低，也算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站场的却仿佛对我不太友好。

　　我个子长开了，可毕竟没干过重活。按说法，十七十八力不全，二十四五正当年。砌河堤，凿、安石块自然是匠人，剩下的和泥、垫坑、背石、抬石之类粗活自然是小工了。小工活中惟背石块活重，需力大懂窍。按农村的说法两人能抬起，就能背起，两人抬起一块面石，放在背石的人背上，背者深弯腰，双手紧抠石角，稳住脚步，在木板钉的台阶上走上去，木板台阶晃晃悠悠，这时须专心致志，一点马虎不得，上得砌处，须侧转半个身子让石块滑下，这时稍不留神就会砸了自己的腿脚。我看着不由心里发怵。我是新来的，站场的欺生，便让我背面石。我旁边的本家哥忙说：“他文化人，背不起”。

　　“这么一盏后生背不起还揽什么工！”他鄙夷地说。

　　本家哥陪着笑说：“他不会背。”

　　“谁出娘肚皮会哩！”站场的毫不通融。

　　我无话可说了，这背石头的活计，我知一二窍道，便侧下身子，承接背负，那石块似大山压着我，腿脚顿时如铅沉重，我战战兢兢地迈开脚步，一步一步，一下一下，与其说迈动，不如说挪动。走上木台阶，我腰弯得更深，咬紧牙关，颤颤巍巍地，一点一点……忘记了路程，忘记了时间……

　　“后生，放下。”听到匠人的话，我便侧身松开手，让石块自由落下。这时，我发现由于出力和紧张，我竟然大汗淋漓。直起腰，抹把脸上如注的汗水，承受着冬日凛冽的河风，我无一丝寒意，只感到凉爽惬意。

　　一次上去了，两次、三次便心不怯了，脚步更稳了。只是在下工歇下时脊背火辣辣地疼，但见别人平常，说笑依旧，也不再想自己的疼痛，知道头几天就是如此，打磨下来就寻常了。

　　我们的伙食每日不是洋芋熬白菜、馍，就是米饭、白菜熬洋芋；那熬菜上面飘着的星星点点油花，虽然香味四溢，却不是炒进去的，而是铁勺炼红洒进的。干锅炒菜是那个年代普遍的做法。哄了眼睛哄了嗅觉，也哄了肚皮，何乐而不为！早上这饭，中午这饭，晚上还是这饭。工头毫无创意，工人也表面毫无怨言，只是腹议或腹骂。

　　干到一周后的一天早上，听大家议论说晚上吃肉菜，我们便有些激动，连干活也心不在焉，觉得时间过得缓慢无比，仿佛停滞不动。那次的肉吃得香美无比，胜于凤髓龙肝，确切地说，我没品到味，已下肚腹。这个情景，我像祥林嫂般不厌其烦地不知向多少人叙说。

　　日虽西沉，在工头眼中不是晚上，黄昏来临，天亦不黑，只有夜色茫茫，看不见干活了，工头才极不情愿地说：收了吧。在那一天，这就是天籁之音。大伙抛却、忘记了一日的超负荷的劳累，那香喷喷的肉片就是一根充满魅力的魔绳，将我们牵向驻地。昔日沉重的脚步变得轻盈起来，一路小跑，甚至可以说脚下生风，但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坡，到院子时，灶房前已人头攒动，闹闹哄哄。我心有些发急，从挎包取出碗，却发现筷子不翼而飞，正不知所措时，本家哥已端着一碗肉菜找我，见我无筷，便说折两根篱笆。我依此而行，挤到锅前舀了一碗，抓了一个馍，蹲在旁边几下吃完，又急急去勺时，硕大的铁锅已经只剩下一点汤水，连一片菜叶也不存了。

　　本家哥告诉我，还有后来搞工程的朋友也告诉我，有经验的人第一次勺半碗，几口拨拉完，再满满扣一碗，而我这样的没经验者在饥饿年代只有受饿了。对这个说法，我的父亲也比较认可，他当过兵，吃饭极快。真是七十二行，打狗卖糖，行行有学问，行行有说道。

　　说真的，我干得极不痛快，挨到两周，我决计不干了。每日拂晓起床吃饭，中午送饭，晚饭继续在工地吃后，加班到十一点多，十二时许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在清冷的月光下，回到砖窑倒头便睡。每日如是。那日半夜起夜，发现天上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我的心一阵狂喜，感觉雪落脸上脖里毛茸茸的，凉爽爽的，惬意极了，心想：终于可以歇工了。可第二天一早，依旧响起了催促起床的吆喝声。雪停了，在有三四寸厚的雪中走向工地，扫去场地的雪，依旧干活，因为是向阳地带，太阳出来，雪便融化，工地一片泥泞，我们的鞋都进水了，到晚上气温下降，冻得硬邦邦的，工头视若不见。这些尚可忍受，可干活慢一点，站场的便骂骂咧咧，若敢还口，過来就是两脚。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这尤让我难以忍受。见我去意已决，本家哥便陪我去结账。李姓工头一脸热情，说：“若现在结账每天两块钱，我的工程情况很好，等完了结账，肯定不止两块，前后庄人，你自然来投奔我，我不会亏了你。”人家言之凿凿，情之殷殷，我岂能拒绝，便应允。

　　我告诉小田我要回家了。这中间有个缘故，出门时我只带了5元钱，心想出去挣钱了还能没钱？进城坐车花了一块二，另外买洗漱用具花去，生性谨慎的我余下一块四毛钱，想除去车钱还剩三毛钱，足以回家。可那天小田开口借钱，数目不大，五毛钱。现在我要回家，便指望这钱了。小田对我的暗示充耳不闻。我想第二天他该还我的。可次日一早，小田却躲得无影无踪了。这下我作难了，本可与本家哥开口，但自尊作祟，使我羞于启齿；还可到不足二里的二姑家求助，可我自惭形秽，不想让她们看到我如此落魄，成为日后笑柄。于是踌躇间，我便只好悻悻起程，又如半月前来时的情景，又挤进同一辆破旧拥挤的班车，疲惫地坐在行李上，任凭它又将我抛来甩去。车窗外熟悉的连绵起伏的山，熟悉的流淌不息的河，以及熟悉的乡音，在我的眼前掠过，耳边响起，我的心却没有以往的亲切感，没有激动，反而格外沉重。我在距家二十里的玉皇庙下车，在寒风中踽踽独行。这时我想起了老辈人“一文钱逼倒英雄汉”的话。

　　那时的我，耿直而拘泥。本可以装作买了全程票而坐到村里，可惧怕售票员针锥一般的目光，以及自己骗人的良心谴责。

　　“你可以给售票员说到家里给钱。”父亲说。我们家在路口。

　　“谁相信一个头发端扎的揽工的！”我说。

　　当我扛着编织袋风尘仆仆地进入村头，心中竟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脚步也急促、轻盈起来。进了家门，看见母亲惊讶而欣喜的神情，我的鼻子竟一阵发热，热泪扑簌而落。我的心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家，什么是温暖。

　　母亲立即烧了盆水，让我赶紧洗头，然后又忙碌着去给我做饭。我站在镜前仔细地端详着自己。我原本偏分整洁的头发似刚刚经历过暴风雨的黄蒿，杂乱纵横，污浊。脸呢，原本还有些红润透着青春朝气，并有几分坚毅，可现在变得粗糙而毫无光泽，竟然褪皮。蓬头垢面镜中人，活脱脱一个揽工汉！只是我觉得自己的目光比以前深沉、深邃了些许。

　　“看受成什么！为啥呀？”母亲不理解我为什么自讨苦吃，她的唠叨声中充满了难以表述的、深深的慈爱。我知道她永远想像老鸡护小鸡一般护着我，可我不愿仅在她的呵护下，在她的视野啄米，我想做鹰，去展翅翱翔，去搏击风雨，这不是她所能理解的。

　　在我讨要N次后，李工头终于在第三个年头给我结了账。他说工程赔了，我是朋工，总共应得两块三毛五，没零钱，给了我两块钱。

　　小田我再未见过，听说他当兵了，当然他不会记起借过我区区五毛钱，更不会想到为这五毛钱我扛着铺盖卷步行二十里时的心情。

　　八十年代末我们因工作关系举家迁城。如今，母亲已故去两载，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我，腰已微驼，发已斑白，与耄耋之年的父亲在黄昏里广场舞的喧嚣中，面对着山腰中依然如故的砖窑，回忆着这段往事。父亲不时插言，给我的回忆补充，让我惊叹于他的记忆。

　　四十二年前的这次社会体验抑或是实践，使我对社会，对人生，对自己有了深刻的认识。此后，我虽然依旧常常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但我变得卑微起来，平和起来，开始仰视社会，仰视人生，在此后的生活中获益匪浅。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