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亚星

　　我从小到大，非常敬畏我的爷爷。爷爷对我很好，他对众多的孙子辈坚持公平公正，但在众人眼里似乎觉得爷爷对我更亲一些，这可能因我是长孙的缘故。爷爷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他身上闪现着传统农民所具有的所有优点。勤劳、勇敢、憨厚、朴实、善良、忍耐。也具有他们那一代翻身得解放的贫苦农民突出特点：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热爱新社会，勤俭节约，任劳任怨。

　　爷爷讳名贵堂，属鼠，生于1912年10月15日，是雷氏家族的堂字辈，在我们村的辈分很高，十分受人尊敬。他兄弟姊妹七人，爷爷排行老五，家里老大、老二、老三是女孩。我的这三位老姑分别嫁于米脂县的杨家沟、井家畔和宜川县。我只见过我的二老姑，爷爷领着我去她家作过客，二老姑中等身材，清瘦的脸颊上经常挂着一副笑容，穿着干净得体，说话幽默风趣，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太太。我的大爷爷排行老四，是家中的长子，讳名丕厚，姓武。因我家祖上本姓武，住在雷家岔东北方向的山上一个叫武家坬的村子。我太爷爷当初过继给了雷家为子，大爷爷又还回武家顶门，故大爷爷一脉姓武，他育有六个子女，四子二女。我三爷爷讳名圣堂，有四个子女，一子三女。我四老姑嫁于本县王家桥，我随爷爷也去过她家，她家境较贫，四老姑一直病恹恹的。70年代初期病逝时，我曾随爷爷去参加丧事，当娘家。冰天雪地里，她的俩儿子披麻戴孝，迎至坡下，跪拜娘舅的画面至今仍隐隐约约存储在我的记忆之中。

勤劳人

　　爷爷是个勤劳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是真正地日出而作。天麻麻亮，他下炕出门，开始家里地里的忙活，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劳作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从来不歇晌午，下雨天也很少闲着，不是在搓麻绳，就是在修理农具或者磨菜刀。那双粗糙的大手，那手掌上的老茧、手指上的裂缝，今天想起仍历历在目。是他用那双坚实的手撑起了我们家族的一片天。爷爷总是日落才息。每天晚上掌灯以后，他才放下手中的农具，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坐在炕沿上，拿出那个铜烟锅，从旱烟袋里装满一锅烟，噙住玛瑙烟嘴，对着锅台上那个被擦得明瓦铮亮的铜灯树，美滋滋地吸两锅后才吃饭，上炕。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干不动活时。我的记忆里爷爷在白天就没有上过炕、没有睡过觉，只有在晚年去世前那几个月因病才躺在了老家的那盘土炕上，也就再没有起来。我们祖上世代务农、家境不富裕，老爷给他三个儿子分家时，将四孔窑洞和一块宅基地分成三份，由长子、次子、三子按顺序挑选，爷爷分得了那块宅基地。分家后爷爷带着比他小4岁的奶奶陈氏，租赁他人之屋，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燎烟囱”生活，饱受了经常要被迫搬家、找家之苦。我记事起，奶奶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她嫁给爷爷后常常搬家的故事。

　　有固定住所是农耕文明的一大特征。有房才有家，没有房子就没有家，天大地大都没有房子大，追求造房修窑，是朴实农民的务实精神与现实理想的客观反映。对家的呼唤，是农民追求安全稳定生活环境，渴望有个归宿的心理要求，是农民对归属问题的一个主观解决途径。爷爷年轻时就像所有没有房子的农民一样，怀揣着一个给自己建一院地方的梦，立下了券窑的宏愿，把券窑修院视为他人生的目标，为此而自我奋斗，自强不息。

　　我家的宅基地在一个叫大沟的偏僻地方，距村中心约三公里，周围鲜有人家。那是个馒头似的山峁，背靠一座陡峭的大山，坡下有一条小河，河对岸山脚向河畔方向延伸出了一個半圆形的坪地，与我家宅基地的那个山峁隔河相望。站在对面坪地的河畔边，反观我家的宅基地，像一只靠山的簸箕里放着的大元宝，懂行的人都认为此宅风水甚好。这是一块七孔窑洞的宅基地，爷爷在此劳作了一生。他像传说中的老愚公一样，挖山不止，硬是用两只手，一把老镢头、一个独轮推土车，用了十余年时间，挖掉了半个山峁，挖出两孔窑的地基。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1947年春，券起了两孔窑，现在仔细看那两孔窑还真留有战争年代农民躲乱藏反的影子。在靠东边的那孔窑洞的边腿子上向东挖了一个暗窑，平时作为仓储之用，战时可供一家人藏身之用，我小时这个暗窑是我藏猫猫的理想之所，每次藏身于此，伙伴们很难找到。爷爷一镢头一镢头地挖，一铁锨一铁锨地铲，一推土车一推土车地倒，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从沟底往山上背。他从二十多岁开始干，一直干到了三十五岁，才券起了两孔石窑，这窑里的一土一石，都浸泡着他的汗水，这两孔窑是他15年辛苦劳动的成果，这两孔窑开启了爷爷修一院自家窑的宏愿，这两孔窑奠定了我辈儿孙们幸福的基石。今天再看爷爷当初券窑时惊人的工程量，从院子到脑畔顶上高20米开外，从硷畔到窑掌也有20多米，爷爷是从东边开挖的，粗略估算约4000多立方米的挖方工程，一个人，用一个推土车，在农闲时间，边铲边倒，除此以外还要从沟底往山上背120立方米的块石、片石，光是这两组数字，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一股坚韧的力量，没有一个宏伟的愿望和一个远大的目标，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做到挖山不止，背石不息，是很难办到的。

　　共产党打败了胡宗南的进攻，解放战争从胜利走向了新的更大胜利。我爷爷带领着他的儿女们搬进了他辛辛苦苦券起的新窑里，虽然是远离村子中心的“一家庄”，但全家人还是欢呼雀跃、喜气洋洋。镢头挖出安居窑，铁锨铲成幸福院。从此，我家的院子里笑声不断。

　　搬进新家后，望着院子两侧那座陡峭的山，爷爷没有气馁，他手里的镢头就没有停，一有时间就挖几镢头，倒几车土，那个独轮车的筛子不知换了多少遍。冬天农闲时间他还要背石头。挖地基、倒土工、背石头，爷爷为了他的奋斗目标，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原始的方式，拼命地劳动，将微小的作业量不断累积，完成着庞大的工程量。修窑建院，其实也是给儿子们娶妻生子，为家族传宗接代创造着条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制度，始终稳如磐石。儿孙满堂，人丁兴旺，是老一辈人的幸福和奢望；血缘相承，家族相续，成为中国农民稳定的心态。爷爷第一次用十五年时间，修建起的两孔窑，也为他的长子，我的父亲结婚创造了条件。住进新窑的近十年后，我父亲在爷爷修的东边那孔窑洞里结婚了，这孔窑，也是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出生地，我们都出生在了这孔窑洞的那盘土炕上。

　　爷爷生育有六个孩子，两男四女，长子结婚了，还要给次子结婚准备窑洞，住进新窑的第十四年，在我叔父结婚之前，券起了第三孔窑洞。此时他已年近半百，又开始准备修第四孔窑了，以便他百年之后，能公平地给两个儿子一分为二。经过几年准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为躲避武斗的风险，做好了当农民的思想准备，离开了运动中心县城，回到了乡下老家后，帮爷爷背石头、倒土方。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大，父亲的加入，加快了爷爷实现宏伟目标的进程，在第三孔窑洞修好的第六年，券起了第四孔窑。券第四孔窑时，我也能帮忙了，我在工地上当小工，提泥包、上窑顶、拾碎石、垫窑背，这些活我都干过。合龙口的事我记得很清。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一早上，帮忙的匠工、小工就都开始干活了，大伙干了一上午，窑旋过完了，窑口正中间那一块石头也试好了，放在旁边待用。中午时分，随着一阵鞭炮声，我爷爷端个盘子在窑口前点香烧裱开始谢土了。我爷爷的户家孙子雷德荣站在了窑顶的正中间，放下了那块合龙口的石头，拿起了一个装有五谷杂粮、干红枣、水果糖和铜钱的盆子，向四周开始“撒福禄”。一边撒，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说的什么我没听清，也没记住，只记得最后两句“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合龙口就是券窑的一个庆贺仪式，常言说修窑盖房一世最忙，合龙口也就标志着完工了。忙完了，应该好好热闹一会儿，红火一阵，庆贺一番。中午吃的炸油糕，以酬谢帮忙的匠人、小工、亲戚，当时农村券窑大部分都是左邻右舍，亲戚自家，亲朋好友帮工，其实也是换工，我券窑你帮几天，你券窑时我也去帮几天。这是农耕文明、熟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一种产物，是當时农村很盛行的一种邻里互帮互助干大事、成大业、解难题的一种方法。

　　第四孔窑洞修好时，爷爷已近花甲，背石头等重体力活已力不从心了，他再也没张罗着要券窑了，余下三孔窑的地基成了他未了的心愿，经常在我跟前念叨着。我参军入伍后就没有打算再回到老家那个山村，也就从来没接爷爷这个话题。每当坐在院子里的石床上和爷爷拉家常时，看到他总是注目凝视着西边那高高的山坡，我读懂了他的心思，他是想着如何让这院子一线齐齐地立起七孔窑。但我无以言对，我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他，让他不要纠结在这个未了的宏愿之中。

　　爷爷是个勤俭持家、挣家立业的人。他用勤劳的双手不仅券起了窑，建下了院。还在前坡、后洼、硷畔和脑畔周围，栽了许多树，桃树、杏树、枣树、椿树、柳树、红柳、洋槐、老槐等，凡是当时在陕北农村能看到的树我们家几乎都有。前坡三棵大杏树，口味各异，一棵是扁扁的粘核子黄杏，一棵是圆圆的离核子红脸脸杏，一棵是甜核子大杏；后坡上有两棵桃树，一高一矮，是离核子的，味道很甜、很纯；脑畔上、碾道旁、院墙边栽了很多枣树，以团枣为主，最老的那棵枣树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这些杏树、桃树、枣树，好像为了报答爷爷的抚育之恩一样，年年结得很稠，棵棵压满枝头。成熟时那金黄的杏、粉红的桃，大红的枣，散发出阵阵清香，在微风中左摇右拽，上摆下荡，引得路人驻足感叹：“这树结得好稠，这是一户好人家！”

　　爷爷把我们的小院打造得十分温馨。院子里有碾子有磨，碾道磨道都是用石板铺的，前后院支着两块大石床，大门口有个豆腐小磨，猪圈、羊圈、鸡窝应有尽应，近两米高的土墙、一座极普通的栅栏门和那只忠实的四眼狗一块儿严实地守护着坐北朝南的窑洞和整座院落的安全。奶奶虽然身体不好，但她也是个勤快人，窑里总是收拾得窗明几净，菜缸水缸擦得黑油油的，一尘不染，铁制和铜制的灶具总是亮锃锃的，不挂一点锈。

　　院子的那块大石床是爷爷花了八块钱买的，又请了生产队的十六个人抬到院里支起的。抬石床那天，爷爷按照农村抬碾子的传统做法，请大伙吃了一顿炸油糕，农村除了过年以外，只有在喜庆的大事时才吃炸油糕。石床支好后，就成了我们吃饭、纳凉、拉家常的地方了，特别是在伏月天晚上，爷爷燃起艾草熏跑蚊子，我们就睡在那块大石床上，看着满天眨眼的星星和像银盘一样的大月亮，感觉十分惬意。

善良人

　　爷爷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爱社如家、公私分明。奶奶一直有咳嗽的积病，听说喝蜂蜜水有治疗作用，爷爷给生产队放蜂时，不知经手了多少蜂蜜，奶奶常念叨蜂蜜能治咳嗽，但爷爷从来没拿生产队的一滴蜂蜜为奶奶治病；众人都知道爷爷特别亲我，他为集体养了几年蜂，却没给我吃过一口蜂蜜。爷爷当生产队饲养员时，喂着一头大花牛，三头大黑驴，他伺弄这些牲口很上心，喂草、添料、饮水，按时按点，从不延时误时，更不缺草少料，铡草、煮料、垫土、起圈，按部就班，从不偷懒，经他喂的牲口，个个膘肥体壮、毛色鲜亮，大伙赞不绝口。我记得那头大花牛还下了个小牛犊，十分可爱。当时生产队还没修起牲口圈，爷爷就把他刚修好的窑洞做了驴圈，家里人都反对，他却说：“窑洞空着总不能把这些牲口拴在露天地下吧。”那时牛、驴等大牲口都是生产队重要的生产工具，社队各级都很重视，冬春季除了喂草外，每天还要添料，一条驴大概是三合黑豆，一头牛是四合黑豆。困春二月，不少人家都断粮了，饿得不行，有一天我和邻家的孩子偷的吃了一把驴的饲料煮黑豆，正吃得香时被爷爷发现了，一顿呵斥，我们站在驴槽边，挨了爷爷半天教训。其实我知道爷爷对我可亲了，对我这个长孙是寄有厚望的。至今我还记的阴雨天我坐在爷爷的怀里，他给我的糕泡泡是那样的脆；赶集回来我迎下坡，他给我的干炉是那样的大；晚饭时他倒在我碗里的饭，是那样的稠；生产队打平伙时，他留给我的半碗肉丁丁饭，是那样的香；我上高中时，他为我制作的枣炒面，是那样的甜。

　　爷爷对生产队的牲口特别有爱心，他常说“牲口通人性，你对它好坏它全知道。”爷爷喂的那些牛和驴老远看见爷爷就又叫、又跳，高兴得不得了，爷爷喂它们后，经常站在槽边看着它们吃食，满眼爱意。记得有一次，一位社员家天黑后才把推完磨的大黑驴送回来，驴浑身湿透了，一看就是出力过度所致，经常和颜悦色的爷爷脸沉下了。那位社员赶忙解释为了赶时间推完磨，让驴多干了一阵，送回来迟了。爷爷还是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嫌他不爱惜牲口。在农闲时，队上规定驴轮流去社员家碾米磨面，帮助社员家干活。有时我们见牲口站在槽头也想用它做点活，可爷爷从来不允许，他认为集体的牲口我们不能随便使唤。记得我那时养只绵羊，天特别热时，中午爷爷下河洗澡带着我还总让把羊也拉上，说天热了给它也洗一洗，到河里后，先给羊洗了，然后拴在太阳地晒着，才帮我洗，最后他自己洗。那只绵羊特别喜欢吃苜蓿草，可苜蓿草是生产队给驴的饲料，爷爷从来不让给羊吃。他就是这样公私分明，丁是丁，卯是卯，他认为集体的驴不能随便帮自家干活，自家的羊，不能吃集体的草。他对牲口很有爱心，善待生命。记得我家那只四眼狗，出去吃了炸狐狸药，把嘴炸坏了，爷爷天天帮狗进食，很有耐心，直到它伤愈，那条狗能活过来全凭爷爷的救助。

　　我小时候很顽皮，常挖鸟窝、掏鸟蛋，爷爷为了制止我这些行为，吓唬说：“鸟窝里有蛇了，你小心点。”我一听，吓得再也不去挖鸟窝了。一个冬天下雪后，我在驴圈前的谷草旁扫开了一块地，撒了一把秕谷子，把爷爷喂驴用的大花筛子支起，准备套麻雀。冰天雪地，麻雀无处觅食，都飞进了花筛下面吃食去了，我一拉绳子，一下套住20多只麻雀，我高兴得不得了，爷爷看见后硬让我全部放生了。

　　爷爷待人很友善，乐于助人。邻家、自家、亲戚家，大事小情，只要他能帮的总会出手相助。他同情弱者，对乞讨要饭的，也总是客客气气地给他们吃了熟的还要给带点生的。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家家缺吃少喝，我见他常给要饭的吃一大碗，很是不解，他说给这些可怜人多吃一口有啥不好了。他的六个子女，四姑我没见过，早年就没了，其他五个数二姑家生活不好，爷爷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常帮二姑家，给她家接济最多。在他的影响下，我父亲兄妹四人也都经常帮扶二姑家，直到我们弟兄们长大成人，也把帮助二姑家当作本分。

　　我奶奶身体不好，常年有病，有时给爷爷做饭也有困难。爷爷既要地里忙，去地里种庄稼、挣工分养家糊口，又要家里忙，回家里做饭洗锅，那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他都很少有怨言，他认为奶奶病事连体，他理应照顾好家里的一切。侍候奶奶吃饭、端水、递药，都很有耐心。奶奶晚年病重期间，爷爷更是认真照顾，精心护理。爷爷本来还是个手艺人，他是个毡匠，我们大队的毡匠很有名气，经常结伴出门揽活，那时候匠艺人出去干活，除了工钱以外主家都给吃得好，但是爷爷为了照顾奶奶的身体，很少出门。

　　（节选）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