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秀红

　　我的启蒙教育，是从我家屋门上的春联开始的。

　　小时候，一进腊月就能感觉出年味了。家家户户开始忙年，做馒头，大扫除，买新衣，贴对聯差不多是年前最后一道工序了。

　　有一年，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年三十中午，我娘做饭，我帮着烧火。过年，娘心情好。她忙活完手头的活，就蹲在我身边，拿起火钩，指着屋门上刚贴上的对联，一个字一个字点着，教我念。就像网上流传的奶奶教孙子认字的那个视频，不过，操着我们当地的“集美（即墨）普通话”。我拉着风箱，烧着火，兴致勃勃，把屋门上的对联和上面的字都记住了。意犹未尽，又拉着娘去大门口，教我念大门上那八个字，还有门框上的横联，转了转家里东间西间，把对子上的字，都记住了。其实，那时候记住的无非就是“新年快乐”“欢度春节”“阖家幸福”等过年话，难一点的就是“爆竹声声除旧岁，烟花纷纷迎新年”之类的对联。但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一年的正月里，在跟着父母串门拜年的过程中，不仅收获满兜的花生瓜子，各种糖果，还缠着人家，把家里对联上字念给我听，直到我记住为止。顺便也充当了父母的“工具人”。“看看人家这孩子，这么小就识字了，看看你们，就知道吃。”几乎忘记了小时候，我也曾是个“别人家的孩子”。

　　小时候的娱乐之一就是在我家墙上找我认识的字。那时村里家家住平房。条件好些的家庭，屋顶是瓦的，窗子上镶的是玻璃。差点的屋顶是草铺的，木格子窗。我们家的房子是后一种。后来条件好点了，屋顶才换的瓦，窗户镶上了玻璃。但是我还是喜欢木格子窗，因为可以贴窗花。我住的那间在里面，平时不怎么有人来，所以墙面是报纸和书纸糊的。报纸糊的那一面墙，我比较喜欢，上面的字有大有小，有的还有图画，所以字比较好认，有不认识的字对着图画，也能猜出个大概。书纸那面就比较难搞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排得整整齐齐，有时候眼前的字都认识，却看不懂啥意思。大概当时用来糊墙的书是工程类的或者理论类的。对理论性知识的敬而远之，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小时候另一个乐此不疲的游戏就是剪窗花。胡同头上住了个大叔，会剪各种样式的窗花。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上门去讨要，回家贴在窗上。那时候我家还是那种木格子的窗户，每年过年都要重新糊窗户纸。窗纸封好后，四个窗角再贴上大红色的窗花，过年的仪式感就呼之欲出了。

　　大叔有个女儿，比我大一岁，乖巧伶俐，是他的掌上明珠。我们是一条胡同的玩伴，几乎天天玩在一起。大叔爱屋及乌，也挺喜欢我。冬天农闲，地里没有活，大叔就窝在家里剪窗花，过年的时候，胡同里，几乎每家都会得到他剪的窗花。等我们放了寒假，天冷，不能出去疯了，更有大把的时间泡在他家。大叔经常教我们剪窗花，他手巧，很多女人都不如他会剪。他把红纸反过来，折折叠叠，用小剪子抠抠剪剪，再翻过来，一张窗花就出现在眼前，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神奇的魔术，让人欲罢不能。那时红纸金贵，只在过年的时候才能买。我就偷偷撕作业本纸剪。除了大叔教的，自己也天马行空地乱剪，剪出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嚷嚷“这是一座山”“这是一棵树”“这是一只羊”。大叔总是笑眯眯地应答着说：“嗯嗯，像。小心别剪着手。”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旧时光的背影却越来越远。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