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军

　　

甄老师

　　有一段时间我是害怕进办公室的。在办公室里也是轻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动静被门外的人听见。

　　没错，我是害怕甄未华。他总是突然闯进来，坐在我对面，给我讲他的三全育人，并且强迫我认同三全育人才是拯救中国教育的出路。他执拗地认为，那些理论必须刊登在报纸上，启发同仁，泽被后人，教育才会拨乱反正。如果我在忙，他会直直看定我，等到我忙完，眼睛里复又冒出光来，给我阐述三全育人的“三”指什么，“全”包括哪些方面，怎么去育，育的是什么样的人，到我点头为止。

　　在我印象里，第一次见面是2019年夏天。甄未华老师矮，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笼袢，两根不宽的布带挂住锁骨，露出大片布满老年斑的肩膀，背笼袢的脊背和前胸丝丝缕缕，洗出了大大小小的窟窿。下身着灰布及膝短裤，松垮得随时要掉下来，偶尔可以看到没有扣扣的“前门”。他进来径直坐在我对面的直背椅子上，从不坐沙发，嫌沙发远，说话不方便。那时，手里的纸扇已经合上，额头的汗水黄豆般大，但他不管不顾，把袋子放上桌面，开始他的演说。

　　“教育厅让我到你这儿来，教科院让我到你这儿来，他们说你管这个事。”

　　他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说教育厅（教育行政机关）教科院（全省最高教育研究机构）非常重视他的学说，认为价值很大，而我负责教育报刊的编辑工作，可以帮忙认定他学说的价值，让这个学说大白天下。

　　他递过来几张纸，上面写着字，还有密密麻麻的注释。几十年审阅稿件养成的习惯，使我能极快地抓住稿件的脉络，挑出一些关键字词，理出稿件所要呈现的重点内容。数十页的长稿，也能在几秒内了解个大概。

　　但甄老师的手写稿件让我坠入云雾。第一页大致介绍了他在一家企业使用三全教育的实践，第二页说的是三全教育的内容，而第三页，已经跨越到对当前教育弊端的批驳。

　　我对第一次见面的作者都极其慎重。一般来说，教育界的同仁都有一个特点：穿着得体，谈吐小心，举止端庄，在一群人中，一眼即可认出。以前见过一位年轻的精神受过伤害的作者（见拙文《先生》），也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只不过说话颠三倒四。像甄老师这样装束的，是首次。当然，相貌和打扮不是评价一个人的关键，不修边幅、狂放不羁的人多身怀绝技。

　　“您在企业的实践效果怎么样？”我问他。

　　“那家企业老总很看好我的观点，在子校里试讲过一次，可是这两年我再找他，电话都不接了。他骗了我。”甄老师趴在桌子上，身子俯得厉害，尽量靠近我。我看见几颗汗珠从他额头滚落下来，跌在桌面上。我抽了几张面巾纸给他。

　　“您介绍一下三全教育的内容。”“三全教育”指的是全员参与，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这是教育界早就普及的育人理念。

　　“现在教育只看分数，那怎么能行？我深入研究了魏书生（语文教育改革家），他的才是三全育人，让孩子主动学；老师呢，考试，引导，抓德育。”甄老师抹了把汗，团着纸的手拍着桌面，啪啪响。

　　“您说三全教育的内容。”我提醒他。

　　“现在教育很乱很乱，有些老师没了教师的样儿，补课、收钱，教育局胡乱管理……”

　　他又扯回到教育乱象上去了。

　　第二次见的时候，甄老师依然是破烂背笼袢，半截裤衩，只是斜挎肩头的大布袋子里多了一沓纸。

　　“这是我以前写的，你看。上次你不是介绍了朱永新吗（朱永新，书香校園的倡导者，新教育概念的创立人），这段时间我也研究了他。”

　　我打开那沓手写稿，是对全过程育人的阐述，主要讲了怎么去落实。但我没有找到研究朱永新先生学说的内容。手稿的落款是1996年。那时，在纺织厂上班的魏书生转身教育，其班级管理经验红遍大江南北，魏书生开学即考试、学生自主管理的做法引起全国关注。到处都在邀请他讲学，他幽默风趣的讲述，别出心裁的做法，背后隐藏的教育机理，激发出数以万计听课教师的极大兴趣，掌声和笑声总是充溢讲堂。

　　“这些方法现在也不过时。”我对甄老师说。很明显，甄老师手稿吸收了魏书生先生的一些做法，又对其作了引申。

　　“对嘛，只有三全教育可以救中国。育人育人，现在除了考试，人在哪里？”

　　“这稿子您有电子稿吗？”我问。

　　“啥叫电子稿？”甄老师又瞪圆了眼睛。

　　我笑了。我问了手稿中几个不清楚的字，讨论到中午下班，留他吃饭，他却不肯。送到楼下，他恋恋不舍地蹒跚而去。

　　稿子在《教师报》上发表后，我打电话给甄老师。甄老师听到发表的消息，连连问：“真的吗？真的吗？发表了？这就有救了！”

　　未及第二天，他就赶到了我的办公室，拿起报纸，他的手一直在抖，嘴唇也在抖，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此后，甄老师隔三差五就会敲响我的办公室门。他手里一直是那几页纸，字大行稀，每页大概三五百字，即使纸上的注释又多了一些。

　　而我渐生胆怯。

　　报社的业务总是在增加，我在干好编辑本职的同时，又增加了文学创作。时间是手段高明的小偷，不知不觉偷走了岁月。周末我常常待在单位，趁着清静誊写、修改稿子。但不期然地，甄老师就来了。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周末和假期，我和他一样，每天都会准时上班。某个周六，或者周日，挎着布袋，噔噔地敲门，面对我的愕然，一点也不在意。

　　我从里锁了门，敲门声起，尽量停止动作，屏住呼吸。

　　一直到2022年。

　　2022年的夏天特别热，中午时分地面可以摊鸡蛋饼。长时间不下雨，空气干燥炽热得让人窒息。长江蒸发厉害，差点断流；本是洪水滔滔的黄河，也仅维持着河底有水。

　　一个周末，我驾车到单位加班，仪表显示车外温度57摄氏度。穿过蒸笼一般的大厅、走廊，进办公室，迅速打开空调，地面洒水，沏茶，然后改稿子。

　　这时，苍老的甄老师推门而入——两年多来，我没有再见到他，因而不再锁门。

　　一股热气跟随涌进来。

　　他所剩无几的头发耷拉下来，粘在脸颊，那件背笼袢早已发黄，半截裤屁股处发白，裤边露出线絮——几年后再见，我很惊奇这两件衣服的持久——脚上是一双蓝色塑料拖鞋。

　　我忙扶甄老师靠在沙发，给他沏茶。

　　稍坐，他扶着沙发站起，挪到直背椅子上来。

　　“我来跟你探讨三全教育！”他气喘吁吁地说。

　　这时，又闯进一位老人。

　　“我是他爱人。总要来找您，谁也拦不住，我们说的他不听。他跑到物业办公室，让人家送他来，跑到其他单位，打听您搬去哪儿了。我们实在管不住他。”老人也不等我招呼，一屁股坐上沙发。

　　“我一直在的。”

　　“他说您搬家了，换单位了，总是找不到。”

　　想着自己常锁了门，屏气敛声，我脸红了。不知道甄老师多少次吃了闭门羹，又有多少次以为记错了而去敲其他办公室的门，甚或找向别的单位。

　　“我问了好多地方。”甄老师整个身子都在颤动，潮红的嘴唇哆嗦得厉害。

　　我大声向甄老师问好，道歉。他愣愣地看着我。

　　“您说话要大声，他听不见的。你写下来给他看。”甄老师的爱人提醒我。

　　于是，我给甄老师写字，我说：“您说的三全教育全国都在贯彻。”

　　甄老师说，“没有，差得太远了。我研究了魏书生、朱永新，三全教育要深入到每个教师心里。”

　　人不得不面对很多未知，于甄老师，我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座愚公的山，但似乎又不尽然。

　　甄老师的爱人说：“他只认您，天天念叨。您说实话，他只听您的。”

　　“我特别尊敬甄老师这样的人，他们一辈子认准一件事，就干这一件事，这正是社会需要的。我不能伤害他。”

　　窗外热浪滚滚，知了早歇了声，树叶蔫得如泄气的皮球，半死不活。空调外机轰吼着，压不住酷暑。“求您啦！”甄老师的爱人拿帽子扇着风：“女儿上班不在身边，我七十多八十的人了。他是头犟牛。”

　　我知道说真话对甄老师意味着什么。

　　“甄老师，”我艰难地写道，“魏书生的语文改革也已经二十多年了，您的研究没有新的进展。”

　　“怎么没有？朱永新的书香校园也只是强调了读书。”甄老师的嘴唇带动整个头颅抖动不已。他的手指在桌面敲打。

　　“您要全说出来。”甄老师的爱人再次强调。

　　我知道我无法逃避，甄老师年龄已大，身体不容许他这样过度折腾，“您说的世界是联系的，实践检验真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早已阐明。您说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各地各类教育机构都在深入实施。您考虑的问题一二十年前都已经解决了。”

　　甄老师说：“不对！”

　　我继续写道：“现在全国已经进入核心素养、steam、网络加教育时代，您的研究已经落伍。您已尽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重身体。好好休息，不要再乱跑。”

　　甄老师久久看着这张纸。

　　我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甄老师不再吭气，颤巍巍地站起，把我写的纸一张张收集整齐，轻轻装进布袋。他给爱人挥挥手，拉开门走出去。

　　到楼梯口，他停住脚步，转过身，向送行的我张了张嘴，只是没有说出一个字。他虚虚地、胆怯地握握我的手，一步一步下了台阶。布袋滑在手腕上，蔫蔫地，在令人窒息的热浪里轻微摆动。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以后再也見不到他了。

邹服生

　　没有桌牌，没有话筒，没有鲜花，没有礼炮，这是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的仪式。

　　但是，它符合邹服生心意，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

　　邹服生是安康职业技术学院的教授，民进安康支部第一届支部宣传委员，1957年参加工作，1999年退休。

　　说实话，最初和他相识的情景早已忘记。每年因公因私得认识多少人啊，可是终了，你深切记得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也就那么三两件事。朋友是金子，金子天生不会多。突然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好结果的开始。反而是那种淡然的交往，最终走得最远。

　　总之，我们因稿件往来，就这么认识了。

　　2001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看稿子，就接到了邹老师的电话“：你是志军吗？”他不确定接电话的是我，可我已经分明听出他的声音。“有一个线索，我觉得是大事，很重要，想耽搁你十分钟，汇报一下。”邹老师当年已经退休，而我不过三十出头；我小记者一枚，他是堂堂教授。但他就是这样，每次都很谦卑，一如所有那些有学问的人，不摆谱，没架子。

　　他说，有一部分教师工资被拖欠，相关的福利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发，他要替老师们反映反映。当时，教师工资拖欠比较普遍。我供职的报社，自创刊以后，一直以维护教师权益著称，曾经披露过多起拖欠教师工资、辱骂殴打教师等案例。其中一些案例中央、省市领导都批示过，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此被老师们称为“娘家报”。听到他说的情况，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是提醒他，一定要反映事实，不要夸大。他说绝不会。

　　但事情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一方面是老师的群情激奋，一方面是当地的剧烈反应。因为稿件发表带来的扩大效应，各方博弈。苦就苦了邹老师，在当时的生态中，他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却为此感到骄傲，因为稿件发表后，省市两级党委和政府最终花大力气妥善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他在书中畅快地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并总结道：“作家不是救世主，也当不了救世主，但你绝对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关注民生，反映百姓诉求，替国家分忧，是每一位作家的基本品德”。

　　对此相当刺激又惊险的经历，我当时一无所知。在老师们的工资被兑现之后，邹老师给我电话，只表达了他和老师们对报社的感谢之情，对他个人的影响只字未提。这些情况在我多年后拿到了他的《夕阳大爱》一书才知道，也是通过这本书，才知晓20世纪80年代，安康大洪水，他先后两次搭救过二十几名落水者。

　　印象慢慢加深。

　　工作四十二年，1999年退休后，邹老师受聘安康学院，先后在教育学院等三个院系任教。且不说教学工作有多忙，只看他发表的文章，就知道他在怎样地盘剥自己的时间。短短十七年，他发表五十余篇报告文学作品，总字数超过一百万字。这些作品都是他一人一人调查，一格一格码起来的，却又没有一行没有一个字是写他自己的。

　　中国南涝北旱，北京缺水日益严重，汉江水北调进京。长江水质的好坏，是否被污染，事关北京千万人的饮水安全。他联络另外两位退休老教授，揣上干粮上路了。用了大半年时间，把已经或可能给汉江水源带来污染的源点进行了梳理，经过论证，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路，同时指出来，为了能够长久保持汉江水源洁净，国家应对沿岸经济进行扶持。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中央和省上相关部门重视。中央和省上对两岸的区域经济给予了一定补偿，两岸企业的发展也得到了规范。

　　汉江夹于秦巴两山。秦岭自西向东，被叫作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祁连山，终南山，华山，这座伟大山脉沟深峪多，猿虎难攀。大巴山脉源起米仓，东介汉水与大洪山相望，溶洞暗河星布，峰丛林立。

　　透过邹老师温暖踏实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三位老人，从安康溯江而上，翻爬了一座又一座山，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炎阳，汗濕了一身又一身衣服，他们背负的何止是个人的安危！

　　能为众人者，须有一颗善良的心，还需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21世纪初，打工潮涌，席卷全国。安康人也加入到这一浪潮中，农村逐步成为空壳，留守儿童日渐增多。由于安康地处秦巴两山夹缝，道路不畅，观念落后，好多贫困家庭对女孩子的教育不如对男孩子关心，一些女孩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邹老师关注到这一现象，备感忧虑。上课结束，他就背上挎包，揣上笔记本，到偏远学校去采访，进到农家去调查。爱崽子是母鸡都会的事，而爱孩子的成长是人类母亲的职责。没有素质高的母亲，何来孩子的高素质？何来民族的未来？长此下去，让安康富裕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问题严重！几个月里采访中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湿润了他的眼睛。他伏案疾书，一周后，一篇名为《农村渴望“合格的母亲”》的文章通过《报告文学》杂志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在2004年。2017年，当《人民日报》高调倡导家庭教育迫切性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读这篇文章，我们不得不佩服，邹老师早已经为此高声呐喊。

　　应试教育的最主要特征是分数决定一切。在越来越渴求孩子有学上、上好学背景下，一些学校剑走偏锋。素质教育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是挂在嘴上的。语数外是“主课”，体音美，甚至史政地都是“副课”。经济发展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如果从课程把孩子一开始就分为三六九等，只会让精神文明建设再遭冰霜。其中，能不能把思政课放在应有的地位，是个关键。邹老师又是一番调研，很快一篇题为《一颗危险的信号》的文章发表。这篇报告文学痛批一些学校把所谓的副课变成了“课表课”的现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观，不能只看分数，不能只看才干，应该把道德与觉悟放在第一位，从而才能避免社会乱象发生，稳固社会根基。这是2009年。现在，在全国掀起思政课热潮的背景下看，这篇文章是不是仍然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现实意义？

　　性之于中国，是洪水猛兽。尽管生活知道它的美妙，可是一旦要呈于面前，不是羞羞答答，就是讳莫如深。学校性教育，成为教师最羞于启齿的课程。现实中因为性观念愚昧，性心理无知造成的悲剧，车载斗量。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因此而退避三舍。很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现代人有健康科学的性知识而努力。邹老师年过花甲，思想却并不保守。他最重要的锻炼方式是跳舞，男女授受不亲变为异性相携而舞，冶情健身。他因为人们对跳舞的非议，进而设身处地地对性教育之难感触良多。现代化不是一句空话。高楼大厦里往往驻足着愚昧的鬼魂。他想，要下手，就从最难最忌讳的地方进去。

　　他选择了中学生性教育专题讲座。开始搜罗全国各地的典型案例，整理汇总一大批专家的教育思想和见解，梳理一些地方开展性教育的策略方法，再揉进自己的理念和教学经验。讲稿成型，抱着先试试看的心态，走进校园，对着学生侃侃而谈。台下，一双双眼睛，开始是羞涩，慢慢是好奇，后来是豁然，最后是欢快。

　　讲座完，掌声，长时间的掌声。

　　不是性不能讲，看讲什么，怎么讲；不是师生不欢迎，不是怕学生“开了禁”收不住，要看你抱着什么心态讲。科学的教育观，尊重人的自然属性，这才是应有的教育态度。之后，《色情片的诱惑》《一张碟一本书》《难忘那片绿草坪》等性教育专题纷纷出炉。

　　敢于啃硬骨头，善于把握重点，勇于开拓新思路，是邹老师的又一特点。

　　在邹老师的文章里，《解放慢班》具有特殊地位。不是它批驳差生现象的犀利，也不是它斥责应试教育对学生摧残的深刻，而是在别人还只停留在认识到教育里不应该对学生人为划分等级的时候，邹老师已经用生动的文学作品告诉大家，差生本不差，来源观念差；差生本不差，教好都是佳。这篇文章被多次转载，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在安康年度文艺评选中获奖。这是2011年。现在，“差生”换作了“学困生”，可是就像川剧里的变脸，面具换了一张又一张，底下仍是那个人，换汤不换药。邹老师通过真实案例，再现了优秀教师如何把一名名“差生”转化为优等生，堪称当代“爱的教育”。发掘出来的那些教育方法，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甚至可以说，应试教育不死，这些方法永生。

　　我们就这样，通过他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通过他一封又一封的手写信件，相识相知。他的文章书写民生，书写教育，书写未来；他的信则絮叨近况，絮叨构思，絮叨人情。因为工作的驳杂——请允许我用这样虚伪的借口——邹老师的信我潦草一看，就扔过手去。因为信里，他核心的内容往往只有一个：我又写了一篇稿子，需要您支持。如果信长，那肯定是强调这篇稿子的重要性，而且还是先打一个电话，说：“是志军吗？我有一封信，看完您就明白了。”

　　我呢，接到稿子，就扔掉一切其他的事，专心地把稿子中他的那些方言和习惯性口语改成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改不掉的，就加个括号注明。

　　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靠一顿饭一场酒，那是酒肉之交。人与人的契合在于他们从事一件事，为此心连心，情融情。之于邹老师，让我想起《门孔》。余秋雨先生在这篇散文里这样解说谢晋导演：“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邹老师就是把忘我写作用作自己的门孔，看见自己，让我看见他的博大与无私，也让读者看见更阔大的世界。

　　秋风穿过，一树绿叶倏忽就黄了。

　　最近一次见他，是2017年。我去安康讲课，晚上有空，就约他见面。需要说明的是，我一直很想在西安见他。作为小字辈，我想尽尽地主之谊。可他知道我忙，总不愿麻烦我。那晚他穿着那件浅米黄色的西装，气宇轩昂地走来，和我握手。

　　只是手里多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两瓶酒。

　　说话，都是稿子的事。其他的话，还是稿子的事。临走他说，你看，我不抽烟，家里没烟；我不喝酒，但有酒。两瓶泸州老窖，大概放得有年头了吧。

　　果然，酒的包装盒都破了。

　　我欣然接受。我没有轻看邹老师的酒，邹老师的酒也没有小看我。

　　2018年3月，突然就接到了熟悉的电话。说突然，是因为我和邹老师有一阵子没联系了。但这个声音传过来的时候，却又像昨天才通过话。老朋友就这样：从来不用想起，也从来不曾忘记。

　　他說，志军，你得来一趟。我问干吗？他说，我病了，高血脂引起血栓，腿动不了啦！我的心咯噔一下。他说，我快八十啦，该把有些事了了啦。我赶忙说，别啊邹老师，您才七十七。动脑筋的人都长寿，你看顾明远，你看杨振宁……

　　他说，我知道。但这事我该做了。

　　我说啥事能比治病重要啊？

　　他说，跟安康学院中文系院长黄路阳商量了，给五星小学捐点款，搞个助学基金，就叫“扶苗奖学金”。你来参与下。

　　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

　　4月7日下午，捐赠仪式在安康市汉滨区五星小学小小的会议室里举行。

　　近2000册的藏书捐了，五星小学有了图书室。捐了两万元，加上安康学院教育学院院长黄路阳的一千元，设立“扶苗奖学金”，每学年的利息奖掖先进学生。再捐一万多元，为学校购置课桌椅和一批学具，还订了十年的《教师报》。

　　参加过无数次捐赠仪式了，这是我见证过的最简陋的一次，但这又是最美最撼人心魄的一次。

　　晚上，我在宾馆接待了安康学院宣传部部长鲁延安。我和鲁院长是第一次见面。鲁部长说，邹老师希望我们搭上线，以后您多宣传安康学院，多支持安康教育。

　　再晚些，邹老师又赶到了宾馆。还是那件浅米黄色的格子西装，只是右手里多了个拐杖。他走路有些发飘，说话声音也有些抖动。他说，我就要回武汉去了，老伴在那边。这是他为自己说的话。报道安康学院，我先写个初稿，稿子请您放心。他又绕回去了。他在多年前就被我们报纸聘为特约记者，当然还是《报告文学》特聘作家，《中国作家》签约作家。这次他想写安康学院教育扶贫的故事。

　　我当然放心，比如他坚守着的道德与品性。只是有些东西，可能一辈子也放不下来，比如他的身体。

　　十分钟后，我与邹老师道别。多年来，我们亦师亦友的交情，仿佛就在这一瞬间，短暂而永恒。他挡住我不让送，自己慢慢向电梯走去。在空旷的楼道里，我却分明听见一首诗，那首他在下午捐赠仪式上深情朗诵的诗：

　　在我们的旗帜上

　　高高地飘扬着

　　一串心语——

　　敞开胸怀

　　将宽容、关爱送给孩子

　　以爱为本、倾诉亲情

　　把诚实当作我们的生命

　　让无力者有力

　　让弱小者前行

　　让心底燃起的烈火

　　永不停息……

　　写完两位老者，我想起一位伟人，他说过这样的话：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他还说，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两位老者经受过他的教育，也一直用这些话支撑自己的行动，饱胀自己的精神，并用之于一辈子。

　　只爱自己是渺小的，有阔大胸怀的人往往会选择爱众人。坚持下来，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一辈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