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一、无忧的少年时光
陕北，山大沟深，千山万壑；人烟稀少，土地贫瘠。
多年前，对于陕北来说，一个“穷”字、一个“苦”字涵盖了他的所有！后生们到了外地，张嘴没说几句话，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说：“陕北愣小子”，且送上睥睨的目光。
因为贫穷，很多粗壮的汉子，不得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上包头，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如泣如诉的情歌，不仅唱出了两个相爱的人离别的不舍、痛苦和肝肠寸断，而且也是那个时候心酸又无奈的陕北的真实写照。
人常说：“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乎揭不开锅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那年母亲50岁，父亲52岁。我的出生，连母亲都没有想到；父亲和姐姐、哥哥更是始料未及。
虽然穷困潦倒的家又平添了一张嘴，可我毕竟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呀！母亲疼我、亲我，父亲和姐姐、哥哥也对我倍加关爱和呵护。
虽说我生不逢时，可仍然给家里带来了更多的笑声和欢乐！因为，在我之前，母亲已先后生了11个孩子，但只存活下一姐一哥。半道夭折的孩子，大的6岁，小的也有一两岁、几个月的。为了保住那些孩子的性命，可怜的父母不知去庙上求了多少次神、烧了多少次香、请了多少次神倌巫婆。结果，头磕了、香烧了、马下了、神敬了、愿还了，孩子却一个个地去了。
作为父母亲的“老生儿”（方言：喻老年得子），我生来就被宠爱着，吃饭爱吃好的，衣裳要穿新的。那个年代，每天早上能吃上窝窝头，就算得上好日月了。可母亲还要蒸一碗黄米粥，然后用黄油拌了我才吃；要么给我打两个荷包蛋，或者做一碗揪面片。当然，荷包蛋、揪面片，隔三差五吃一次就相当不错了。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家乡有“捏面花”（用白面捏成人、狗、羊、猪、鸡、鱼等形状，蒸熟，在大锅里烤干或晒干）的习俗，而“面花”祭祀之后，主要是给小孩子吃的，每次，我分的要比姐姐和哥哥多。姐姐、哥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虽有看法，但没办法。我却引以为豪。这还不算，我常常是舍不得吃自己的，却趁姐姐和哥哥不注意时，偷吃他们的。不管他们藏在哪儿，我都能翻箱倒柜找得到。为此，我也挨过揍。
学校就在我们村庄。每天，我背着母亲用碎花格布缝制的漂亮小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读书。也许，是一种基因遗传；也或，是听多了老年人讲我爷爷故事受到激励（我的爷爷曾是县城为数不多的秀才），反正，我自打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就特别地用功。
那时，我最爱听语文课。语文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为了把老师的字学到手，我常常照着黑板模仿。白粉笔（或蜡笔），小黑板，抱在怀里不停地写，经常把自己弄成一个“白面人人”。
几年下来，我的字有了长足的进步。字写得好，老师喜欢，同学羡慕。从四五年级到初中毕业，我一直是班里的“板报员”和“墙报员”，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之所以能有今天，与字写得好不无关系。这是真的。看来，一手好字有时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我深深地感念语文老师贺顺利！
少年时光，最令我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场电影了。公社的电影队，一年来村里也就一两次。当电影还在邻村放映的时候，我就掐算着来我们村的时间。一旦确定下来，那个兴奋劲好像过年一样，做什么都觉得特带劲。晚饭，每次都是催着让母親早早做；不等饭咽下肚，搬个小凳或砖块就往放电影的地方跑，生怕占不到一个好的位置。有时，我和小伙伴们也跟着电影队跑，至少跟随三四天。哪怕邻村有十多里地，我们也要翻山越岭地去看；哪怕放的是同一部影片、同样的内容，我们仍百看不厌、乐此不疲。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单纯和执著！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都上学了，可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哭闹着钻到母亲怀里吃奶。至于晚上，我则要噙着母亲的乳头甜甜入梦。
就这样，在懵懂无知和极其顽皮中，我度过了那段快乐无忧的时光。虽然，那个时候，生活极度艰难。
二、亲吻黄土地
初中毕业后，因没被推荐上高中，只好回家务农。那时，我不到14岁。
犁地、锄地、背庄稼等技术活、体力活是绝对干不了的。70多斤的体重连犁把也扛不稳，生产队长怎么会把一头牛交给一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于是，就安排我和一个老大爷、一个小姑娘给生产队放牲口。
早上，我们把几十头牲口赶到水草肥沃的沟里后，就万事大吉了。要么在树荫下呼呼大睡，要么嬉笑打闹，老大爷懒得管我们，反正牲口跑不了就行。临近天黑的时候，再吆喝着把性口赶回圈里完事。往返的路上，还可以骑着马或牛，好不悠闲。这个活儿似乎不赖，只是工分挣得少了点。
“放牛娃”的那两年，我觉得当个“受苦汉”也没啥大不了的。
16岁那年，为了能挣与大人一样的10个工分，我主动向生产队长请缨要犁地。因为，队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有能犁地了，才能挣满分。看着我的执著劲儿，生产队长也只好应允了。他把一头最老、最慢的黄犍牛给我，理由是：初手配慢牛才行。
于是，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一大早便扛着犁铧、赶着老黄牛犁地去了。犁地看似简单，实质上还蛮有技巧哩。村上的多数犁地汉早上出门，不等天晒起来就犁完一垧地，哼着小曲、扛着犁铧、赶着黄牛回家了；而自己由于初学犁地，加之老黄牛太慢，一垧地往往要日当正午才能犁完。就因这，点豆子的婆姨女子都不情愿跟我。
一次，生产队长给我指了阴子坡一块非常陡的地。一春无雨，土地干枯得根本犁不进去，一犁一个土圪垯。4个多小时过去了，抬头望天，日近晌午；低头看地，仍有一半。尘土飞扬，饥渴难耐，嗓子冒烟。那一次，我哭了，直哭得点豆子的婆姨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己。她说：“你咋不像个男子汉呢！”
其实，犁地还不算啥，反正是牛拉着犁，只要一上午犁完一垧地即可。
让我今生难以忘记、刺入我骨髓的，在我的记忆里，最为苦累的农活要数“背背子”（即背庄稼）了。那个时候，村里的道路极差，几乎清一色的羊肠小道。每到秋天，成山成峁的金灿灿的庄稼，全得靠人往场里背。每天黎明，东方刚露鱼肚白的时候，生产队长一声“背背子走了”的吆喝，催醒了睡梦中的所有男女。虽然有多少的不情愿，可为了那可怜的、不值几毛钱的两个工分（男人劳动一整天为10个工分），我与众多的老人、后生们一样，必须麻利起来，腋下夹上一根麻绳，踏着晨露，向庄稼地走去。而女人们，则开始烧火做饭。
庄稼干燥倒也罢了。一背糜子或谷子七八十斤重，我还能承受得住；怕就怕“拉水”（雨后湿水之意）庄稼，一背少说也有上百斤甚至一百四五十斤。一次，背着一背“拉水”糜子往场里走，大约两公里的路程，先后歇了几次，临到场里还要上一个很陡的大坡。爬完这个坡后，我气喘吁吁，用上气不接下气形容，有过之而无不及。抬眼望去，还有几百米的距离。此刻的我，汗如雨下，眼冒金星，双腿发软，再往前挪动一步都费劲……
瘠薄的土地，贫穷的生活；日出而作，披星而归。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连个肚子也填不饱。难道就要在山大沟深的小村庄与黄土地打一辈子的交道？那几年的光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易！
但是，我仍然乐观面对。因为，我生在这块土地，她给予我生存的根、生活的源，虽痛苦，可我以苦为乐。尤其是看到自己一年辛劳的耕作变成金灿灿的果实时。如此，我日复一日地踏着露珠迎着朝阳，快乐地向着给我生命和生活的黄土地走去。
三、从军
七八十年代那会，谁家有个当兵的，家庭成员都感到无比自豪，尤其是“革命军属”的红牌子在门框上一挂，更增添无上荣光！
当然，想当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人清一色在农村种地，“到部队去”，成了他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我亦如此。立志参军，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这个绿色梦，伴着我从小学到中学，一年比一年强烈。
1983年深秋，正是广大农民辛勤劳作一年后收获庄稼的季节，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又如期展开。这一年，我再没有高风亮节，而是毅然决然地报名、体检、政审，从村上到公社再到县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因为，在此之前，我已连续两年到县城体检合格，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尚小，我把名额给了与我同一个大队、年龄较大、家庭境况更不好的两个后生。用时任县人武部部长折林怀的话讲，“郝卡厚是三进山城啊！”
之所以说我让指标，是因为，我当时是大队的民兵连长，与上面的关系非常熟，当兵比他们自然有优势。
那年的冬天好像来得格外早。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这一天，我就要离开家乡，告别亲人，踏上从军的旅程了。推开门，抬头望去，天灰蒙蒙、阴沉沉的，像要塌下来似的。凭在农村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经历，我想，要下雪了。这不，刚放下碗筷，在村民们敲锣打鼓送我上路的当口，鹅毛大雪就铺天盖地而来。
为了心中的绿色之梦，我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到公社报到的征程。不一会，送我的男女老少，特别是我68岁的母亲似雪人一般。那一刻，我一步一回头，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淌。我不知道，那是激动的泪，还是幸福的泪。也许，是别离亲人伤心的泪吧。
于是，在大哥的陪伴下，我一路跌跌撞撞，经过4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赶到了公社，然后坐大卡车到县城。再后来，乘汽车、坐火车，三天三夜后，终于到达了部队——邱少云生前所在某部。
之所以在这个地方用了过多的笔墨，是因为，这个事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只要闭上眼睛回想，或者拿起笔来梳理自己的人生路，多年前的经历好像就在昨天，清晰异常，由不得人不说。
当然，用笔记载下来，不管任何时候，哪怕生老病死，这段往事就会永远烙在我的人生履历中。
四、我的连队
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学习到邱少云的英雄事迹时，我曾疑惑：人咋能不怕火烧呢？难道邱少云是金刚铁骨浇铸的身躯吗？
通过学习和老师讲解，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能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是为了整个战争的胜利，是为了顾全大局。
这就是当兵的人！除此，恐怕常人是难以做到的。
当然，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参军的部队就是邱少云生前所在的部队，那是后来参观师史馆、进行传统教育课时才知道的。
那天，汽车、火车已经连轴转了两三天了。刚下火车，再上汽车，我们被等候在火车站接新兵的几辆军用卡车拉走了。
一輪明月悬挂天际，西北风呼啸着划过脸庞。也就半个时辰的样子，几辆军用大卡车齐刷刷地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大礼堂前。
不知是哪一位“首长”的声音：“下车了！”
于是，100多名“新兵蛋子”从几辆卡车上鱼贯而下。集合，整队，报数，点名，我们被分得“四分五裂”。随着“登车”的口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与50多名新兵又登车出发了。
此刻，月黑星稀，肆虐的西北风“飕飕”刺过车厢，使人不寒而栗。车厢里的兵们就尽量靠拢在一起，既御寒又壮胆。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驶，车终于停在了一栋办公楼前。又是一番列队点名，兵们终于归“家”了。
“肉丝面”的确很香、很好吃，虽然有点晕车，我还是连吃两大碗。那个样子，确实如狼吞虎咽。因为十多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大家早已饥肠辘辘。
后来，我才知道，每年新兵到部队的第一顿饭，几乎都是“肉丝面”。
躺在架子床的上面，顿觉天旋地转。是啊，对于一个从没有坐过车、出过远门的陕北娃而言，几天折腾下来，劳累的程度绝不亚于在庄稼地里劳作。这个时候，我浑身像散了架一般，虽晕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却毫无睡意，只是两眼圆溜溜地盯着天花板。
师直高炮营三连，番号84808部队96分队。从此，我成为这个连队里真正的一兵；从此，漫长的军旅生涯展现在我的面前……
噢，我的连队驻扎在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个小镇——永昌县河西堡镇。
五、空中开花
时光飞逝。两个月的新兵生活很快过去了。
新兵下班时，连队安排我为双37高炮二炮手。由于自己学习认真，训练刻苦，很快成为全营同一专业的佼佼者。年底，作为骨干，我被逐级选送到更高的机关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高炮专业骨干集训。
当兵第二年的初秋，部队进行一年一度的实弹战术演习。经过几天紧张、细致、全面的准备，我终于踏上了承载我们部队的专列。当时，虽然坐得是闷罐车厢，但大家仍兴奋得很，毕竟要开赴真枪实弹的地方了嘛！
闷罐、闷罐，名副其实，几十号人拥挤在这里面可是真的憋闷呀！偌大个车厢，只开了个见方不到1米的“门”，这是让大家“方便”的地方，否则，这条小缝也不会开。
为了战士们“方便”安全，一根铁链横拉在中间，蹲下“方便”时可用手抓着铁链。虽然这样，很多同志面对高速行驶的列车和这个从未见过、用过的“方便之门”，尿不出尿、拉不出屎，拽着铁链一蹲就是十多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有的都急哭了（我看是憋哭了）。当然，我也经历了“不方便”到“方便”的过程。后来，大家慢慢适应习惯了。所谓“行也得行，不行也得强行”。
一路上，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是打扑克。除此，就是呼呼睡大觉。每当快要到兵站的时候，大家都兴奋得大呼小叫。车一停，不等头儿发话，大伙一窝蜂地冲到站台，打哈欠的、伸懒腰的、说笑打闹的，好不快活。只可惜，这段时间非常有限，因为这是供大家吃饭的时间，一般也就半个钟头的样子。本是“补给“时间，但大伙硬是起了个更为形象的名字——“放风时段”。
三天三夜后，我们的专列终于停在了宁夏青铜峡火车站。忙碌且有条不紊地卸载，然后是上百辆军车浩浩荡荡的摩托化开进，几个小时后便到达了目的地——青铜峡靶场。
这里真叫壮观啊！一望无垠的大漠，随风飘曳的青草，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炮阵地（这是一次全战区性的实弹战术演习，在我们之前，多数参演部队已到达）和那齐刷刷地傲视苍穹的炮管，这样的场景我可是从未见过呀！炮空合练、战术演习、实弹射击；头顶烈日、帐篷潮闷、沙子拌饭……艰苦紧张的一个多月，是我从军史上记忆最深刻和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当然，最让人兴奋的还数“空中开花”了。所谓“空中开花”，就是实弹射击时火炮命中“飞机拖靶”。“拖靶”用帆布做成，长3米，直径1米，战机用一根1000米长的钢丝绳拖着，当战机飞至四五千米的高度时，从地面用肉眼看去，“拖靶”仅有一个玉米棒大小；加之战机的速度很快，所以，击中目标的确不易。
实弹射击分为连射击和班射击。一般情况下，班射击因火力小是打不准拖靶的；即使连射击也很难，多数连队是推了“光头”无功而返的。那天，实弹射击和演习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连队要正儿八经接受上级的考核。上午9时，考核正式开始。考核组由一名将军带队，一行十多人，他们每人拿一个望远镜仰望战机飞来的方向。
高度600米，航路45度，距离1000米、800米、500米、200米……这些数字从各个炮手口中响亮地传来，6门火炮齐刷刷地指向“敌机”，阵地上弥漫着一股股紧张的硝烟味。随着指挥员“长点射，放”的口令，60发炮弹山呼海啸般飞向“敌机”。炮响靶落，空中开花！刹那间，被炮弹击中的“拖靶”，眨眼功夫便撕成碎块，一片一片地飘向炮阵地。这个时候，阵地上早已成了欢庆的海洋，战士们无不欢呼雀跃。就连考核组的首长也连连伸出大拇指，夸我们连队“不简单”。
六、肩扛“红牌牌”的“郝干事”
1988年初，我被调到营部当书记。这个岗位曾多次调整变化。
无论是干部编制还是志愿兵担当，其工作性质与我在连队当文书时差不多，仍然是与文字打交道，只不过面宽了，要求高了，任务更重了。当然，我还管着四个连队的文书呢！
为了弥补自己文化知识底子薄的不足，在连队当文书那会，我就开始学习写作。先是模仿报纸，学写新闻稿件，偶尔也写点打油诗和散文（其实那时真不知道散文为何物）什么的。总之，想起啥写啥，看到啥写啥，有时一天能写两三篇稿子，但寄出去的东西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这时，一块入伍的乡党就风言风语地挖苦我、嘲笑我，说我不是那块料，还是回到他们身边，该玩则玩，该逛就逛吧，何必当真呢。
一度时间，我也真的心灰意冷了。心想：没喝多少墨水，还非要舞文弄墨，当个“无冕之王”，是不是异想天开了？一次次放下手中的笔，又一次次重新拿起来、写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寄出去90多篇稿件后，我的处女作终于刊登在军区的《人民军队报》上了。虽然，这篇东西连标题加标点符号仅仅71个字，但我仍然激动不已。手捧着报纸不肯放下，反复端详着印有我名字的这些铅字，好像在欣赏和凝视自己的孩子。当时的那种心情，至今想来仍回味无穷。那日，凛冽的西北风似乎也温柔了许多。
1989年新年前夕，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这年初，我由义务兵转为志愿兵，肩上扛上了“红牌牌”（志愿兵与义务兵肩章之区别），每月十多元的津贴费也变成近一百元的工资。
转为志愿兵，对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农村青年来讲，就意味着不需要回大山了，再差也能在县城谋份职业，从此就成了“公家人”，这怕是我们这批陕北兵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仍有许多同志在服满三年义务后便被复员回家了，有的甚至干了六七年照样复员回家。虽然他们极不情愿，有的干得也很出色。
这年的4月1日，是我军旅生涯的又一重大变化。这天，我被调到师政治部保卫科（类似地方公安局，主要负责营区的安全保卫以及首长的警卫任务）上班。这可是个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办公楼里，每天出出进进的大到师长、政委，小的也是连职干部。在我看来，那个十多层的白色办公大楼气派着呢。
到机关后，我的直接领导由正营职转变为副团职（副处级别），有时师最高首长或政治部主任也给我交代工作、部署任务。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接接电话、发发通知，做些上传下达的工作，并打扫好办公室的卫生；偶尔，科长也布置個小材料什么的。
后来，我了解到，我之所以被调到机关，是因为我有一点儿文字基础，主要是我的钢笔字写得比较好。
那个时候，办公条件还比较落后，整个机关连一台电脑都没有，只有一台老式铅字打印机在军务科的打字室，哪个部门打印材料还需要领导签字批准。这样，各个科室的上报材料，包括给领导准备的讲话稿等，一般都是用手抄写。我当之无愧地就成了“文抄公”！还别说，需要抄写的东西很多，要经常加班加点才能完成；有时，抄得人手发麻眼发花，甚至拿起笔就害怕。
当了一年多“文抄公”，倒也收获不小。从此，我这肩扛“红牌牌”的志愿兵实际上就充当了干部的角色，随师领导下团蹲点，搞调研、抓典型、总结经验，等等，无不涉及和参与。虽说非常辛苦，但几年下来对人的锻炼可不小。
1993年，我被调整到秘书科，主要负责编印一份内部发行的《信息与研究》刊物。这份刊物是师里的陈耀武（后来陈政委被提升到乌鲁木齐陆军学院任政委，副军职，少将军衔）政委一手创办并主抓的。原来是政治部的几个科轮流办刊，往往质量不能得以保证，与首长的要求相差甚远。于是，按照首长要求，政治部领导让我到秘书科，专门负责办刊。
走马上任后，我认真贯彻首长的指示要求，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不同层次领导和同事的意见建议，并很快确定了办刊的方针、原则和思路。每月两期，每期发文10多篇3万余字，既有重要的政工动态，又有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还编发领导和基层政工干部撰写的调研文章，也推广一些单位和个人的经验做法以及体会等。
从此，这份带着我智慧和汗水的油印刊物，成为全师上下人人皆知、政工干部爱不释手的“抢手货”。年底，《信息与研究》还被集团军评为“优秀刊物”，我也被大家尊称为真正的“郝主编”、肩扛“红牌牌”的“郝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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