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故城佛寺的规模太小，当《西州图经》述及到高昌佛教名胜时，只提到了伫立在城郊之外的两个窟寺——丁谷窟寺与宁戎窟寺。
宁戎窟寺就是保存至今的伯孜克里克石窟。
《西州图经》对宁戎窟的记载，是今人认识伯孜克里克石窟的极其难得的第一手好资料，现引文如下：
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里，宁戎谷中。峭巘山成，临危而结极；曾蛮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猥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笼。见有僧祗，久著名额。
读毕唐代文献，掩卷想象一下当年的宁戎窟寺，确实能感觉到那种面临清川、背依崇崖、树木葱郁、环境清幽、寺宇轩昂的面貌了。因为接近西州，所以是重要的佛教中心。
经过了七百多年的岁月剥蚀，曾经显赫一时的高昌故城早已灰飞烟灭，成了昔日黄花。如今，它只能以废墟的苍凉姿态，向世人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自然，跟着大城一起覆灭而沉入历史深处的，还有故城本身苦心经营而培育起来的佛教文化。
想不到，解说当年高昌文化盛况的历史重任，竟落在了伯孜克里克石窟的肩上。
伯孜克里克石窟深隐在吐鲁番火焰山中。它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很有一些隐君子的风范。即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尘世的人要想到伯孜克里克去，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你必须先经过一段漫长而沉寂的茫茫戈壁。走在这样一条人生之路上，眼前被火焰山的热浪和荒漠暑气所围困，就如同走向炼狱，走向人类的洪荒时代，你感到内心惶恐而焦灼。
当你陡然从大道拐入胜金口峡谷时，当你看到了一片绿荫，看到了流淌在峡谷中的那一溪清清碧水时，你眼前豁然一亮，就好像从尘世拐入了另一种清虚无为的超凡境界。
1928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来到伯孜克里克后，他在《长征记》中是这样描写的：
二月二十八日，我们在低峨的群山间浓密的尘烟中走着，最后走进了胜金山浪漫而荒野的山谷。右边，有一条颇为足水的河流……荒丘直向岸边狭窄的草木阜降落……一道小桥横过河道，路径便从这里经过，直达封·勒柯克盛称的伯孜克里克岩洞。在我们这边看见了简单花纹的洞身和隧洞。河边立着一两间庄院和一架磨。风景雄伟……
二月二十九日早晨，除我和那林先生外，大家都上伯孜克里克去了。对于他们所见，均觉得异常有趣。在一些大小洞窟中，显露着德国吐鲁番考察团工作的痕迹。有些地方还看得见装饰的图画，它们中间的几幅涂上了污泥，使其不致被毁坏。這些壁画古迹和壮丽的自然风景给我们几位先生以如此深刻的印象——他们简要撕碎封·勒柯克的书！
说来佛家选址，也是颇具良苦用心的。佛界，是一条从苦难步向天堂的艰辛历程，而走向人间伯孜克里克石窟的道路，似乎正是暗示了这一过程的全部蕴义。
一旦拐入胜金口的佛道，每深入一步，就等于远离尘嚣一步，心灵会跟随着脚步的深入而逐渐净化。当你看到那隐在树中而微露的红色瓦顶，当你听到那隐隐传递而来的木鱼声和诵经声，你感到身心爽悦而轻松。你如归家的孩子，将尘世带来的疲惫与苦难猛地抖落，你觉得极乐世界不在天堂而就在眼前……
“伯孜克里克”，是维吾尔语，有“山腰”之意。石窟临木头沟半山腰凿壁而建。它的头顶是蓝天，是赭红色的火焰山。泥塑的唐僧取经一行人正从山上风尘仆仆地走下来；石窟脚下是葡萄园掩映的村舍，这大概就是斯文·赫定描写的胜金村。
伯孜克里克现今保留的洞窟有83个，其中尚存有壁画的洞窟有40多个，壁画保存面积1200平方米。从洞窟形制、壁画风格来看，再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推断这一区石窟寺可能始凿于高昌王国时期。唐代西州，据上述《西州图经》引文，这区窟寺已有相当的规模。九世纪中叶，回鹘一支从漠北入居吐鲁番盆地，建立了回鹘高昌王国。最初，回鹘在漠北草原时期信仰的是摹尼教。他们来到西州，最初在伯孜克里克也修建和尊奉过摹尼的窟寺。现存的“第38号”窟的后壁绘有三棵树，树下有穿白色衣服的僧、尼，并绘有翅的羽人形象，表现的便是摹尼教的内容。但不到一百年，高昌回鹘王国的统治者，也皈依了当地居民中占统治地位的佛教。
统治者还把这一窟寺扩建为王室寺院。回鹘国王、王后在这里开拓洞窟，虔心供养，利用佛教维护着自己的统治。十到十一世纪中，伯孜克里克石窟寺在回鹘王族的支持下，这里的佛教文化达到了顶峰。后来有很多学者，把这一时期的伯孜克里克佛教文化，作为研究高昌回鹘民族宗教、艺术和文化的宝贵依据。
九世纪中叶，在新疆大地出现的高昌回鹘王国一度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蒸蒸日上。在伯孜克里克发现的一首回鹘文诗歌中，就表达了这种轻松向上的生活状态。
一位回鹘老人写了一首诗，以此来鼓励儿子勤奋学习、争取取得好成绩，诗的大意是：
离别远去勿骄傲，
儿要多思勤学习。
待吾善儿结业归，
幸福荣誉属于你。
诗后有附言说：“我对你寄托着希望，特写此诗劝学。”
通过这一小小诗文，让我们不仅了解到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王家寺院对当地佛教生活的反映，同时也了解到了当时的吐鲁番现实社会的生活状态。
十二世纪之后，随着高昌回鹘王国势力的衰退，这一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受到影响；十三世纪之后，随着成吉思汗的铁骑疾风般踏响高昌大地时，回鹘王国与佛教文化的光芒从此黯淡了下去，伯孜克里克石窟寺也渐趋衰落。
早些年，考古工作者在伯孜克里克石窟寺发现了废弃的窟室，回鹘文、西夏文、汉文、梵文、波罗米文、粟特文等残经，世俗文书，塑像的肢体碎块、壁画残片，以及珍贵的雕版印刷物，还有十多件非常宏伟的木质斗拱。从漆有朱红色巨型木拱的弃件可以推测，高昌回鹘时期，伯孜克里克石窟寺在依山开凿的洞窟外面，肯定建有高大的殿堂和回廊。慕名而来的修行者可以凭据这些架空回廊登高危岩，远眺四方，正如《西州图经》说的“架回而开轩”。
伯孜克里克石窟中，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唐代及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塑像已几乎全部被毁。早期的壁画多被后来重绘的壁画覆盖，难窥全貌。
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在伯孜克里克保存得既多又好。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主要是长方形的券顶，绘画内容多为佛传故事。窟顶绘满千佛，洞窟两侧墙壁绘有佛传。
石窟中，画面最完整、色彩最鲜艳的是高昌回鹘国王及王后的供养礼佛图像。此壁画完成于公元10世纪。这类图像有多幅，但保存最好的一些图像已不在伯孜克里克了，这些壁画在1905年被德国人封·勒柯克切剥后运到了柏林，藏于德国人类文化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劫掠的壁画除了一些小型的能够移动的转移之外，其中最大最精美的壁画共28幅全部葬身于飞机的轰炸中。
看来，非得说一说叫封·勒柯克的德国人与高昌文化的劫掠史了。
在伯孜克里克编号为20窟的洞中，挂着一个小牌，牌上写着：“勒柯克窃走的壁画”。
壁画消失了，洞壁上只留下了切割的痕迹。空空的一个洞窟，沉默地面对着游人。洞窟中挂着几幅工笔临摹复制品，用玻璃框装着，以弥补世人绵长而深刻的感叹。
“无数壁画柏林去，空留石壁在火洲”。诗人的感叹已成空叹。在中国文人眉头蹙得最紧的时候，叫封·勒柯克的德国人却歪戴大礼帽，赶着装满中国文物木箱的马驮，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早已翻过喜马拉雅山，走在回柏林的宽畅道路上了。
勒柯克回到德国后，他除了将那些壁画用铁框架固定在墙壁中供人欣赏外，便立即投入了著书立说：
凭借长时间的艰苦工作，我们成功地把这些壁画都切割下来。经过20个月时间的运输，最后安全地把它们全部运到了柏林。在那里，它们整整填满了博物馆的一个房间……
接下来，他将狂傲的笔锋一转，开始得意地炫耀：“这是一个佛堂中的全部壁画！能把一个佛堂的全部壁画运到柏林的还为数不多。”
很快，封·勒柯克被提升为德国人类文化博物馆馆长。
一旦提起封·勒柯克这个人，就仿佛看到了闪动在20世纪前后高昌大地上那一双双淡蓝色的鬼鬼祟祟的异邦人目光。
在高昌文化的劫掠史上，第一个提着鹤嘴锄和刀子“考古”的人应该是俄国人克列门兹。
1898年，克列门兹来到高昌，摸索着找到了偏远又宁静的伯孜克里克和吐峪沟石窟。他割剥了许多精美壁画，并盗取了大量的古代手卷。这批珍贵的文物被克列门兹运到俄国后，至今不知下落。
高昌文化的劫掠史，从克列门兹的手中正式拉开了帷幕。
比克列门兹更早一点，高昌大地上已经有很多异邦人在来来去去地徘徊。从19世纪以来，第一个踏上高昌地面的是俄国植物学家艾伯特·雷格尔。1879年，雷格尔在新疆和高昌等地穿山入谷，如入无人之地。他第一次向欧洲学术界透露了：
在世界的后院新疆，有一种前所未知的具有卓越艺术与文学性的佛教文化，一直未受到人们的注意。
1885年5月，英国人凯里和他的助手达格列什到了高昌。三年后，达格列什在运送劫掠物的路途中，被仆人与浩罕的帕坦合谋图财暗杀于喀喇昆仑山中。驻喀什的英国军官鲍尔在缉捕凶犯的同时，在库车意外得到了一份古梵文桦皮文书手卷。手卷被带到欧洲考释，发现是一份珍贵的公元5世纪的作品，“鲍尔手卷”即刻轰动了欧洲学术界。
后来，斯坦因和很多外国学者踏上去高昌的路，都因受到了“鲍尔手卷”的提示和诱惑。1913年，斯坦因来到高昌，他在伯孜克里克效法勒柯克“工作”两月有余，劫掠而走的壁画据说足足装满了100多个木箱，最后运到了新德里。
出现在高昌历史上的异邦劫掠者远不止这些人，如日本的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俄国人罗波洛夫斯基、科兹洛夫……他们从高昌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古代经卷、残本、塑像等文物，这些历史珍品至今被收藏在12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中。
真正给高昌文化造成巨大损失的劫掠者，还属于德国人艾伯特·格伦威德尔和封·勒柯克。
格伦威德尔是德国人类文化博物馆印度分馆的馆长，也是研究佛教艺术的学者。1902年，格伦威德尔率领随从踏上了去中国高昌的遥远路途。到了高昌，经过5个月的“考古”，他满满地装载了46箱佛教壁画、古代手卷和雕塑等文物运回德国后，引起了德国皇帝的关注。
第二次的远征劫掠计划正在酝酿之时，格伦威德尔突然病倒了。领队的任务落在了他的助手封·勒柯克的肩上。
1904年，德国皇帝从经费上直接支持了封·勒柯克。9月，他和助手巴塔斯离开柏林，一路直奔高昌。初到高昌，封·勒柯克先在王城故址的一座古寺院中找到了一块大型摩尼教壁画。这幅从未见过的摩尼教创始人梅尼兹画像，被勒柯克切割剥离后，带回了柏林。
1905年初，勒柯克急不可待地奔向了伯孜克里克石窟。
伯孜克里克石窟已被岁月的风沙所掩埋，这恰恰象征了当时高昌文化的沉睡姿态。这对于封·勒柯克来说，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乘着高昌文化的守门人沉睡的空儿，我们赶快动手吧，巴塔斯！
勒柯克很快从山下雇来了几个人，他用突厥语和他们对话，再加上手势，这些回鹘人不知是听懂了他的话还是明白了他的手势，他们便拿起铁锨和砍土曼，向掩沙的洞窟走去。勒柯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指挥着。
沙土才刚刚清理了一小部分，封·勒柯克便忍不住惊叫起来：“我蓦然看见，在露出来的我左右两边的墙壁上，有各种颜色绘画的光彩夺目的壁画。画是那样的鲜明，好像艺术家刚刚完成似的。”
勒柯克的助手巴塔斯是一个体魄魁梧的人。他首先用锐利的钢刀在壁画四周切开一条深缝，然后，用鹤嘴锄、凿子等工具沿着缝隙挖出一道缺口，最后用狐尾锯锯开土石，小心翼翼地取下壁画。较大的壁画，必须先分割成小块，才能装箱。在分割这些壁画时，尽量让切线绕着畫中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走。
就这样，巴塔斯不停地挥动着鹤嘴锄，挖掘的声音回响在伯孜克里克的清晨，然后消失在伯孜克里克的暮色里。每一天的伯孜克里克总是那样寂静，在洞窟中工作的勒柯克虽然感到空气有点沉闷，但他却依然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太喜欢伯孜克里克寂静的清晨与黄昏。
鹤嘴锄慌乱而急切的挖掘声在伯孜克里克昏暗的石窟中整整响彻了一个多月。
这期间，没有一个官员走上前来，过问一下。
勒柯克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顺利地将128箱壁画文物等运回了柏林。
高昌文化的劫掠与悲剧、耻辱与痛苦就这样铸成了。
究竟是谁创造了伯孜克里克的壁画？
创造者弃画而去，让壁画自己去蒙受劫难和耻辱，饱尝离乡背井和颠沛流离的痛苦……
作为壁画的家园和承受者——伯孜克里克石窟已经显示出了沉默不屈的精神。伯孜克里克石窟寺，你被千年的狂风、暴雨和烈日侵蚀过……你千疮百洞，伤痕累累，然而，你却不为岁月的摧折而动，不为残酷现实的劫难所动，你自始至终以大佛的安详姿态默立着，你手中高擎的那把千年文化的火炬，虽时强时弱，但始终没有泯灭过。
你坚守住了高昌佛教文化的最后阵地。
你是高昌文化最勇敢的守望者。
——选自《回族文学》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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