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君

　　

　　

1977年·界湖

　　这一年，我16岁，高中生了。

　　好像天生有颗向往远方的心，去过的最远之地，却不过是距家十里八里的几个公社（后来的乡镇）驻地。

　　在沂南县辛集公社刘家庄，抬头就见山，低头就见水。我可不稀罕这些。我常沿着沂河滩走啊走，有时往上游走半天，有时往下游走半天，目光总是在沂河下一个拐弯处茫然坠落。

　　那时流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在我出生的刘家庄，把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管理到高中。从未有过学校的村庄，却有了从小学到高中齐备的奇迹学校。从一年级到高中，不用升学考试，高中同学还是小学那班同学。这不是奇迹是啥？学校容纳了周边五六个村的孩子，每级就一个班，三五十人不等。好处显而易见：师生们兼职当农民十分方便。上午一般上四节课，下午上两节课就放学，放学后就可加入田间劳动大军。像我这种半拉孩子，能挣半下午的工分，周末及节假日更是当然的劳动时间。从十三四岁开始，我就能挣出本人口粮所需的工分额度。能养活自己了，对这个子女成群的九口之家来说，无疑很重要。很小就与成年人一起劳动，可能有一个好处——促进了我某方面的早熟。聪明绝顶的莫言，近来忽生灵感，自称是“晚熟的人”。这话不可当真，他惊人早熟的地方，他那作品早泄露了。

　　大约就在十三四岁时某一天，望天望地、东思西想的我，忽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陶醉状态：我这人真好，真好，让我当谁，我都不干。后来想，那是不是一种儿童少年式的自恋？飘飘着一具分量有限的肉身，整天异想天开。一个数字铭刻我心：13岁，体重53市斤。时至今日，我一直有个或许不免令孩子奇怪乃至讨厌的习惯——面对可爱的孩子，有时就忍不住问人家体重几何。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啊，老夏这曲里拐弯的心事，真没法对你诉说。验证次数再多也是这样：我13岁时体重，约等于现在六七岁孩平均体重。那一年那一天，公社供销社来村里购生猪，这可是一件相当有看头的大事。称猪用大抬杆秤，捆绑结实的猪被挂到秤钩上，几条大汉抬起伸入称系的扁担或木棍，猪就十分荒谬地四脚朝天脱离大地，体重就出来了。猪一直养尊处优，对这荒谬之举显然愤怒至极，一阵接一阵仰天长啸，破村庄被震得浑身哆嗦。称完猪，收猪者竟盯上我了：小瘦猴，多大啦？我报上岁数，他又说：来来来，称一称，看你有多沉，能顶上头小猪崽吧。我也想知自己有多沉。称我不必捆绑，我抓住秤钩打个提溜就完事。收猪者有点无聊，毫无必要地以高亢大音报出我体重，比报肥猪体重时竟还用劲，看客们放声大笑。我的人生就多了个不易忘掉的数字。一旁的弟弟大喊：也称称我，称称我。弟弟10岁，50市斤。收猪者大笑：大三岁沉三斤，你看你咋长得。就这点分量的我，常常转悠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眼，还特别爱劳动，家务活、地里活都爱干，不把自己累得精疲力竭不止。大约六七岁时，好像是首次帮娘烧火，饭做好了，火熄了，我来了灵感，伸手到灶口抹一点锅底灰，再抹到额头上，带着这光荣记号，洋洋得意步出“夏门行”。邻家大姐首先发现了秘密，哈哈笑着揭露我老底：三郎呀，帮俺婶子烧火啦，生怕不抹点灰旁人不知道吧？大姐这修养真是有点差，一点都不照顾一个独特儿童的巨大自尊。我是夏三郎，她把我当成下三烂啦。咂摸一下我当时的心理真相，也颇有趣。有一种人格叫讨好型人格，我这抹灰伎俩，是不是就是这种人格的最初流露呢？可是，我讨好再多的人，也不再讨好这位大姐了。几年后，大姐要出嫁。出嫁不是小事，得乘车，没别的车可乘，只能乘那种平时送粪搬庄稼的独轮车。她坐一边，安排我坐另一边，这叫趁车。那地方就兴这个，姑娘出嫁时，需找个男孩特别是兄弟多的男孩来趁车。一想到她曾对我那么无情，我就想半路上突然滚下车，将这新媳妇跌他个人仰马翻。可是一念及完成任务后，不但可吃到一顿罕见好饭，还会得到五毛赏钱，我就忍了。五毛啊，足足攒够十个鸡蛋才能卖五毛钱。

　　我对这次重大出门行动，最感遗憾的一点是：这位大姐嫁得太近，其婆家离我村才一里地。推车的大汉嘻嘻哈哈着，一会儿就把我们从一个庄的小胡同，塞进了另一個庄的小胡同。大姐你这出息真不大，一辈子就嫁这一回，也不嫁得远一点，不嫁到十里之外，至少也该嫁到五里之外吧。

　　我不仅爱劳动，还爱读书。我想方设法找课外书。作文时，老把摘抄的好词好句，硬往里塞。真管用，作文总是能得到语文老师表扬。我要当作家的念头，就是那时产生的。我还想见识很大很大的世界。浩然的《西沙儿女》那部书，我感觉比《艳阳天》还好，有种缥缈的诗意，总是引发我对远方的无限向往。

　　可是，别说大世界，到1977年，我还没进入过任何一座人类之城，连名叫界湖的沂南县县城，都没捞着去啊。可恨的是，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好几年前就不但去了界湖，还去了更远更大的临沂呢。

　　那一年那一天，我们在自家门口捶豆子。你瞧，夏四郎多有创意：他悄悄把一粒新豆塞进耳朵眼里去了。全家人轮流着瞅弟弟的耳朵，一致意见是：不能再掏了，越掏越往里走。到了“赤脚医生”那里，他用只有他才有的镊子试了试，下结论道：不敢硬拿，最好去界湖。

　　去界湖？头不疼，脑不热，还要去界湖？爹伸手狠狠地戳向弟弟头皮：鳖羔子，自作自受，让豆子待在里面吧。

　　一个深夜，弟弟爬起来噢噢大哭。新豆要完成它的天赋使命，吸收着耳朵眼里的水分养分，膨胀了，发芽了。

　　不去界湖是不行了。

　　界湖，梦幻一般的界湖，听说那里用柏油铺路，路两边电线杆上吊着大电灯泡，不论多黑的晚上大街上都贼亮贼亮，家家锅台边都有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哗哗淌水……

　　当天，有人从界湖捎话来了：界湖治不了，爹和弟弟当天就乘长途客车去了临沂。新豆已和肉长在一起了，因在脑部，需一种特殊麻醉法才行，而沂南县人民医院没有那高级法子。

　　临沂，临沂，那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人类之城。一个又一个夜晚，小伙伴坐在村头的石桥上，面对着星空和大地，谈论着苏联、美国、阿尔巴尼亚、世界、宇宙……我们谁也没去过临沂。

　　这粒豆子好厉害，一下就把夏四郎顶到了界湖，顶到了临沂，让他见了大世面。

　　1977年夏天，我挣工分自食其力好几年了，并且我已有好几块钱的积蓄了，我郑重提出去界湖见见世面，爹娘哥姐都不好意思阻拦了。

　　我约上同学夏明。他是独子，娇惯得很，去界湖玩过好几回了。去界湖可走两条路，骑自行车就得走公路，往南绕道大庄公社，过沂河大桥，到界湖三十六里地，步行就得涉水过沂河，直往西，距离是二十里。我们选择步行。约两小时后，沂蒙山深处这个县城就呈现在眼前。大片平房中，仅有的几座楼都是一副鹤立鸡群骄傲自满的样子。不论到哪个地方，只要发现个楼模样的建筑就过去瞅一瞅。百货大楼是两层，电影院是三层，最高的楼在全县最大企业沂南县酒厂里面，是座四层楼。能叫楼的就这三处。可是，酒厂门卫不让进，最高的大楼就没能进去逛，只好遥望了一番。要想逛这个楼，得找熟人“走后门”。又逛了新华书店、县委县府等重要单位，那里没有楼，却有大房子，县委礼堂能盛好几百人。

　　一纵一横交叉着的两条主街全用柏油铺路，路两边电线杆上确实都挂着灯泡，可惜是白天，看不到大放光明的景象。其他小街小巷，基本是砖铺地或与我村差不多的土路。可是，城市就是城市，路上的每粒沙，见到的每个人，似与乡下都不一样。县城人都有“县城表情”，与“刘家庄表情”可不一样。

　　一直逛到下午两三点，饥肠辘辘的我们来到了“沂南饭店”，是个对群众开放的国营饭店。是平房，饭厅就一间，但感觉很高，空间也大，摆着许多排桌凳。除了我们两个，用餐的人不多。要了一碗肉片炖白菜粉条，两个馒头，菜两毛钱一碗，馒头多少钱忘了，一吃就觉得与家里的饭菜很不一样，那味道相当高级大气。从厨师往外递饭菜的窗口，探头瞅了瞅，厨房里大白天竟亮着电灯泡，那个厨师靠在墙上抽烟，水龙头啪哒啪哒滴水，他也不拧一拧。我望着那白花花的灯光，尤其感到可惜。两年之后，去界湖参加高考，首次在城市住了一夜，首次见到大街灯火通明的样子。许多地方，大片大片灯光底下，一个人都不见，那么多光白白浪费了。

　　夕阳近山时，心满意足的我们才往家走。我买了几本书，夏明不爱看书，他买了好几种好吃的，我只买了半斤油条。油条用线捆着，在我手里悠搭着。我决心要让全家人分享这半斤油条。可是油条的香味越来越浓烈，似乎连我肚子里的蛔虫都闻到了——那时我们肚子里都有蛔虫这阴暗的生灵。肚子闹腾得越来越厉害，我就忍不住掐块油条吃。坏了，一发而不可收，似有一万条馋虫一齐张开了大口。一块又两块，两块又三块，太阳落山了，听到沂河水声了，刘家庄就在眼前了，一直顽强散发奇香的油条却只剩一根了。带一根油条回家，不像话吧？思想斗争了一番后，就无情地把油条消灭了。跪在沙滩上，咕咚咕咚喝一顿沂河水，用沙用水把手上的油搓洗干净，将嘴唇擦了又擦，彻底清除独吞半斤油条的任何痕迹。我告诫夏明，不许对同学对任何人说这事，要是说了，我就公布只有我知道的他那件不可告人的丑事。

　　沂河水真清澈呀，是后来的孩子们想象不出的清澈。大约二十年之后，世纪之交，在为老父过生日的合家大聚餐上，我才说出了当年那件丑事。大姐大度地说：老三你那时要是多偷吃点，说不定还能长高些。

　　四十多年前的县城界湖模样，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1997年·莒城·喀什

　　一晃就是二十年。1997年，我在莒县教书已十多年。

　　1979年，我成为我村那所学校唯一考走的大专生。我一离开村庄，高中就撤了，接着初中撤了，后来小学也撤了。亲爱的母校，完成把我送出去的光荣使命，就迅速从我村消失了。我就读的临沂师专，坐落在费县县城北郊，费县与沂南县南北相邻。我这颗向往远方的心还是未能走远——面对着与老家同样的山水，见识了与界湖面貌近似的另一个县城，它叫费城。费地春秋称费邑，西汉始为费县，到了现当代，与沂南等地同为沂蒙革命老区，有名的《沂蒙山小调》即诞生于此。民国年间还出了个大土匪，就是横行大半个中国杀人无数的刘黑七（刘桂堂）。我专程去过费县与平邑县交界处的刘匪老家锅泉庄，一个缩在山脉皱褶里的村莊。近些年，锅泉庄有人一门心思要利用刘桂堂的名气，搞旅游开发呢。

　　一天，同学岳曾逛费城回来了，全班他年龄最小个头比我还矮点，他神秘地说：“一拐弯，好家伙，猛然撞见了两个大洋人。”我们都没见过洋人，那洋人长啥样？到山旮旯里这费城干啥？大家很好奇，就问这问那。岳曾说：“一男一女，都背着个小山一样大包，乍一见，吓我一跳，鼻子老高，个子老高，比咱中国人高多了，那个女的好像也比你老曹高啊。”岳曾伸手指向老曹。一个同学趁机道：“光鼻子高个子高吗？小岳你表达清楚点。到底是个子，还是鼻子还是别的什么营生比老曹高？”老曹不算很高，却是我们宿舍最高的。一想到矮小的岳曾仰望大洋人情景，大家就忍不住笑。国门初开，这肯定是到中国看景的欧美游客。那时，中国亦有少量幸运儿能够出国了，出国者好像都有一个相同爱好：写国外游记。大小作家都写，不是作家的也写。那些游记的味道高度雷同，一言以蔽之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在费城学习两年后，我来到人生经历中的第三座县城莒城。莒县也是沂南邻县，以浮来山为界，东西相邻。我自小就知浮来山上有棵数千岁老银杏树。莒为地名，始自远古东夷莒部落，周为莒子国，战国时为楚所灭，顽强立国七百载。源自古莒的著名典故“毋忘在莒”，有不忘本、不忘家国、顽强不息等意。莒城历史辉煌，现实中的面貌与界湖与费城却亦高度相似。

　　浮来山在莒城西不远。

　　在莒县的岁月里，我经常上这山。主要不是为了看山，而是为了看山半腰定林寺内那棵树。也不是为了看那树，而是让那树看一看我。我经常产生这一需要：到那树下站一站，让它看着我，在它浩瀚气息之下，想一想人生中很切近或幽远的问题。它就是有“天下银杏第一树”之称的老银杏。树高24.7米，主干周长15.7米，需八人方能合抱，树荫遮地一亩余，磅礴之势，浩然之气，一树而成大景观。《左传》载，公元前715年9月，鲁隐公与莒子在此盟誓。无法确知其年龄，一般说它有三千多岁或四千多岁了。有一回，仰望着它，忽然想：这树的年龄是我年龄的一百五十倍以上啊！

　　在它身边生活了十多年，我的人生就去掉了一大截，而它——还那样。我与大树，正如庄子之言，是小知与大知、小年与大年。

　　大树下有座校经楼，据传《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晚年曾在此校过佛经。

　　莒城东傍沭河。

　　我在《生命中的河流》一文中写到：

　　师专毕业那年，我不想回家乡去，天性中的漂泊愿望促使我想走得远一点。师专生的天空是狭窄的，想走远也走不远。我被分配到邻县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就坐落在沭河岸邊。

　　我在她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她知道我青春的全部苦涩和欢乐。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许多细节和话语，全都随流而逝。沭河给了我最低限度的尊严和最高的奖赏……

　　我把对容纳了我十多年岁月的莒城莒地的感恩之情，寄托于这条河了。文章写于二十多年前的世纪末，那时我已身在西域边城喀什。

　　1997年春节刚过，我不得不把就要赴新疆喀什支边三年的消息，告诉病弱的母亲，她不解儿子何以要走那么远那么久。母亲说：“做梦也梦不着啊，还有这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等着咱。你过日子还缺啥？去那么远的埝，图啥？”母亲身体不好，对眼下日子却早就十分知足。支边机会是我主动争取的，我找不出话来安慰母亲。出发前夕，我来到沂河，在那里默默待了很久。流水声完全不是儿时听到的那种声音了。这时的沂河，污染严重，差不多成了一条污水河垃圾河。经过近二十年开放发展，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变，界湖、费城、莒城及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变了模样，可是眼中的大地山川河流差不多已全都污秽不堪。

　　我不可能对母亲说这样的话：去遥远的地方，是想寻找一条不变节的河流。

　　几天后，我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喀什（全称喀什噶尔）。

　　在世界这一隅，一切都似以两极形态呈现。来到喀什，你一眼就能看清沙漠、雪山、绿洲组成一个巨系统，荒凉冷峻与繁华温馨在对峙或互相依存。人们对喀什绿洲的惊呼是恰当的：喀什噶尔（玉石集中之所）。干燥的空气包围着你，抬头便是冷峻清心的冰山雪峰。那似乎近在眼前的冰山，其实远在数百公里之外，它们浮空而出，寂寂如画，那是公格尔峰，那是慕士塔格峰。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驿站，在海运开通之前，喀什是东西方交流的枢纽。若说新疆是融化世界文明的坩埚，那么喀什就是这坩埚的锅底。这里曾留下张骞的足迹，班超的雄心，玄奘的虔诚，香妃的幽怨。它容纳了我一生中的三年时光。若非身临其境，难以想象这座仅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城，竟拥有那么多非凡的历史文化遗迹和建筑。艾提尕尔寺、阿帕克霍加墓（香妃墓）、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墓等古建筑及遗迹就有十余处，再加上迥异于内地民居的维吾尔民居，使这座绿洲古城放射出诱人光彩，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远万里奔赴中国这个遥远边城，重温古丝绸之路的繁华。

　　来喀什之前，我三十多年的人生中，没见过几个外国人。而在喀什，只要出门，就像在参加一个“人种博览会”，到旅游旺季，就更是如此了。老实讲，那些来自欧美的游客，常给我不小的刺激。我总是忍不住悄悄追随观察他们。他们那豪迈轻松的神情，总是令我心生隐隐的自卑与羡慕。我清楚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人家站在世界的高处，往哪儿去都显得轻松自在应该。而我们去他们的不论什么地方，都不能不像刘姥姥逛大观园。中国已发生了巨变，可是差距仍然很大。

　　以喀什为中心，三年之间，利用寒暑假，沿古丝路，我有计划地推进属于我的旅行。

　　我看到了更多的河流。远离了沂河、沭河，越过黄河，来到了塔里木河。她是大地上最长的内陆河。她接纳着来自昆仑山、天山、帕米尔高原的众多支流。

　　喀什是塔里木河上游水系所孕育的众多绿洲中的一个，三条支流克孜勒河、叶尔羌河、吐曼河，流过这个绿洲。每天上下班，我都要经过清澈得吐曼河。

　　后来，我又走过一段很远的路，一直走到喀什最西南角的塔县，沿中巴公路到达红其拉甫口岸。我终于看见了世上最为清澈的河流——她就是塔什库尔干河。她源自雪域，由南而北，流入塔里木河支流叶尔羌河。她流经的全程，海拔大都在四千米以上。她水量不大，冰凉彻骨，激情奔放，婉转自如，重要的是她清澈，彻底的清澈。

　　在大自然的堂奥，我终于看到了清澈得凛然难犯的河流。

　　喀什的人间烟火滋养了我三年，那里山河表里亦化为我心中的风景。

　　喀什东郊有一片水，名叫东湖。我常常在东湖湖岸遥望慕士塔格峰，观各个季节的落日或朝阳。1999年月12月31日夕阳西下时分，在东湖，我独自默默目送二十世纪最后一轮夕阳，中国西部边陲的夕阳。湖面全结了冰，慕士塔格峰的湖中倒影隐约可见。下午7点19分，落日衔山，整个天空找不到一丝云彩。夕阳似被雪峰一下吸住，被洇湿晕染，火轮碾动，烈火熊熊，水汽淋漓。约3分钟后，火轮沉没。烈火似已熄灭，雪峰及天空却仍在猛烈燃烧。一个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天空。发生在天空中的事情似乎没有人注视。这时的喀什像往日一样，升起了浓浓的人间烟火。

　　类似落日景象，我目睹过无数次。但这回不同。这是世纪末最后一轮落日。虽然不断有人提醒，世纪末最后一轮落日应是2000年的最后一天，但人们好像听不见。世界各地，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都不由分说将1999年12月31日当作旧世纪结束日。人类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把一个容纳了无数事件的旧世纪送走，跨入一个向往中干干净净的新世纪，这个新世纪又是新千年开端，又将人们的这一独特心态予以强化。这天的白天和夜晚，人们大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世界各地的落日或朝阳，却不太在意身边的落日和朝阳。东湖岸边，只我一人。

　　第二天——即2000年1月1日，我早早起床登上东湖湖岸高地，迎接新世纪第一轮红日。10点18分，朝阳从冬日绿洲升起来了。太阳如一桶金，泼在新世纪的门口。

　　这轮朝阳比我的出发地日照的朝阳晚升起3个小时。我看见这轮朝阳时，整个中国全都醒来了。我一回头，猛然发现慕士塔格雪峰上空，悬着惨白的半轮月亮。月亮永远是一种妥协者的面孔。世界是在对抗与妥协中跨入新世纪的。

　　朝阳下又是喀什温暖的人间烟火。

　　十天后，我离开了喀什，回到黄海之滨，回到莒县，回到日照。

2021年·日照

　　一晃又是二十年。

　　到2021年，我在一个地方待了整整21年了，这个地方叫日照。日照成了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看样子，此城也必将是我终老之地。有句话说“择一城终老”，我不需再作选择了。

　　我第一次到日照，距今竟有四十年了。

　　1982年，是我到莒县一中教书的第二年，那时莒县、日照都属临沂行署管辖。暑假到了，学校派我去距莒城二十多公里的龙山乡初中，联络招生事宜。通乡镇的客车很少，我干脆骑自行车去。出了县城，全是沙土路，到达龙山，已是灰头土脸。人民公社已解散，家庭联产责任制已推开，分田到户，农民生活迅速改善，地里蓬勃生长的庄稼是最好证明。龙山处在莒日公路上，距日照县城三十多公里。儿时，常听父亲说他年轻时到日照岚山、安东卫、石臼所一带推盐贩鱼情景，我二十岁的人了，还没到过日照，重要的是还没见过大海呢。公务很简单，一会儿就完成了，何不趁机看看日照城、看看大海？

　　一个人，说走就走。当天下午日落前，我到达日照，又是一身尘土。我看到了一个与界湖、费城、莒城等面貌差不多的县城。县委县府大院处在一个高岭上，在大门口瞅了眼，院内好像全是平房。最豪华建筑是四层的“百货楼”（后更名百货大楼），离县府仅数百米。县城距海岸还有十多公里。

　　此地西周到战国前期属莒国，汉称海曲，宋朝始有日照镇，乃日照最早得名。元设日照县，明清分属青州沂州。中国古人不亲海，海边之城镇也建得尽量离海远一点，日照城一直是一个很小的沿海孤城。当天晚上，找一小旅馆住下。第二天，迎着朝阳，骑车奔向大海。马上就离开了顶多有数平方公里大的县城，沿着沙土路，穿过庄稼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除了感觉空气越来越异样，满目所见与内陆农村无异。在骑车赶路过程中，偶尔有小型野生动物的魅影闪过。我禁不住想：我的父祖们，当年推着独轮木车，就走过这路吧？

　　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从老城到大海这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来一直基本就这样的地方，竟梦幻般全都变成了城市。不用说几十年，以十年为界，这四十年来，每位十年前的日照人，都难以想象十年后日照的样子。

　　忽然，大海的咸腥气息扑面而来。

　　我记住了1982年的日照城、石臼所、万平口等地的样子。

　　这之后，或因公或因私，到日照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至2000年定居日照，成了日照人，算是见证了日照三四十年来的发展。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国人亲海的历史卻很短，不过就在一百多年内。“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一生活动在齐鲁及周边，以现代眼光看他就在海边。孔子却似乎把海当作最后的逃避之所，他这句有名的狠话，颇能表达古人对海的态度。

　　在近现代，各路侵略者总是从苍茫无际的海上到来，海疆常常比陆疆更令当局忧心。明代定鼎之后，为防倭寇窜扰，遂沿海设置很多卫、所。安东卫与天津卫、威海卫齐名，是明代著名海防卫之一。直至清末，统治者望向大海的目光一直是畏葸复杂的。一场又一场惊涛骇浪生死攸关的挑战，一再扑向这个庞大衰弱老帝国，令它在人类早已到来的海洋时代的边缘挣扎徘徊。

　　大海，面向大海，坦然亲切自信地面向大海，这个时代终于到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融入世界拥抱世界的四十年。日照这个昔日海边小城，历经蝶变再蝶变，迅速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海滨城市。

　　1982年首次来日照的我，对那时日照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些大事，却基本一无所知。1978年，省政府已完成在日照的选港勘察，1980年，原国家计委已批复石臼港区设计任务书，就在1982年，石臼港区已开工建设。这个港区与岚山港区合称日照港，几十年后的2021年，竟成为我国沿海主枢纽港之一，全国排名第六的五亿吨大港。就在眼前，又有一件有标志意义的大事——2021年10月9日，全球首个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日照港落地。位于一带一路东方交汇点的这个大港，又向世界一流海洋强港迈进了一大步。

　　从1989年之后，我对日照才越来越熟悉。这一年，日照以港立市，升格为地级市。不久，又设区带县，莒县、五莲划归日照，老日照变成东港区，我由临沂人变成了日照人。1995年，市直机关综合大楼开建，选址距日照老城八公里，距海岸三公里。我2000年结束支边到日照日报社工作，当时还在老城区办公，一年后就搬迁到新市区北京北路了。员工们大都仍住在老城，那时几乎无人有私家车，我们乘单位通勤车上班。经过改革开放第一个二十年的发展，日照已初具规模，有了沿海新兴城市的模样。但在新世纪初，总体感觉仍是空空荡荡。坐在通勤车里，望着路两边零星点缀在田野里的单位、楼房，常有同事感慨：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空地填满啊？

　　在不同的季节，我常会过段时间就选择步行上班或下班，全程需八九十分钟。我当然不走公路，而是走田间小路，走树林，走村庄，并经常变更路线。那些村庄已被视为城中村了，却仍是纯粹村庄模样，村民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实际上，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刻，城市侵入村庄消灭村庄的步伐是相当快的。走在这样的路上，真是妙不可言。一个又一个大小工地旁边，是村庄是农田，一会儿是机械轰鸣，一会儿就成了蛙鸣虫唱。一下子被楼房或单位挡住了去路，一拐弯又见了小桥流水。春天见过的一片树林或一方池塘，秋天再走时就找不到了。较大些的生灵，我看见过一闪而过的野狐，更常见的是比野狐个头小的黄鼠狼。在一个小麦黄熟时节，干燥田野散发着醉醺醺的芳香，麦秆在热风中窃窃私语，我走在路上，老是遇见黄鼠狼，个别胆大的不是见我就跑，而是抻动着那细长身子伸伸缩缩地观望我。它们是我儿时很熟悉也很畏惧的生灵，它们能变着法子潜入人家把鸡偷走，乡间有许多关于它们的神异故事。可是自从外出读书工作这二十多年来，好像极少见着它们了。想不到，在这片正迅速蜕变为城市的热气腾腾的大地上，又屡次遇见它们，我不禁想：你们的好日子不多了啊。

　　2021年春天一个日落时分，在我居住已四年的这个望得见海的小区里，竟遭遇了一只黄鼠狼。数年间，好几次我觉得有疑似黄鼠狼的影子倏然闪过，但又觉得不可能是黄鼠狼。小区内有不少猫，我认为那影子应是小猫。正是猫叫春时节，猫的身影总是格外匆忙地窜来窜去。这回我看清了，不是猫，是黄鼠狼。它叼着一块不小的食物，小心地从一片绿地窜向另一片绿地。我收住脚，屏住呼吸，它距我仅三五步远，它迅速消失了。它弹簧般柔韧的身躯，贴地无声疾走的样子，我太熟悉了。它竟在高楼林立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生存了下来。我不禁想：我或许遇见过你的前八代十代祖宗呢。

　　儿时，我家的房前屋后，草垛坟场，随处都可能有黄鼠狼。黄鼠狼是真正的小野兽，我与黄鼠狼竟共居一现代小区，似乎有点魔幻。此后，偶然听到一位散步的老人对他人感慨：你说说，想不到，这小区里还有黄老鼠（当地方言）啊。

　　那天回到家，我将发现黄鼠狼之事说与妻，妻却正紧盯着我家那只桔猫说：快看，快看这猫啊！原来，猫正处于一种大战在即状态：它趴在窗台上，呈极紧张捕猎姿势，两眼直盯窗外露台，嘴里发出频率极高的噶哒噶哒声，声势相当骇人。太阳已落，暮色渐显，天地寂静。不论我弄出什么动静，猫都丝毫不为所动——隔着玻璃，一只野鸽落在我家露台栏杆上。为了方便看海，我选择了小区前排高楼的最顶层22楼，蔚蓝大海、沿海防护林、水上运动基地、石臼港等，一览无遗。常有各类鸟造访我家露台，个别鸟还会好奇地贴着玻璃往室内观望。猫的类似捕猎状态我已见过，上次被猫盯着的是一只我叫不上名字的鸟。窗外生灵激发了猫的捕猎本能，只要猎物不飞走，猫就一直保持那捕猎状态。我家养猫时间只有数月，是国外读书的女儿因疫情回国家居后才养的。女儿反复提醒：一定不能让猫上露台。女儿说养在高楼里的猫，常有因捕猎坠落而亡的。未养猫前，对猫的这种捕猎状态，从没特别留意过。

　　我又想到小区里的黄鼠狼。黄鼠狼与猫皆为捕猎高手，而从体型来讲，黄鼠狼很难与猫匹敌。它们同处一小区，其紧张关系，是居住其间的我难以理解的。我们与它们，是一种关系；它们与它们，是另一种关系。人们一般意识不到：在此热气哄哄的人间，还有一个复杂广大的“非人间”。许多动物正在努力适应它们的“田园”萎缩乃至消逝后的生存。几十年来，出行欧美发达国家的游客，常感慨羡慕人家那里人与众生灵共处情景。城市的“田园化”，或许应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在日照，“田园化”已初显。

　　人类来自自然，却似乎一度成了自然的敌人。2000年前后，中國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亦陷入了空前糟糕状态，以至于连呼吸都是个问题了。幸亏转型极快，保护修复环境的努力前所未有，最近这些年，一切又迅速改观。从自然山水到乡村城市，无不以新的形态呈现。一度污秽不堪的沂河、沭河及更多的河流重新清澈，界湖、费城、莒城等小城，体量无不扩大到几十倍乃至更多倍，每次故地重游，其城市巨变及环境之改观皆令我感慨不已。最突出的应算日照。日照由数平方公里的海疆蕞尔小城，迅速蝶变为建成区达上百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不是大城市，却是有大气有成长潜力的城市。

　　日照有许多光鲜称号，我觉得她还应有一个符号：田园城市。不久前，我骑自行车沿新修的海滨绿道北行，从万平口一直骑到海滨森林公园，在绿道穿行的树林及森林公园，我都发现了松鼠。好像从前没见过它们，它们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从前很少见，现在增多了？可能就是这样。从前很少见的白鹭等鸟类，现在随处可见。两城河流过市区北郊，入海口那片开阔的水域，近年常有成群天鹅及鸿雁等鸟类出现。还有很多美好的生灵，活跃在我们身边。

　　时令已交秋末冬初，莒县朋友发来此时浮来山老银杏图片，邀我再去欣赏那一年一度人间难得的大美。那美景是我四十余年来所熟悉的，却永远令我心动。一树金黄，一地金黄，老银杏如披挂金盔金甲的大英雄，笑对风刀霜剑。这是老银杏最壮美时刻！树上的、地上的每片叶子，都来自一个数千岁生命，一个携有远古信息的生命。老银杏这一风采，总是令我想到喀什，想到喀什一带及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林。万里之外那个纬度的胡杨树叶，此时与这老银杏叶几乎呈同一颜色同一形态。在绿洲，在沙漠，在戈壁，胡杨这英雄树，此时亦是最壮美时刻呀。

　　2021年6月初，我与作家赵德发应邀赴喀什参加“文化润疆”项目，在喀什活动一周。离开喀什二十一年了，常梦回喀什，却一直未能成行。给我生命烙下深刻印记的喀什，久违了！我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看见了一个新喀什。那些古迹及重要景点依旧，喀什却成了新喀什。城市规模的扩大，令我短时间内难以捉摸。日照与喀什是友好共建城市，日照在喀什设有援疆指挥部。日照——喀什，一东一西，海疆与陆疆，中国境内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及枢纽，我人生的一些重要风景在这中间打开。一切都在成长，渺小如一粒尘埃的我亦在成长。不论多么艰难与曲折，唯愿能不辜负养育过磨砺过我的所有一切。

　　我又想起上世纪末在喀什常有的那种心理感受：面对神情豪迈的欧美游客，我的自卑与羡慕。什么时候，开始放弃掉这一心理呢？这些年来，在日照，在县城乃至在乡下，见到洋人早已不再稀奇了。出了几次国门，自觉个人表现也不是“刘姥姥逛大观园”了。好像洋人们都很平和呀，看上去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豪迈之情啊。是我从前神经过敏，还是他们也发生了变化？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