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永

　　切完了这二斤臊子，我不禁泪流满面。

　　中午的时候，孩子突然说：“爸爸，我们好像好几天没吃肉了啊！”听完我心里一怔，一想：的确是这样啊！心里便有些愧疚，于是下午去买了一些，大约两斤多吧，准备亲手剁点臊子给孩子吃。等吃完晚饭，打扫了战场。拿起那柄切菜感觉很锋利的刀，一切才知道菜刀已经很钝了，忽然想起爸爸：在家的多年以来，我们厨房的菜刀从来还没有钝过，总是爸爸过几天便搬出油磨石，仔仔细细的打磨得又明亮又锋利。前几天爸爸给妈妈买药的时候重重摔了一跤，摔破了头流了很多血，左半身痛得不能移动，那天我却不在老家，朋友打来电话时我顿时感觉有点六神无主，赶紧给哥、姐夫和几个熟识的朋友找车把爸爸送到白银，仔细检查了一通，知道的确是没有大碍，爸爸连我的门都没有进就匆匆坐车回去了。做为人子，竟因为孩子的缘故，不能时时刻刻侍奉在老人身边。我手握着这把很钝的菜刀，眼泪渐渐溢出了眼眶。

　　童年的我们是在快乐中度过的，衣食无忧，虽然家里和左邻右舍们一样的贫穷，爸爸妈妈也整天忙得脚不点地，但是受过别人歧视的爸爸从来不像别家一样吝惜粮食，麦面尽量让我们吃。从我记事起，每年家里都养着两头猪：一个猪仔，一头大猪——大的是当年年末时宰杀用来过年的，小的是为明年喂养的。每年腊月二十几的时候，我们总是最高兴，杀猪的匠人提着满满一包工具来了，我们欢呼着，小心翼翼地凑到师傅跟前，看他的油腻的帆布包里装着的明晃晃的杀猪刀，粗粗的糙石，黑而脏的斧头。帮忙的邻居挤了一屋子，抽着旱烟说着闲话，屋里呛得孩子们都不能进去。忽而大家捏灭烟卷，一拥而去了，便传来猪大声嚎叫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凄厉越来越刺耳，然而倏地一高，便再也没了声息。爸爸和他的弟弟还有我的几个堂哥便提着早已烧开的水匆匆过去，提回空桶又盛了热水提了过去，妈妈用脸盆端了红红的血赶到了厨房，新的热水又很快烧开了。

　　天黑了，我们孩子们挨家挨户地喊来匠人和帮忙的邻居们，饭桌上准备好了一盆热气腾腾的烩菜，几大碟子香气诱人的肉片。割下沉甸甸的猪尾巴，送走了杀猪师傅，我们给社里的几位年高的老人几家邻居一家端去了一碗肥肥的菜顶肉，而我们的父母已经打开灯盏，开始将肥白鲜美的豬肉从骨头上分了开来，装进了几个盆子，其中大多是要腌制的，作为新的一年全年的荤菜，有的是要炖好在除夕晚上守夜时食用的，最瘦最精的那一份往往约有二三十斤，则是用来剁臊子以便在正月里调制长面吃的，分肉是爸爸的事情，而切肉和臊子是妈妈一个人的任务了——那是我们还小，哥哥最大他可以帮忙切肉片，姐姐们也帮不了啥忙。

　　于是妈妈开始拎起家里那柄厚厚重重的菜刀，一刀一刀地切臊子。刀在厚厚实实的案板上连续不断地发出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的响声，在妈妈的胳膊肘旁边，渐渐地堆起一堆又一堆的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臊子。在嗒嗒嗒的响声中，妈妈的腰分明硬得难以直起来了；在嗒嗒嗒的响声中，妈妈额头的汗分明慢慢渗出来了；在嗒嗒嗒的响声中，我们却慢慢地进入了香香暖暖的梦乡！一连多年，总是我们品尝着妈妈切好又炒好的臊子，在一片香味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旧年，总是妈妈微笑着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臊子，看着孩子们幸福满足的表情，而我们却从来不知道妈妈弯着腰连夜切臊子的辛苦，也从来没有体验过妈妈的类似于此的种种辛苦。

　　可是我终于做了我的孩子的父亲，这还不够，由于妻子身体瘦弱多病而又工作繁重只能自顾，我还当起了“母亲”，带着我的孩子偏安乡村一隅的学校，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每天操心孩子的食宿，也许是因为这样忙忙碌碌，于是才体会了做母亲的艰辛！

　　我拎起了这柄不轻不重的菜刀，将洗过的猪肉放在木墩上，一刀一刀地切着，钝钝的菜刀很不听话软软的精肉也很不听话，一直在溜冰似的打滑，有好几次差点切着我笨拙的手指。我想起了母亲，她拎着那把沉重的菜刀，躬身伏在硕大的案板前，一刀一刀一下一下地切那二三十斤肉臊子，手恐怕也打滑了不止一次吧？而那双劳累了无数年的做过了无数农活又来做家务活的粗糙的手，恐怕也不止一次的差点切到手指吧？我的泪滴点点滴落滴在一块瘦肉上面，颜色鲜红鲜红，几十年啊！年迈的母亲，是如何披着生活的风霜走过一个又一个年关，切完一斤又一斤臊子的。

　　切完了这二斤臊子，我已经泪流满面。与爸爸相比，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双肩一直不能挑稳这个处在流浪中的小家；而与妈妈相比，妻子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父母的双肩双手把这个大家庭稳稳当当地操持了这么多年，以致一直以来我们把老家视为稳固的大后方，从来忽视了爸爸妈妈的健康状况，我们远远不是称职的儿女。然而今天，在爸爸的双肩不再能担起沉重的水桶，妈妈的双手不再能切动成堆的臊子时，我们能时时刻刻侍奉在他们的身边么？

　　刚立秋，老父亲葡萄园里的葡萄陆续成熟了。最先摘下的是绿茵茵晶亮亮的无籽，和圆溜溜紫妍妍的玫瑰，还有几串半紫红半黄绿的伊扎玛特，除了无籽有些颗粒大小不均匀不太打眼，葡萄们的新鲜水灵让人口唇顿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起来。

　　和祖父一样，父亲走了一辈子农耕之路，凡是西北农村土地能耕种的作物，小麦玉米大豆高粱，胡麻油籽糜子谷子，蓖麻花生麻籽芢子，各种菜蔬，父亲都种植过了。八十年代种西瓜九十年代种果树，直到果树一株一株陆续枯干变成炉膛里红红的火焰和一簸箕一簸箕炉灰，重新撒到土地里，本世纪初父亲葡萄园里层层叶子又开始在风中唱歌了。

　　然而父亲毕竟逐渐老了。早年被重担压坏的左肩无力地倾斜着，脊背佝偻，变形的右膝盖骨头歪斜地支撑着苍老的身躯。每天清晨，从昏昏沉沉中一觉醒来的父亲，费力地套上沾满泥土的旧布鞋，浑浊的双眼在屋里扫视一圈，看见桌上热气腾腾的羊奶和碗里翠绿的葱花，烤好的半焦半黄的馍馍。耳背的他只能听见母亲近处的呼唤，从我们的口型和反复询问中弄懂传递给他的意思，他不像以前那样喜欢表达自己的主张，很多时候感兴趣地看着我们谈话，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投入到在我们看来枯糙琐碎的劳动之中。

　　老父亲可以在他的葡萄园里待上一整天，从清晨草叶半睡半醒，一直到黄昏日落甚至星辰满天。在小小的葡萄园里，翠绿翠绿的葡萄叶欢快地跳动他仿佛在听它们诉说，一串一串的葡萄安静地生长从碎碎小小的颗粒长得又圆又大。上肥、浇水、除草、清枝、理叶、疏果，等葡萄接近成熟还要套上纸袋，不厌其烦地守在田埂上拿着土坷垃驱赶馋嘴的麻雀儿黄莺儿……总有无穷无尽的做头连绵反复的活儿等待着他，榨干他的有限的衰老的精力。我观察过葡萄园里的父亲，惊异于父亲那在葡萄园里注视枝条的眼睛明亮又敏捷，他能在乱纷纷的枝叶中毫不犹豫地分辨出和剪掉生长得不规不矩的家伙，让葡萄树变得整齐美观并更适宜葡萄的采光和生长。

　　当我们面对每一次社会或人生的剧烈变革焦虑而浮躁紧张而抑郁地陷入生活的泥沼，孩子们把大部分注意力和兴趣投入对手机上各种娱乐消息和明星游戏的深情注视不能自拔，我不得不佩服老父亲在大半个世纪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劳动的沉静与坚守。父亲和他的西瓜地果树园葡萄园一起在岁月中荣枯和复苏，父亲年老后西瓜和果树种植逐渐离开了他的生活，陪着他的就只有同样衰老的母亲和那块倾注了几乎所有精力与汗水的葡萄园。对父亲而言，最沉重的劳动不是将冬天的葡萄树埋入地下和春天再取出来上架，也不是艰难地迈着步子从遥远的泵房放来河水浇地，而是葡萄成熟后的事情。没有商贩光临和询问——城市里农贸市场上大量的外地葡萄足够廉价和饱满好看，又方便运送耐于储存且利润空间大，父亲的葡萄只有新鲜水灵的优点而已。万般无奈，为了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腐烂在枝头埋进土壤，于是老父亲不得不拖着残腿，拉着吱吱扭扭的小爬车，费力地把葡萄筐搬到货箱里，蹒跚地上公交车踏上进城售卖的路！

　　然而城市的文明却不见得会包容这些生活方式很原始的商贩们，市场上没有他们这类季节性售卖自家农产品的自产自销老农的位置，大街小巷有勤劳尽责的城管在巡逻和驱赶，小区门口有高高在上声色俱厉的保安把守。步履蹒跚的老父亲迷茫地拉着小爬车上鲜美水嫩的葡萄，在城市里艰难地流浪和打游击。但是父亲的新鲜的葡萄还是吸引着许多城里人目光，那绿色农产品自然散发出的甜美气息是她们难以拒绝的诱惑。父亲黧黑的脸上流露自得的神情，他一方面瞧不起这些锱铢必较毫厘不舍的城里妇女，一方面又很大度地原谅着她们，给予她们最大的优惠。对于走过身边的环卫工人和旁边卖蔬菜烤红薯的小贩子，他慷慨地让他们随意品尝，酸也好甜也罢，父亲的乐趣在于顾客对自己精心种植的葡萄的真心称赞。

　　我们每年都劝说老父亲放弃这种对一個耄耋老人负担过于沉重的劳动，希望他和母亲安静闲适地生活在农村或者城市里，收养一只奶山羊和种一些蔬菜，每天和邻居们聊聊天喝喝茶，在树荫下相携散散步。但是据我观察，劳动的观念早已化作丝丝血液，在老父亲固执的血管中汩汩流动，在他看来，人如果不劳动就失去了生存的必要：不劳动，毋宁死。而且作为祖父那个八十多岁仍然坚持去田里浇山水去土崖边割草喂羊的老农民的坚定继承者，他认为放弃土地是一件罪恶的事情，只要活着不管活得多艰难，绝不放弃劳动，只有劳动才能让他获得存在感和归属感。

　　我部分地理解了父亲。我想，终有一天父亲会被迫离开自己的葡萄园，而那时也许就是父亲离开我们离开生命的时刻。不管社会对父亲的仍然相对原始的生产方式认可度有多低，城市对父亲们这种被自己的信念驱使下的劳作有多么不肯定，现代文明对一个老人衰老而落后的不肯就此离开土地停止耕耘的剩余价值有多么排斥和不接纳，我认为父亲的简单而艰辛的付出稀薄并且不对等的收获仍然是有价值的。老父亲的葡萄园，是逐渐消失的传统的农耕生活即将淡出现代文明的视野时尚在挣扎存在的一点风景，是拒绝躺平的老农民对农村农业固执的守候，老父亲视劳动为生命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应过时，而且这种信念让我在痛苦的担忧中获得更多的现实启迪。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