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七夜里,我们在太公厅守灵。他像平时睡觉一样,面容平静,无比慈祥。众人说一段,哭一段。我在哀伤的恸哭中,回忆着他的点点滴滴,悲从心来。
初八夜里,继续守灵,大家给他换寿衣。我随着众人一起伸出双手,托起他的遗体放进红棺。那遗体的冰冷透过我的指尖、手心,直达心里,想到从此他就会和我们,和这个世界阴阳两隔,泪水哗啦啦流下。叔伯婶母们陪着大家,直至下半夜才各自回去休息。
熬了几天几夜,大家都困得相挨而眠。我眯了一会,也睡着了。恍惚中听到小姑子的声音,睁开眼才知道儿子看到大家都睡着了,就自己一个人在红棺前坐,一直守到天亮。
没结婚前,我就认识他了。那时我还在上井小学教书,他来上井上公开课。他上的课例是《青海高原一株柳》,我因为是语文老师,所以学校也安排我随班听课。
《青海高原一株柳》是陈忠实的作品。这篇课文描写了青海高原上一株神奇的柳树,经过高原风雪肆虐,雷轰电击,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成就了青海高原上一个壮观而独立的风景。
他在给学生上课时,把柳树熬过干旱,躲过严寒,扛过风雪,斗败雷电的情景娓娓道来,青海高原那株柳树顽强坚韧的样子就此植根在大家的心里。
2000年冬天,我成了他的儿媳妇,他成了家公。我们的婚房是他家里的一个陈旧的瓦房,他在我们结婚前,买回塑料纸,把屋顶遮得严严实实的,说这样不怕屋瓦漏雨,也不怕灰尘掉落房里。
结婚时,学校里的老教师再三叮嘱我,按传统,结婚新房要过了三朝才能打扫,要留住财气。村里人爱凑热闹,看新鲜,老人、小孩、中年妇女,来来往往的人挤过来看新房摆设,看新娘样貌。评头论足一番走了,只留下一堆糖果纸、瓜子壳、果皮。
晚上,酒席散了。一家人围着火堆烤火,家公一个人去把新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说,不是要过三朝才可以打扫吗?他也不理会,只说,客人留下的垃圾太多了,还是打扫干净了舒服些,那些陈规旧习也不必太遵循。
不久,我发现,吃饭前,家公都要吃一大堆药。这些药大大小小、方方圆圆有二十几粒。我才知道,他在1996年夏天患上了糖尿病。血糖太高,每天饭前都要吃降糖药。每个月都到县城里去开一次药回来,半年作一次身体血糖血压血脂检查。每一次检查,开药,甚至住院,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有时候,我们想请一天假,陪他前去,他也拒绝了,说他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
他在江对面的坡地上种了十几棵香荔,他利用休息时间久不久就去施肥,除草。
四五月份,山坡上红绿相间的树冠生机勃勃,香荔开始挂果。荔枝熟了,他打电话催我们回家拿荔枝。我们去到果山,看见他踩在树桠上采摘,伸手去撩荔枝。他从这根树桠绕过那边树桠,汗水把衣裤浸透了。地上已经堆了小山似的荔枝,我们忙着帮装袋。
因为患有糖尿病,无论摘多少荔枝,他一个都不能吃。有时候看大家吃得起劲,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剥开一颗,用舌头舔一下,就把舔过的荔枝扔了。
十几棵香荔,每一棵树他都亲自攀爬采摘,大家在傍晚时回去打包就走。没时间去拿荔枝的亲戚朋友,他摘了之后又骑摩托车给大家送去。看到能给大家分享他种的荔枝,他满心欢喜。
临近退休的那两年,他的病情越来越不乐观。
2015年,糖尿病的并发症更严重了。首先是肠胃出了问题,便秘,上不了厕所。腿脚也经常肿痛,行走不便。血糖也不稳定,时高时低。血糖高,危险。血糖低,也很恐怖。他每天都要按时吃药,有时候刚吃了药就上课。药吃下去了,血糖就变得很低,好几次眩晕,差点倒在讲台上。他自己想办法,吃了降糖药后,带几颗糖果放口袋里。如果头晕,就马上吃糖,让血糖升上来。这样,持续了两年。
二十多年来每天吃药,后来又打了十多年胰岛素。是药三分毒,他的肾脏出了问题,肾萎缩得厉害,2018年春天,他患上了尿毒症,无法排毒。最初,听取医生的建议,给他做了腹膜透析手术。每天,在肚子里插一根管用来输液。先是把药水输入肚子里,过了四小时候,又把输入的药水透出来。每天进行两次透析,每天透四斤水。大家很担心他,每天给他打电话,陪他说话,他却安慰大家,不用担心他。他说,现在的医学那么发达,能控制好他的病的。
2018年底,他的状况变得糟糕起来了。腹膜变薄,药水透不进去。心脏受到影响,胃也出了问题。不得已,改成血液透析,每周要去医院做三次透析。因为工作关系,我们没能每周抽三天时间陪他透析。我们只能在钦州给他找了个三十平米的单间,方便他去医院透析。婆婆陪他一起同住,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做血液透析的费用很昂贵,他的退休金几乎都用在治病上。有亲戚朋友提出申请水滴筹,争取凑点钱治病,公公拒绝了。他觉得再大的困难,都应该先自己解决,不要给别人增添麻烦。
每次去透析回来,他都很疲惫,说话喘气,脸上发青。休息一天后,精神又好了。不透析的日子,每天早晨、傍晚,他都去走一下路,看看城里的风景,看看热闹的街市。每次给他打电话,或节假日有空去看望他,他都非常开心。只要不透析,他的脸色很红润,如果不是透析,都看不出他患病。
可惜,好景不长。2020年农历九月初六,那晚我们比平时休息要早,刚十点就睡觉了。半夜一点多,电话铃大声地响起来,我忽地坐起来。那两年,最担心半夜电话会响起,半夜的电话让人心惊胆战。
身边很多患上糖尿病的人有的三年五载就走了,有些熬上十年八年,也走了。他最终也离开了,但他患病24年来,无时无刻不跟病魔作斗争。
二○二○年九月初九凌晨,太公厅上灯火通明。村里的老人,中年妇女,青年,小孩,就连年轻媳妇也抱着婴儿来了。我对着众人,一一点头回礼,感谢村里的叔伯婶母。感谢大家来给他点一炷香,送他一程。上午,太陽光把江水照得明晃晃的,他就在村子的对面山上安息了。
是的,我的家公黄厚永先生,他已入土为安。可在大家心里,他却像村里那株红香荔一样,永远挺拔,富有生机。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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