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湖北某市采访时，遇到一件震惊湖北的新闻事件：外地几名法官到该市执行一起经济纠纷案，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执行，而是采取“绑架人质”的方式将该市一位局长开枪打伤后强行带走，企图以此达到执行目的。这显然有悖于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当时该市领导问我敢不敢报道这件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报道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遵纪守法，法官更应如此。”我前后三次到该市采访、取证。最后写成了《震惊鄂西的枪声》一稿。本来，在我正式介入调查采访此事前，已向我供职的报社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也同意采访报道。可是，稿子发回编辑部后，几个编委的意见却不统一，多数编委担心这篇报道会给报社带来麻烦，最后把稿子给“毙”了。我觉得这篇报道应该与读者见面，不应该只考虑媒体和记者的风险及麻烦，如果这样，媒体和记者担当的那份道义和社会责任就无从说起。于是，我将稿子连同采访到的证据一并发给北京一家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法制类媒体。结果，报道很快刊发，引起了湖北省的高度重视，湖北省政法委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认真调查处理。
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干预司法独立，影响司法机关的正面形象，要追究我的责任。我理直气壮地回道：“司法独立不等于不受舆论监督，如果我歪由事实，甚至捏造事实诽谤你们，给你们造成负面影响，我绝不逃避责任。”但至今也未见有人追究我的什么责任。
作为新闻记者，当你在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时，只要做到心底无私、客观公正地报道，把真相告诉给读者，面对威胁利诱，你都会坦坦荡荡。
2008年，我在采訪调查重庆某区一起开发商违法开发并指使黑恶势力杀死“钉子户”独生儿子的新闻事件中，经受住“金钱、美女”的考验后，开发商很“友善”地提醒我：“我们这地方治安不太好，你可要注意安全哟！”我明白他在威胁我，坦然一笑。采访照样进行，不久，这篇深度调查报道同时在国内两家颇有影响的媒体发表，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也引起其它媒体的跟进报道。在强大的媒体舆论压力下，一直逍遥法外的开发商被抓捕归案，2009年10月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相关犯罪人员也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晚年丧子的“钉子户”夫妇得知这个结果后，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声泪俱下地向我表达感激之情。作为记者，我之前所有的付出和承担的风险，都在对方感激的泪水中化为快乐和欣慰，也更加感到自己从事的职业所担当的那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记得我在某报担任专栏主编、记者期间采写过一篇内参稿，它所起到的媒体监督作用和产生的社会效果十分明显。记得那篇内参稿不到2000字，但我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去调查采访，直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相应证据到位才发稿。从报社签发到有关领导作出批示，再到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只用了20多天时间，见效之快，出人意料。
那是件什么事呢？一个来自辽宁的东北汉子名叫马发财（化名），号称要投资几个亿在重庆某区建一个中大型水泥厂，一番花言巧语加上各种骗术骗取了当地政府的一纸项目批文。于是，马发财拿着这一纸批文便大肆发包“虚拟工程”，骗取了大量工程保证金。后来，有包工头感到事情不妙，找到我反映这一情况。我认真听取他们的陈述后觉得不对劲，随即通过查询有权审批该项目的政府机关，方知这是一个早已被国家列入严控的项目，仅有区里的批文是不行的，必须拿到市里的项目批文，但这个项目没拿到市里的批文就发包工程肯定是违法的，连项目选址在哪都不知道，怎么发包工程？
搞清楚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后，我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这个马发财有可能是骗取当地政府部门的一纸批文后去骗那些急于找工程做的包工头。报经社里同意后，我带着一位助手正式介入调查采访此事。
随着调查采访的不断深入，我发现来自福建、上海、四川、重庆等地的施工队伍多达10多个，交给马发财公司的工程保证金近二千万元，有的施工队通过中间人介绍还在前来马发财公司签工程承包合同，交保证金。
随着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我发现马发财根本就没投资能力，只是他一厢情愿拿着包工头们的保证金天南地北地去“招商引资”，投资合同倒是签了不少，动辄几个亿，但只见合同不见钱。事实上，这些投资公司也是在玩空手道游戏。而马发财却拿着当地政府部门的一纸批文和大把的投资合同继续骗包工头们的事。我已经意识到，如果让马发财继续这样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到头来，当地政府更难收场。
事不宜迟，必须尽快阻止马发财继续拿着政府部门的批文骗钱。我及时将内参稿写出（当时也想过公开报道，但考虑公开报道会对当地造成不良影响，最后决定出内参）。我还记得，我们的内参是6月17日印发的，6月22日两位领导就在内参上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尽快介入，公安机关于7月9日将马发财从北京抓捕归案，同年底，马发财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这篇内参稿的及时发出，有效阻止了犯罪嫌疑人继续拿着政府的项目批文骗钱，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为当地政府处理后遗问题减轻了压力，也及时排除了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记者不仅要嫉恶如仇，敢于面对邪恶，伸张正义，还要满怀爱心去关注那些弱势群体。这一点也很重要。
2007年10月，我到重庆某县采写1700多个移民安置问题的报道，中途转了三次车才到达目的地，天又下雨了，我冒雨在移民居住的窝棚里采访，中午只吃了包方便面，天黑后才结束采访回到县城。我的辛勤付出没有白费，《窝棚移民》的报道很快引起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派出工作组督促解决了1700多个移民的安置问题。
我曾经为帮助浙江诸暨一位患骨癌的女孩，三次前往诸暨、温岭、杭州一带追踪采访报道，帮助那个不幸的女孩度过她人生中最艰难也最灰暗的日子。尽管她最终还是没逃脱死神的魔爪，但我和那些她不认识的人给予她的帮助，让她在短暂的生命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人性灿烂的光辉。
我之所以这样做，只因内心那份对弱者的同情。我一直认为，一个正直善良的媒体人和写作者，除了多写稿养活自己外，也要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虽然我给不了他们金钱物资，但我可以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用我的一技之长，用我浸润心血和饱含真情的写作帮助他们，也给他们一种精神支撑，让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一线希望，不至于走向极端。
我在近30年的新闻从业中，经历的这种事情不少，也从中悟出一点：从事这个职业，就得要有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道义与爱心。缺乏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就不能真正履行一个媒体人和写作者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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