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一位六十余岁的老人请到家里作客。那时,我的家住在吉木萨尔县城。请我的人叫邵照熙。到了他家,才知道他请的贵宾是新疆八一农学院副教授周万友先生,他请我作陪。吃喝聊天中,我知道周先生是被聘到“野马养殖中心”进行野马研究的,而邵老是被野马中心聘去写《野马志》的。谈笑间,邵老递给我一份他写《野马志》时收集到的有关野马的资料,资料中写的是关于普氏野马被异邦人捕杀劫掠的过程。我略略翻阅过那些资料后,突然萌生了想得到这份资料的强烈愿望。我对邵老说,我想把它拿去复印一下。邵老答应借给我。这就是我最初得到、也是最珍贵的一份有关野马的资料。
从这一天起,我开始关注野马、并收集野马资料了。记得还托付过一个朋友在新疆大学历史考古系就读的孩子,在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打印资料《新疆探察史》。因借书的时间所限,我和妻子硬是把那本近10万字的资料给手抄了下来!可里面有关野马的资料并不多。之后,搜集野马的资料极其艰难,要想找到一点刷新的文字,并非易事!再后来,有了网络,又积累了一些资料。同时在书店买到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等书。总之,这儿发现一点,那儿收集一点,把它当成了宝贝。这样前后积累了近20年时间,从数千字的资料起步,最终结集的《野马长啸》有10多万字。
野马,从最初的原始状态到如今的放归,主要有几个不同阶段。
一是零零散散地记述了19世纪以前,异邦人尚未捕掠野马时的原始状态。二是记叙了19世纪异邦人进入中国新疆、内蒙古等地捕杀和劫掠野马的过程。这一部分文字极其珍贵,这要感谢那些最初记录野馬生存状态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文字,我写野马的书就会失去灵魂式的描写。第三部分记叙的是1986年以来,从德国等地引进的A系纯种普氏野马在新疆野马中心的生活状况。第四部分记叙的是2001年以来野马放归大自然的状况。
2002年,我写完首次放归卡拉麦里的那27匹野马后的文字,就有点急不可耐地想找机会出版。那时《野马长啸》一书的文字只有五六万。我和野马中心的主任曹杰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曹杰主任当时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不几天,他从伊犁办事路过昌吉,把手稿拿走了。然而,这五六年间,使我最担心的是怕手稿被遗失。日子久了,我已完全忘记了支撑起那五六万文字的——林林总总的资料出处,而那五六万字的手稿是从许多资料中提炼出来的结晶啊!如果手稿一旦丢失,便意味着我二十年的心血会付诸东流!如果是那样,我将追悔不及!这就是一个文化人的心情,有时他往往视自己的作品如生命。然而,五六年后,手稿最终还是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我手上。感谢曹杰主任,他一直精心地保管着我的那一份手稿,没有让它遗失掉!
当时未能出版《野马长啸》,之后看来是一件好事。如果匆匆出版,会留下诸多遗憾的。当初的五六万字和当下的《野马长啸》十多万字,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内容分量上的轻重不同。当然,野马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野马几乎每年都要创造出一些令人忧虑或惊喜的故事,但事已至此,我觉得可以暂时划上一个句号了,未来的事业有未来的人去做,我要做的也只能是这一阶段上的事了。
在完成这本书的期间,我与野马同呼吸,共命运。它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心。在二十年间,让我最揪心的有三件事——
一是2000年5月14日凌晨5时,“中国第一野马”“准噶尔一号”因难产而痛苦地死去。它生于“三八”妇女节,死于母亲节。“准噶尔一号”活了12年,如果是人,刚好是一个轮回……这么多的巧合,其中仿佛深隐和暗示着什么?
二是2001年12月8日,在荒漠大地寒彻的暴风雪之夜,首次放归的27匹野马失踪了。当人们找回他们后,前后陆续死去了5匹野马!
尤其是“准噶尔5号”,这匹在1988年出生的、在野马家族中地位崇高的第一代野马,它曾经成功地孕育了6匹野马后,刚刚产下幼驹还未来得及断奶,便弃子而去了!它的失踪,使我不由地联想到伊犁河畔乃蛮人曾经唱过的《野马之歌》中那匹离群索居的野马——它临风向前,不畏孤独和艰险,顽强面对暴风雪毫不退缩。它在不断搏击严酷自然的侵袭中,从不放弃寻找自己的伙伴。在茫茫雪原,在荒古的寒风吹彻之夜,人们仿佛隐隐听到了它猎猎奔驰、迎风长嘶的悲壮之声……
三是2007年8月15到9月8日,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放归卡拉麦里的野马竟然接二连三有4匹被飞车撞死!我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当晚打开网络,看到“准噶尔51号”临死前还喝了十几瓶矿泉水时,愤怒过后内心便充满了悲凉,眼泪禁不住哗哗流淌下来。夜里,在梦中,我再次为野马哭泣。
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张厚威在加拿大旅行时,在温哥华国王大道上亲眼目睹的一件事:
拉粮的车将玉米撒在路道上,森林中的小松鼠便来到路道上吃玉米。这时,所有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在离小松鼠50米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司机下车想赶走小松鼠时,小松鼠却不愿走。无奈,司机只好慢慢开车,绕过小松鼠而去。还有一次,从美国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路上,有一只大梅花鹿带着两个小鹿穿过公路时,高速公路上的车全部停下来,让它们通行。
另一件事是:当火车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往多伦多、从美国的芝加哥开往洛杉矶时,沿途如科罗拉多河铁路沿线的山区森林、草原中常有野生动物出没,它们有时要到河里来饮水。于是,沿途的路牌上画着棕熊和梅花鹿等野生动物喝水的画面,写着“火车等车辆途经此地时,禁止鸣笛,以免惊扰它们喝水。”
司机野蛮开车,在野马保护区以160码的速度行进,看见野马不鸣笛,不减速,这反映司机环保意识的薄弱和人文素质的低劣;不立招牌,不向过路司机发放野马保护的宣传单,以及肇事后的惩罚条例,这是有关野马保护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再加车辆时速限制的交通管理部门不作为……这一切,造成了野马惨死的严重后果!
这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萦绕、叩问。我想,既然能花费25万美元的高额代价买一匹野马,却为什么忽略那些对野马出现突发事件时的基本治疗或抢救措施呢?比如麻醉枪、针药。如果当时“准噶尔一号”难产时有这些基础设施,就不会出现母子同亡的悲剧了!如果2001年的放归有一两个检测“项圈”戴在野马脖子上,也许第一次试放的损失就不会那么严重!尤其是2007年的野马葬身车轮事件,使人们从对野马走向荒原、回归自然的担忧一下子回转到了对人类的深深忧虑。其实对于野马的真正威胁,后者才是致命的!
当然,也同样有两件令我高兴的事。一是野马在准噶尔南缘的“中心”,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这些年来,野马经历了三代繁殖的艰难历程。眼下,野马在故乡已度过了适应关,子一代、子二代和子三代的繁殖关,成功地繁育了四代野马,由最初的16匹发展到眼下的300余匹,成活率达80%,居世界首位。新疆野马中心已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野马饲养繁殖基地。
二是2001年8月28日,27匹野马终于走出人工喂养的围栏,走向了艰难探索的回归之路。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和转折,是惊世之举,它标志着野马保护事业已从单纯的物种异地保护过渡到回归自然的野外种群恢复阶段。虽然最初以5匹野马的牺牲付出了代价,但2003年5月,在卡拉麦里的第一缕晨曦中,一匹小野马顽强地在荒原上诞生了!它发出的声音虽然稚嫩而微弱,但却是惊世骇俗的。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个喜讯很快通过互联网传遍了整个世界。这匹小野马,以其纤小的身影,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光辉的野马时代。那些百年前野马先祖未曾远离的灵魂,那些先行野马未曾放弃的梦想,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野马的诞生,这标志着野马在野外度过了繁殖关。被围困了百年之久的野马,终于在旷野中诞生了健康的后代。这一年里,共有4匹小野马在野外诞生成活。
2007年8月19日,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实施了第三次普氏野马放归,6匹野马再次被放归。到目前为止,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内放归的普氏野马已有6个种群、60匹野马。
追溯历史,野马在自然界的消失,正是缘于人类的捕猎。在1888年之前的俄罗斯洛博达的一幢小楼里,有这样一种摆设:客厅门旁,摆着一只巨大而漂亮的西藏熊标本——它前掌上擎着一个铜盘;在熊的上方墙壁上挂着一幅普尔热瓦尔斯基打猎后满载而归的画像;在餐厅墙壁玻璃罩中摆放着几只美丽绝伦的山鸡;书房则有一个装有枪支的橱柜;更令人叫绝的是主人的卧榻,上面铺着用青藏高原捕杀的野牦牛尾巴编制而成的褥子……当屋子的主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沉浸在自己精心设计的房间里完成着《第四次中亚旅行记》的写作时,他美妙的回忆却成了后来中国人的痛苦和愤懑,成了千千万万个中亚高原漠野的野生动物的不幸。
普氏在中亚腹地的青藏高原上曾经过足了打猎的瘾。野兽常常就在他们身边,同骆驼一起吃草,他们想打什么随时都可以开枪。他们有时打死一头野牦牛,只割下牛身上的一个舌头或腰子,其余全部扔到旷野里了。在青藏高原的几天时间里,他们捕杀了60余头藏熊,有时一天之内要打死岩羊10余只。除了捕杀野生动物外,他们还侵害中国人的生命。有一次在藏民区,俄国探险队与当地唐古特人、果洛人发生冲突,先后打出1300发子弹,打死打伤藏民40余人。在中亚探险期间,普氏一再对他的队员强调,高超的射击本领,就是最好的中国护照。只要你腋下挟的不是福音书,而是口袋中有钱,手中有枪,那样就会在中国地面上通行无阻……
在四次探险中,普氏带走的野生动物标本有上万个,他带到欧洲的野马、野骆驼等标本使他的名字像钻石一般发出耀眼的光华。他的荣耀时刻,恰恰是野马等珍稀动物走向毁灭之际。因为他在1876年向全世界披露——在欧洲后院的新疆荒蛮角落,有纯种的野马、野骆驼存活着。这一消息像狂风一样很快传遍了欧洲大地,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德国人格里格尔、瑞典人斯文·赫定等冒险家纷纷登上中亚蒙古、新疆等地的行动;于是,便出现了捕捉52匹小野马、出现了在克里雅河和罗布泊打死野骆驼、在西藏高原捕殺野牦牛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悲惨行径……
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世界灭绝动物墓地,迎面是一溜躺倒在地的多米诺骨牌,每张骨牌上记载着灭绝的动物及年代——西非狮,1865年;欧洲野马,1867年;阿特拉斯棕熊,1870年……共30张,全是已经灭绝的动物。旁边还有8张骨牌没有倒下,那些骨牌上写的是濒危动物的名字。令人惊奇的是,除了雀类、鹰类和蛇类,人类竟然也在其中!此时此刻,站在墓地骨牌面前的人不无陷入沉思中,就像墓志铭写的那样:当世界所有物种灭绝、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时,作为其中一张的人类还能幸免于难吗?
没有了阳光,鲜花就没有了芬芳;没有了草原,心灵就失去了故乡。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真正的乐园是它们能够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天然栖息地,没有人的干预,没有人的喧嚣,自然生息,自由繁衍。不要因为我们自私的“爱”摧毁了它们的野性,伤害了它们的生命。而对那些陷落栅栏囹圄的野生动物,当人类走近它们时,更要学会尊重,学会感激。
悲凉而又满怀希望的野马啊,我为你能做的事也只有这些了。你能否克服荒原漠野的最后困境,重新回归道大自然,这要全靠你自己的顽强精神和意志了!请不要忘记,全世界的人们可都在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啊!
——选自2009年《北庭文化》
碧小家,本名白福成,中国作协会员,新疆昌吉州作协副主席,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曾于《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等近百万字,完成丝路北道文学、文化作品130余部,已出版《逃跑的麦子》等作品30余部,有作品获中国散文学会“新视野”散文一等奖,及《人民文学》《天涯》等杂志举办的文学奖20余次。
作品入选《初一现代文阅读》教材、全国各类初高中语文试卷,以及《中国西部散文精选》《中外散文精品选》《华夏散文精选》《散文百家选》《世纪末散文随笔选》等文本中。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