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的记忆常是文化的记忆，人类的历史也靠文化的链环得以衔接和赓续。

　　由拓跋鲜卑氏开创的北魏王朝，离我们已十分遥远了，整个鲜卑族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也早已失却了席位。然而，这个隐遁于历史深处的民族，似乎又距我们很近很近。今天，当人们在淮水以北的大半个中国旅行，徜徉于锦山秀水间的时候，会常常与北魏王朝不期而遇。它那斑斓多彩的历史衣袂，常常会飘忽在人们的眼前。

　　北魏时在其辽阔的疆域内，曾有着三万余处梵宫佛寺；石窟、石刻、碑铭，更是不可数计。历经战乱、兵燹和风剥雨蚀，而侥幸逃脱岁月磨难的北朝古迹虽多有损毁，但今人仍可得这些文化遗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胡风汉制，崇佛尚道尊孔。信仰是精神的劳动，信仰是人类认识自己智慧的结晶。当这智慧的劳动转化为有形有色有彩有声的辉煌艺术品时，便成了一个民族心灵之樹上结出的文化圣果。

　　在生我养我的齐鲁，于南北朝时，曾是拓跋王朝的辖域。北朝文化的流风遗韵，越一千五百余载，代代相沿，迄今仍在山东大地上袅袅不绝。

　　文化名城青州市驼山下的龙兴寺，因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而向有“九州佛国”之誉。1996年，在驼山开掘出的四百八十余尊北魏佛教造像，被列为中国该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首。傍依云门山的玲珑山，因有了北魏书法宗师郑道昭的摩崖石刻，而益发玲珑剔透。我每到青州访古，总感到鲜卑人播种斯文、耕耘风雅遗留下的文化浓香，仍弥散于林泉之下，缭绕于白云之巅。

　　位于胶东半岛的莱州市和平度市，山河雕丽，阡陌如绣。莱州的文峰山、大基山，平度的天柱山，也因有了郑道昭的碑刻及多处摩崖石刻，而名重域内海外。郑公之书法，被奉为“隶楷之极”，在中国书法史上，向有南王（羲之）北郑之誉。20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部门饬令对文峰山下的郑碑严加保护。此碑早已被玻璃密封罩盖，上系铜锁数把，钥匙由数个部门分掌。即使当今国内顶尖级的书画大家，欲以自己的巨幅精品换此碑拓片一张，也已万万不能了。国内外游客欲一睹此碑芳容，只能凭栏凝睇。

　　在南北朝时，中国的五岳，除南岳衡山外，均为北朝领地。西岳华山始建于北魏的崔嵬宏伟、飞檐点金的西岳庙，至今仍是华山第一大佛寺。腾誉世界的中岳嵩山少林寺，也是拓跋鲜卑的原创。悬于刀削般悬崖上的北岳恒山悬空寺，以建筑的“奇、险、巧”著称于世，北魏人将力学、美学、宗教，精妙地融为一体；在其“三教殿”中，鲜卑人让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并排端坐，让儒释道三教的祖师同居一室。面对此寺，今人不得不惊叹北魏人天才的构想，超拔的设计。

　　五岳之尊的泰山，是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院”。鲜卑族统治时的北朝，在这架文化之山上，也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北魏法师僧意，在此创建的玉泉寺，至今仍晨钟暮鼓，香火氤氲。泰山的道家圣地岱岳观，也为北魏所建，道家音乐也是北魏所创。至今仍有众多游客来岱岳观求签问卜，圆梦起课，禳灾驱魔。

　　郭沫若曾说，泰山是中国历代书法的展览馆。泰山上的碑铭、石刻，多达六千余处，其中以仅存九个半字的《李斯碑》，和经石峪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石刻，最为著名。经石峪石刻，镌于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处的花岗岩溪床上。现存一〇六七字，南北长五十六米，东北宽三十六米，每字之大，在半米上下，蔚为壮观。凡书画当观韵。抑或是为让石刻起到“溪中生花”之妙，原创人将经文刻于清澈可鉴、悠悠流淌的溪床之上，让山色与石色共丽，书韵与水韵齐流。这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绮思妙构，竟出自北朝无名氏之手。汉语有“榜书”一词，原指写在宫阙门额上的大字，后泛指招牌一类的大型字。千百年来，作为书法大字的鼻祖，经石峪的石刻被代代文人骚客心慕手追，赞誉之词，不绝如缕。近代国学大师康有为初识经石峪时，惊叹不已，称其为“榜书第一，书法津梁”……

　　近些年来，我几乎遍览了中国北部的名胜古迹。细检北魏的文化遗存，应该说，那遍布中国北部的佛教造像，才是鲜卑族献给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天水积米崖、巩县石窟寺、响堂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等，均为鲜卑族石窟造像的经典之作，而大同云冈石窟，则是北魏佛像艺术皇冠上的璀璨宝石。

　　今年盛夏，呼伦贝尔市文联的友人，约我去领略大草原、大森林的旖旎风光。期间，我和十余位文友一道，探访了一个神秘的山洞——嘎仙洞。一步入这古老的山洞，我茅塞顿开，豁然贯通：一个创造了那么多美的文化符号的鲜卑族的生命之源，竟从这里流出。

　　今日，我要记述的一切，不仅与兴安岭大森林有关，更与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关……

二

　　从走进呼伦贝尔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仿佛是在大自然赋予的幻与真、梦与醒的感觉中度过的。它闪现在我眼前和萦绕在我脑际的，首先是一个“大”字。

　　静卧神州北陲的呼伦贝尔，是个地级市，面积为二十六万三千平方公里，幅员之大，是鲁、苏两省的总和，人口却仅有二百七十余万。境内有八万平方公里的天然牧场，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天然森林，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个湖泊。那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誉为“北国碧玉”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给予我们的是大辽阔，大安闲；那被称为“中国历史幽静后院”的兴安岭大森林，给予我们的是大神秘，大幽深；那斗折蛇行的条条河流，给予我们的是大蜿蜒，大滋润；那浸润着马背民族精神的呼伦湖，给予我们的是大澄澈，大宁静；而那晖河及根河湿地，给予万千生灵的则又是大接纳，大包容……

　　这天一大早，我和文友们从呼伦贝尔市驱车东行，去鄂伦春自治旗访古。车刚离开市区，顷刻间便驶进了碧草连天的大草原。隔窗眺望，但见草色浓浓淡淡，起起伏伏，宛如偌大的绿色绒毯，无休止地向天边伸展。时有羊群似团团白云飘落在绿毯之上，偶见马群在葱绿的草地上踱着绅士般悠闲的步子。这脱掉尘埃之气、清逸灵透的意境，已超出了画图的色彩，而化生出人间天堂的意味。途中，我们数度恳请司机停车，以爽耳目。每每见到的是，红、白、黄、蓝、紫的各种野花，在草丛里掩映着，在阳光里闪亮着，在微风里绽放着，在蜂蝶轻轻地亲吻下羞晕着。香草在我们的膝边，熏风在我们的脸上，微笑在我们的周围。没有拘束，没有猜忌，没有讥刻，没有督饬，这里留给我们的是放松心灵中的永难抹去的绿的记忆。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行程，大兴安岭的万顷苍翠，涌入了我们的眼帘。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漠河县，南至内蒙古赤峰市，南北长一千四百公里，东西宽三百公里，其百分之八十多的林区面积在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与亚马逊雨林，并称为地球上的两大肺叶。一扑进大兴安岭那阔茫茫，气滔滔的怀抱，我顿生千岭结一绿，世外疑无天的喟叹。大兴安岭林区里，有大小河流七千一百余条，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缠水绕，水山相亲。

　　“天地之大德，曰生。”正是地母以她的宽厚和仁慈托起了高高的兴安岭，并以她乳汁饱满的胸脯，孕育着这里的“生”，滋哺着这里的“长”，展示着这里的“茂”，高擎着这里的“美”！

　　车子在林区的土路上跳荡着。我们在澹澹河溪叠叠岭，蓝蓝湖色青青山的林海里穿行着……日暮时分，我们才住进了大兴安岭东麓的一家林区宾馆。

　　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和大森林，共同谱写了一卷卷游牧民族的充满激情和戏剧性的叙事诗。开国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大兴安岭森林，是人类早期的栖息地之一，是东胡、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马背民族的生命源头。

　　“鲜卑”作为一个民族称谓，意为生活在森林里的百姓。在蒙语中，“鲜卑”和“室韦”也为森林之意。“鲜卑”一名，最早见于周初。《国语·晋语八》中，有周成王在今宝鸡市的岐山会盟天下诸侯时，不屑和南面之荆蛮、北方之鲜卑为盟的只言片语的记载。成稿于公元554年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记述马背民族创建的封建王朝的正史。《魏书·序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大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掌国时的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拓跋鲜卑祖先的老邻居——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时禀奏：乌洛侯国西北，拓跋先祖的旧墟石室，保存完好，“室有神灵，民多祈请”……拓跋焘闻奏，即派中书侍郎李敞，率队从代京平城（今大同市）出发，北行四千里，来到乌洛侯国使者所言之“石室”，以马、牛、羊为牺牲，告祭天地，并将“祝文”刻于石室之壁。此举在《魏书》的纪、传、志中均有记载。《魏书》不仅誊录了石刻“祝文”的全文，且将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的空间大小，也笔录得颇为翔实。然而，大鲜卑山位于北疆何域，石室又藏在哪座山岭？千百年来，却一直是史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总是沉潜着若干神秘；有时候，历史最精彩的笺页，往往匿藏得很深很深。自北宋以降，修史者对《魏书》中的“旧墟石室（亦称石庙）”的记载，凭主观臆断，多有修改。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避开“石室”之谓，屡称“旧墟”为“石庙”。宋人王钦若等辈所编的《册府元龟》一书中，数黑论黄，竟将《魏书》中“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改为“石室南距岱宗可四千余里”。这将“大同”变为“泰山”的篡改，虽两字之易，却谬以千里。后来，有人把大鲜卑山推定为燕山；有人则认为大鲜卑山不过是神话传说之山，难定其真实位置，可谓以讹传讹，三纸无驴……

　　惟坚忍者方能遂其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米文平，便痴迷于对拓跋鲜卑的“石室”及“祝文”石刻的寻找。他曾费时年余，查访了呼伦贝尔域内的诸多山洞，均因与《魏书》记载之“石室”不符而告返。1979年盛夏，米文平偶闻鄂伦春自治旗境内有一嘎仙洞，便抱一线希望，前来探究。见洞之规模，与《魏书》记述凿枘相应，遂喜出望外。然而，考古毕竟是将结论建立在实据上的学问。米文平三探嘎仙洞，仍未觅见“祝文”之踪影。有“石室”而不见“祝文”，无疑是劳而无功，苗而不秀。1980年7月29日，他率同行四进嘎仙洞，终在石壁的苔垢下发现一凹痕，经洗苔除垢后，北魏“祝文”惊现于世。如同虎符的一半与另一半得到了对接，一个千古历史谜题，终于破解！

　　繼而，米文平又带人对洞内的泥土进行挖掘，先是见到了一千五百余年前，北魏人刻石时所遗下的花岗岩碎片；再行开掘，除发现了獐、狍、猂、鹿、野猪、黑熊的众多兽骨外，还发现了大批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又印证了《魏书》所记的拓跋氏在大鲜卑山积“六十七世”之言，绝非无妄之说。

　　嘎仙洞石刻祝文的“显身”，石破天惊，它向世人宣示，嘎仙洞就是鲜卑人先祖的“旧墟石室”，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我这次来大兴安岭的首要目的，就是去探访嘎仙洞。我和文友们从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镇出发，乘车沿嘎仙河边狭窄的柏油路，向西北方向而行，只见河两岸高林巨树，遮天蔽日，悬葛垂藤，绕岩挂石。不到半个小时，车子便在浓密的树荫下停了下来。举目仰望，但见一巍然高耸、陡似斧削的悬崖，矗立于浩茫的原始森林之中。悬崖的石壁上，赫赫然有一宛若三角形的巨大洞口，这便是我心仪已久的嘎仙洞了。沿人工铺凿的石阶登攀而上，进得洞中，我神情为之一振。这天然山洞，深达一百余米，宽近三十米，高有二十余米；穹顶高旷，浑然天成，石壁平直，细滑如切。看上去，古意苍苍，威严肃穆。

　　北魏石刻镌于洞内西侧的石壁上，刻辞十九行，全文二〇一字。这颂扬拓跋先祖功德，祈祷皇天之神护佑鲜卑子孙福禄永延的祝文，字大如拳，古朴刚劲。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玄奥、雍容的宫廷气象。

　　我紧靠着护栏，久久凝视着栏内石壁上的祝文。嘎仙洞祝文的“惊艳”于世，除印证史实外，最关键的是，大鲜卑山地理方位的确定，不仅校正了北国历史地理上的几处谬误，厘清了历史地理上的一些疑团；而且还为后人研究游牧民族的地缘、天缘、人缘和风神脉息，提供了一个向四周辐射的基准点。从这多重意义上讲，嘎仙洞的祝文，作为马背民族的第一份石刻原始档案，和璧隋珠不足方其珍，凤毛麟角无以喻其贵！

　　嘎仙洞是鲜卑民族最古老、最真实的历史证人。它曾见证过一个坚忍的民族，是怎样面对凶兽的觊觎，蛇虫的叮咬，不畏雷霆的炸响，不惧雪暴的肆虐，一代又一代顽强生存的。它也见证了一个无畏的民族，是怎样以强烈的求生存意识，在部落首领推寅的率领下，让那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森林“神兽”——驯鹿，驮着兽皮，驮着桦皮制作的生活器皿，驮着老人，驮着稚童，驮着渡河用的桦木舟，西迁，西迁，南行，南行，奔向呼伦湖畔，奔向大草原……

　　

三

　　人是自然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常是地理与环境的文化。这正如宽广时可响遏行云，绵长时如旋雪回风，婉转时可余音不绝的蒙古民歌长调一样，它只能生发于呼伦贝尔这样的大草原上。

　　近二十余年来，我曾四次走进大兴安岭；在造访我中蒙、中俄边防部队时，也曾三度穿越呼伦贝尔草原。我没有浪漫诗人的灵感，也不具备菩萨的慧眼，但在领略了呼伦贝尔四季之美景后，也不由一次次感叹上苍造物之诡谲万象。

　　没有百鸟之鸣唱，珍禽之争翔，就不是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那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是天鹅、灰鹤、银鸥、鸿雁、丹顶鹤、蓑羽鹤、白琵鹭等诸多候鸟，北徙南迁的重要驿站。仲春时节，我曾在晖河湿地和乌兰诺尔湖，观赏过万鸟云集的盛景。那一群群周身洁白的天鹅，舒展着翅羽，在幽蓝的湖上，时而高翔，时而低回，时而在碧波中一起一伏，像一艘艘游弋的小白船；那头顶着丹霞般耀眼红球的丹顶鹤们，则收敛起雪白的蓑毛，举着赤色的长喙，像饱学之士一样，在湖边踱着优雅的步子，而靛蓝的湖泊，仿佛是上苍为它们精心设计的镜匣；那颈项或白或黑，脑后翘着小辫样羽翎的蓑羽鹤，站立时只觉得它那流线型的身躯黑白分明，飞翔时却能望见它的躯体竟是红、黄、蓝、白、黑五彩纷呈……这些天地间美的精灵，它们的每一根骨骼，每一节肢体，每一条筋脉，每一片羽毛，无一不贯穿着宇宙间的丰沛活力，是呼伦贝尔肥美的水草与邈远的天空，给它们提供了自由生存的机会，也赋予了它们远行万里的定力、耐力及明察天候的神异。

　　没有繁花似锦，也不是呼伦贝尔。

　　北国杜鹃是呼伦贝尔的市花。暮春时节，在大兴安岭最长最深的神指峡里，那胭红、金红、橘红、猩红、绯红的杜鹃花，于这峡谷两岸的河边岩旁，壁缝石隙，林中树下，一齐绽蕾怒放。微风徐来，像陈酿一样馥郁的香味，飘洒在空气中，曾令我深深陶醉。这样的场景，在呼伦贝尔的每座山岭的苍松白桦间，会随处可见。北国杜鹃，擎出的是一则则古老而馨香的故事。呼伦贝尔从春到秋，花事不断。翠雀、瞿麦、柳兰、紫菀、毛菊、芍药、山丹、刺玫、苞鸢尾、山丁子、金芙蓉、梅花草、野罂粟、天蓝苜蓿……争芳竞艳，应时开放。这些身着各款“时装”、千娇百媚的“小娘子”们，受了碧水清溪的润泽，受了晶亮甘露的涵濡，受了明丽阳光的温慰，她们即使不能放声曼歌，也要在轻柔的风中欣欣摇舞，也要把襟底怀中的清香，尽情吐泻。她们仿佛要把马背民族那几百阙的情词哀曲，融汇于胸中。

　　没有百草之吐翡铺翠，还不是呼伦贝尔。

　　“海拉尔”在蒙语中意为“野韭菜”。海拉尔现为呼伦贝尔市府所在地。它辖区内的草原，凡最翠绿之地，必然生有茎肥叶厚的野韭菜。它们比肩争头，攒攒挤挤，密密连连。我对羊肉并无偏爱，但每次来北国草原，总感到这里的羊肉，吃来不膻不腻，其香郁郁，其味馥馥，一羊上桌百味淡，我常是尽情饕餮，大快朵颐。当地文友告诉我，这是因羊常食野韭所致。在这草原上，野韭虽为寻常之草，但它们却以爱美、爱色、爱香的群体烈情，成为百草中的主宰。每届盛夏，那雪白、月白、露白的野韭花结成的花海，成喷涌之势，铺展到无涯的天边。进得野韭丛中，你便会觉得，野韭以黛绿作为永远一致的符号，以银白作为永远统一的头饰，去集体展示生命原力的内动，以实现群体生命的彻底痛快。

　　没有冰雕玉砌的大洁白，仍不是呼伦贝尔。

　　严冬时节，那一场场大雪，是呼伦贝尔向世界发出的圣洁的敦请和邀约。我曾在大雪过后，目睹过这里森林与草原的雪景。但见山若玉雕，石似晶铸，粉塑千桦，银裹万松；它们与大草原一望无垠的雪野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童话般的银色大天堂。雪的母性般的宁静与端庄，柔软与纯净，磊落与厚重，使我领悟到“精神澡雪”的意蕴。雪国的大洁白，以诗意般的沉默，赐予人们诗意般的思索。希冀、渴望、追恋、向往，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奇寒酷冷，并没有降落万物生命的帆篷，而是更加强劲了它们的筋骨。在我眼里，那舞雪举翠的獐子树，那挂银盔、披银甲的兴安松，则像蓄势待发的士兵，在静静等待生命冲锋的号示……

　　我从介绍呼伦贝尔的有关资料上得知，在距今二至三万年前，呼伦湖畔即有古人类活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森林里，至今仍有三千多种野生植物和四百多种野生动物。我们完全可以说，呼伦贝尔几乎包容了大自然的所有色彩，也收藏了人类历史与生命进程的所有符号。

　　今天，走进呼伦贝尔的人們，多以审美的目光，来观赏这里的山川风物与民族风情。而两千多年前，拓跋鲜卑从密林深处的嘎仙洞迁徙到这大草原，则完全是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壮大。

　　人类的先祖，在一个地方留下的物体或痕迹，常会成为今人解读这一方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向导。从呼伦贝尔草原上发掘出的大批的墓葬和文物可以印证，拓跋鲜卑大约是在公元前五十至五年，迁来这大草原的。他们大约在这里生活了七代。在那近二百年的时光里，拓跋鲜卑渐次完成了从狩猎民族到游牧民族的转换。

　　因鲜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入主中原前，拓跋氏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全靠代代严谨的口传心授。他们当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生活境况，史少记载。但我们仍可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去再现他们的部分生存场景。

　　逐水草而牧、大量繁殖的马、牛、羊，其肉其皮其毛其乳，可使鲜卑氏衣食有着。那饱食百草的壮牛和常啃野韭的肥羊，被宰杀、炙烤后，会让鲜卑人吃得两腮鼓鼓，口角生香；那鲜美的牛乳、羊奶和浓稠的奶酪，能让拓跋孩童胖嘟嘟的脸庞吹弹可破，也能使鲜卑汉子脸泛红光；那湖泊河流中捕捉不尽的活鱼跳虾，强化着一个民族的体魄与智慧；那与中原通商换得的美酒及自酿的马奶酒和野果酒，勃发着一个民族的剽悍与豪气；那大泽中天鹅与丹顶鹤的仙子般的倩影，岁岁会给他们带来美的惊喜；白云下百鸟的合鸣，是上苍送给他们的天外音响；草原上的百花，可让拓跋少女任意编织戴在头上的花环；大雪后的大原野，则又是鲜卑少年强身习武的大教场……

　　从有“森林之舟”美誉的驯鹿的脊背，骗上蒙古马的雕花马鞍，是拓跋鲜卑走向历史大舞台的最关键的跨越。

　　在世界文明史上，人类对马的征服，是一次最高贵的征服。历史跨上马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跨越，马也成了冷兵器时代速度的象征。

　　蒙古马是大自然的杰作。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曾这样深情地赞美它：“如同离弦的箭一样快，像火花似的闪耀，气势磅礴……把那公牛和大象吓得心惊胆战。人们一看那漫天的红尘，就知道是阿兰扎尔神驹来临。”蒙古马体格虽小，但头大颈短，体魄强健，胸宽鬃长，皮厚毛粗，耐寒，耐劳，耐热，站着便能入睡。它虽有着扬蹄能击碎狐狼脑壳的凶悍，但对主人却俯首帖耳，忠心耿耿。成吉思汗曾把战马训练得“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系控，亦不走逸。”呼伦贝尔经过改良的蒙古马——三河马，至今仍是中国唯一可与欧美马争雄的国产马。20世纪30年代，三河马曾在上海国际赛马大会上，以最快的速度，力挫群雄，拔得头筹。

　　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争战，基本是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的战争。在秦汉时，将北方各大游牧部落统一了的匈奴，一直是荷锄民族心中最大的痛。西汉初年，在著名的“白登山之战”中，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冒顿单于率领的四十万骑兵，围困于今山西大同市的来掠山，达七天之久。汉军以重金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即王后）行贿，方得以救驾。当时匈奴的四十万骑兵，竟能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南面全为红马，北面皆为黑骏，西面均为白驹，东面悉为青骥。那其势汹汹，其马济济的浩大场面，诠释着当时匈奴畜牧业的高度发达和驭马本领的炉火纯青。匈奴就是凭着“所向无所阔，万里可横行”，“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的蒙古马，不断对荷锄民族进行着不图占领，只为掠掳之战争的。匈奴人竟有这样的奖掖“条例”：“凡斩得首虏者赐一卮酒，所抢掠财物归抢者所有，掠得的人口作为其奴婢。”秦嬴政修筑的万里长城，关锁不住蒙古马那奔星般飞扬的马蹄；汉军戍边将士的短刃长戈，也抵挡不了匈奴人那呼啸飞卷的狼旗马鞭。中原被大劫后的集镇茅舍，常是一片狼烟野火；塞外的王廷牙帐里，则是征服者的狂飲与狞笑……

　　面对匈奴铁骑恣行无忌的烧杀抢掠，刘汉王朝靠宫中的美姝丽媛与匈奴的和亲之策，只能求得短暂的绥靖；汉武帝举全国之力数度重创匈奴，也只能换取几十载的和平。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匈奴内部发生“五单于争位”，匈奴的势力才大为削弱。后虽有王昭君的夫君呼韩邪单于率部臣汉，而漠北之匈奴却仍像草原野韭一样，割了此茬，又生彼茬。直到东汉和帝时，又几番重挫匈奴，方使得部分匈奴西去欧洲，部分匈奴南归中原……

　　在人性色彩的板块上，永不满足的欲望是重要的色块。它既能支配生命的动机和力量，也是幻想未来的刺激素。华夏民族同匈奴掠夺与反掠夺的号角乍歇，北方另一马背民族——鲜卑，驰驱中原的金鼓又鸣。由拓跋、慕容、宇文等诸多部落组成的鲜卑民族，随着匈奴的桑落瓦解，便乘虚而入，尽占匈奴故地。

　　拓跋鲜卑自嘎仙洞一带迁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后，经过七代人的养精蓄锐，势力已空前壮大。这期间，他们早就以草原雄鹰一样高远而犀利的目光，瞄向了中原那较之游牧经济，高着一个等级的农耕文明。追求新颖、渴望舒适、期盼富有，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当鲜卑的首领们，觉察到自己那夏闷冬寒的流动毡房，怎么也比不上中原雕梁画栋的殿堂和向阳敞亮的茅舍时；当他们看到自己那用灰褐色粗糙的兽皮制成的衣物，怎么也比不上中原绸缎的光鲜亮丽时；当他们觉得自己那用桦皮制作和泥土烧制的器皿，怎么也比不上汉民族的金杯银盏和木制漆器精美讲究时；当他们感到毡房外夜间的狐鸣狼嗥，更不能与中原之华堂里、戏台上的丝竹笙歌同日而语时……焉能不怦然心动，见异思迁，图谋中原！

　　于是，鲜卑人一路西迁南下，历经九难八阻，历时一百余载，先吉林，而赤峰，而乌兰察布，而包头……当拓跋首领子微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时，其所部已“控弦骑士达二十余万”，初步具备了与北方其他游牧部落争雄的能力。

　　于是，拓跋鲜卑人以呼伦贝尔大草原赋予的大视野，带着大兴安岭森林的充沛元气，带着呼伦湖候鸟迁徙时的颖异，带着碧草百花一样的灵性，也带着草原狐的狡黠、大漠狼的凶狠，跨上纵鬃扬尾的蒙古马，去不断进行力的征服，美的创造！

四

　　杰出的英雄人物，常是改写历史的一个符号，一个指数。北魏王朝所以能结束“五胡十六国”长达一百三十多年昏天黑地的大割据，是因为出了开国皇帝拓跋珪和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这两位上马会打仗、下马可安邦的豪杰。

　　拓跋珪的祖父什翼犍在盛乐建立代国不久，即被氐族创建的前秦所灭。幼年丧国丧父的拓跋珪，其童年是在匈奴贺兰部的舅舅家度过的。其时的中国北部，攻伐与战乱是上演不尽的剧目；颠沛与苦难是百姓吞食不尽的涩果。公元386年暮冬，失散的拓跋各部落头领会聚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河），一致拥戴年方十五岁的拓跋珪赓继代王之位。同年，他率部族从牛川重迁故都盛乐，并改国号为北魏。

　　其时的北魏，南有独狐部，北有贺兰部，东有库莫奚部，西有铁弗部，阴山以北还有高车部及柔然部，可谓四面多垒，虎视狼窥。聪颖异常、心雄万夫的拓跋珪，在拓跋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出了铿锵有力、铮铮有声的决定性呼唤。公元387年仲秋，他联合鲜卑慕容氏的后燕，击溃了占据山西北部的匈奴刘显部，将河套以东的大草原尽归拓跋；公元388年盛夏，他亲率士饱马腾的队伍，东征库莫奚部于落水（今赤峰一带），使大片土地为北魏所统。公元389至390年，拓跋珪率军先破高车部，又平吐突麟部，再伐贺兰部，并将塞北的纥突、纥奚等多个游牧部落，尽属北魏。

　　“若建非常之功，需待非常之人。”在“五胡十六国”时，仍以狼为楷模、仿效狼的群体攻击、贪欲永不餍足的匈奴后裔所建的几个政权，一直是拓跋珪的心腹大患。为御虎狼之师于国门之外，公元391年初冬，拓跋珪主动向漠北的匈奴别种柔然出击。面对屡战屡胜的北魏骑兵，柔然从游牧地狼山西逃，拓跋珪西奔六百里，进行大追击。此时，部将以粮草难继为由，建议暂且偃旗息鼓。拓跋珪率骑兵征战，每人至少配正、副两匹战马，轮番换乘，马歇人不歇。拓跋珪果断决定，杀副马为食，又打马追风，率部狂奔三日，终在大戈壁的南床山下追上柔然部众，将其分割包围，杀得柔然一败如水，鱼溃鸟散。此大捷，使柔然大部将士或倒戈卸甲，或俯首就擒，魏军获牛羊、军资无数。

　　拓跋珪在击败柔然南返途中，匈奴铁弗部刘卫宸遣其长子直力鞮，率九万兵马进犯魏国南部。拓跋珪闻警，仅率五千精骑及部分辎重车辆，星夜赶到后，即被直力鞮的九万大军围得水泄不通。久经战阵的拓跋珪了无惧色，急令部下以车身为屏，结成方阵，从缝隙中射杀匈奴骑兵。经几番箭矢如雨的拼杀，直力鞮的九万兵马溃不成军。拓跋珪兵不歇刃，马不离鞍，以破竹之势，直捣铁弗部的大本营悦跋城（今内蒙古伊金霍旗西北一带）。魏军后续部队火速赶来后，刘卫宸父子闻讯仓皇弃城而逃，拓跋珪分遣轻骑紧追不舍，生擒直力鞮，刘卫宸也为部下所杀。刘氏父子的余党五千余人逃至盐池（今属宁夏），亦被紧紧追赶的魏军全部投尸黄河。此役，北魏获战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成为以“驯鹿”为图腾的鲜卑民族，敢于以少胜多，全歼以“狼”为旗帜的匈奴强敌的典型战例。

　　统帅有狮子般的雄心，士卒就有咆哮的勇气；统帅胸有良谋、腹藏吞吐天地之气，士卒就会迸发出所向披靡的力量。时光跨入公元395年，能与拓跋鲜卑在北中国争雄者，只有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王国。同年五月，后燕的开国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出中山（今河北定县）北进，抵近五原（今包头）时，大造船只，欲渡黄河与魏军决战。慕容宝所领部队虽少，但均为人马披甲的重装骑兵与步兵，且极富作战经验。北魏军队虽多，但大都为轻装骑兵，与后燕铁军正面对抗，胜算无多。拓跋珪以逸待劳，避实就虚，暗将精锐部队匿藏于河套一帶，使慕容宝百余天都觅不到魏军主力的踪影。期间，拓跋珪屡派斥侯（侦察兵）擒获燕主信使，切断慕容宝与燕都的一切联络，并广散年逾七十的燕主已病亡的假讯，动摇燕军军心。急于继位的慕容宝难辨消息真假，便焚烧渡船，率燕军且防且退。是年十一月初三，风雪骤降，黄河冰封。藏器待时的拓跋珪，亲率两万精骑，连夜踏冰过河，在参合坡（今内蒙古凉城一带）将睡梦中的燕军包围。慕容宝在部属护围下逃走，五万燕军束手被俘……

　　翌年深秋，拓跋珪趁慕容垂新死、后燕内乱之机，以“司马九伐”之威，率四十万大军伐燕。魏军多路出击，马啸旌飘，绵延两千余里。在这长达一年的战役中，魏军分兵攻城略地，将后燕领土悉数占领，把晋、冀、鲁、豫的大部土地，划入北魏版图。

　　十年征战，拓跋珪将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赋予给鲜卑民族的刚毅、奔放、神勇、机警与豪烈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作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如何得到荷锄民族的认可，进而得到拥护，这是比打天下还难上百倍的历史大课题。所幸的是，拓跋珪以草原一样的大胸襟、大包容，向历史交上了一份颇为合格的答卷。

　　与秦汉时以掳掠为业的匈奴不同，跻身农耕文明，是鲜卑族多少代人的梦寐以求。拓跋氏对夺得的中华半壁江山，自会分外珍惜。

　　拓跋珪自幼就攻读汉家兵书与历史。戎马倥偬中，对汉人的典章、制度、语言、文化及风俗也多有涉猎。为更好地掌控中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北魏的国都由盛乐迁至战略要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他让跟随多年的朝中汉臣，将长安、洛阳、邺城等历代皇都的设计蓝图，一一寻来，萃新奇，熔精华，建起了像中原王朝一样的宫殿楼阁、园林亭台；并立下新皇登基必祭黄陵，拜孔子的规矩。马背民族“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所频发的豆萁相煎、弑父杀兄的史实，让拓跋珪想来不寒而栗。与汉廷的传位规则两相考量，拓跋珪决计实行汉人“立太子”之制。汉武帝暮年确立宠妃钩弋所生的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时，怕钩弋成为吕后第二，便赐死了钩弋。拓跋珪邯郸学步，竟将汉武帝这非常时期的一时之举，定为北魏王朝代代必遵的金科玉律。

　　为富民强国，也为了加速鲜卑人的汉化，拓跋珪强势推行屯田制。他将战争中所掳的游牧部落的牧人改为农民，让他们到大片荒芜的土地上从事农耕。这等于国家办了无数个小农场。由于分配时注意向农人倾斜，大大消弭了归顺者的国灭之恨。他还把京郊附近的地片，划为“畿田”，由皇室直接管理，并亲自到“畿田”参与劳作与督导。他多次下诏，强制解散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鲜卑部落组织，分地分土让他们定居，或从事农耕，或在分得的地片里放牧。此重大变革，加速了鲜卑人由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这一切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众多平民衣食有着，也强化了国力，为北魏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不断壮大，夯下了坚实的台基。

　　公元424年，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继位，成为北魏第三代皇帝。他初登龙墩，柔然首领大檀，便趁北魏第二代国君拓跋嗣新丧，统骑兵六万，入侵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焘御驾亲征，率骑兵日驰夜奔，三天两夜即赶至交战地。魏军未及休整，就被柔然的兵马，里里外外围了五十多重。拓跋焘挥军布阵，镇定自若，首先射杀了前敌先锋将帅，柔然兵马大乱。拓跋焘一马当先，冲向敌群，柔然大败亏输……首战奏凯，尽显少年天子卓越的军事才能。匈奴铁弗部，曾被拓跋珪几近斩草除根。当时，仅有首领刘卫宸的小儿子刘勃勃只身独骑逃走。勃勃投奔了后秦高平公没于奕，并成了没于奕的乘龙快婿。勃勃兵权在握后，凶残地杀死其岳父，借后秦之尸还刘氏之魂，在统万城（今陕北靖边）建立夏国。统万城在拓跋焘时，早已大名鼎鼎。其城墙既高且宽，用石灰、白黏土、糯米汁搅拌夯筑，有崤函之固。欲破此城，戛戛其难。公元427年，拓跋焘率轻骑三万，长途奔袭，突现统万城下。他采用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的战术，终使城中夏军出城，落于魏军布下的口袋阵。夏兵大溃，夏主赫连昌（刘勃勃次子）率残部弃城而逃……

　　拓跋焘即位后，匈奴后裔柔然，又成为东起外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到蒙古大漠，北至贝加尔湖的强大游牧国家，对北魏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公元429年春，拓跋焘发动了他称帝后最大一次对柔然的主动出击。其时，柔然无备，民畜遍野。魏军云盔雾甲，如天兵飞降，柔然措手不及，仓促烧毁帐舍，慌不择路，狼奔豕突。拓跋焘兵分数路，飞马急追，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的大漠和草原上，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捕。使得柔然三十万户牧民归降北魏，敕勒部（即高车部）亦有三十万人投降拓跋。拓跋焘将这些降顺的部落，迁至漠南几千里的北魏边境，在魏军监督之下，从事农耕和畜牧，岁岁向拓跋皇廷交贡纳税。继而，拓跋焘又东征辽海，平定北燕；西出秦陇，翦灭西凉……在这一连串的征战中，拓跋焘与其祖父拓跋珪一样，将奔袭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攻坚战、歼灭战，演绎得出神入化，使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马背民族创建的饮马长江的王朝。

　　拓跋焘一统中国后，偃兵息武，大倡文治。比其祖辈、父辈，益发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在选贤任能时，他对有大略者不问种族，有大才者不分贵贱。他多次下诏，征选遗落稗野民间的逸士。当他得知一些州郡官员，在延揽人才时，有胁迫行为，又再下敕令，告诫群臣，对征召士子，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受拓跋焘惜才、爱才诚意之感召，通晓经义的学者，文章冠世的名儒，纷纷来到平城。拓跋焘对北魏所灭诸国中的汉族官吏，不计前嫌，量才录用；他对从南朝归顺而来的廊庙之才，更是青眼有加，委以重任。斯时，南朝刘宋皇室，见北魏良将如雨，谋士如云，常使反间计，图谋造成北魏君臣失和。拓跋焘以过人的明察和任人不疑的胆识，数次戳穿了南朝谋士的鬼蜮伎俩。这就使得在南朝有志难伸的高人介士，骥子龙文，纷纷越江而来，汇聚北魏。对此，北魏高允曾写下《高士颂》，以志其盛。

　　拓跋焘早就意识到，只有提升鲜卑官员的汉化水准，才是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为拓展汉语的表达功能和书写领域，他令朝中汉臣新造汉字千余，经他一一审定后，诏布天下。他在北讨南征时，即在京都城郊办起太学，让鲜卑子弟，研读汉族经史，学习儒家文化。

　　拓跋焘在生活上远避奢靡浮华，衣不多备，食不多味，行不多车马，要求后宫也要节衣食，俭财用，禁侈泰。他赏罚严明，对为国尽力尽忠者，不论是士卒还是官员，多有赏赐；而对外戚内亲，从不多赐额外财物。朝中权臣，曾多次上谏拓跋焘修缮扩建皇宫，以彰天子威仪。拓跋焘以夏都统万城虽皇宫豪华、城墙坚固却被本朝所陷为例，严辞驳回权臣奏章。他即位不久，便按农户贫富程度，诏令富裕户照常纳赋，中等户免赋两年，贫困户免赋三年。在审定朝臣制定的法律时，凡不利百姓之处，他下令一一删改……

　　凡此种种，使马背民族与荷锄民族的融合，很快闪出了一抹亮眼的曙色。

　　乱世造就了拓跋珪，历史选择了拓跋焘。这祖孙二人在中国北部山川大地上留下的刻痕，早被岁月久久地尘封，鲜为今人所知。但这些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旧事轶闻，却仍能与时间抗衡，成为当今的鉴诫，后世的教训。

五

　　皇后作为封建帝王的嫡妻，凭借着香宫贵位，隔一帘纱幕，在中国历史上编织出了多少或悱恻或缠绵或凄美或残忍的故事。由于封建史家的大汉族情结及大男权主义，对北魏参政一朝、摄政两代的冯太后，鲜有提及，甚至连她的雅名芳字也给隐去。然而，论及冯太后其德其才其智其绩，都远远高过在历史上大出风头的汉吕后、唐武后、清慈禧者流。这位不被史家看重的冯太后，却是北魏中兴的真正的“总设计师”。正是她，在北魏江山社稷的画稿上，硬黄匀碧，尽情挥洒，写下了标新立异，恢宏隽妙的画卷。

　　冯氏祖籍河北，生于长安。祖父曾是“十六国”时的北燕国君，父亲曾为北燕广平公。拓跋焘平燕时，冯氏的祖父为停战言和，屈将冯氏的仪态绝丽的姑母献给北魏后宫，成为拓跋焘的昭仪。幼年的冯氏，失母丧父，便被姑母带进宫中。冯昭仪对侄女呵护备至，五经四书，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宫廷礼仪，无不悉数传授。冯氏冰雪聪明，口不绝吟，很快便以容貌靓丽，顾影合度，温文尔雅，成为宫中的“小明星”。公元452年，十三岁的拓跋濬即位，成为北魏第五代皇帝。冯氏十一岁便被封为贵妃，十四岁时，她艳压群芳，“美”挫另外三位竞选对手，成为拓跋濬的皇后。

　　拓跋濬登基前，宫中宦官宗爱，在八个月内连弑拓跋焘、拓跋余两帝，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幸有忠于魏室的几位大臣，诛杀了宗爱，方稳定了朝局。冯氏立为正宫后，便同十六岁的拓跋濬鸾凤和鸣，共克时艰，采取宽刑简政、与民生息等安国之策，渐次使北魏物阜民康。正当这对琴瑟和谐的帝、后，欲大展强国富民的抱负之时，天不假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拓跋濬，竟驾崩于平城。

　　按拓跋葬仪风俗，国丧三日那天，皇帝生前所御用器物，要在陵前全部焚烧。失君之痛，令冯皇后肝肠寸断，不能自持。她挣脱搀扶的宫女，纵身一跃，投进熊熊烈焰之中。太监们手疾眼快，速把皇后救起，才使得昏迷的冯氏安然脱险。

　　这纵火一跳，使一身素缟的冯氏，在鲜卑人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一浴火重生、圣洁无比的天鹅。

　　这纵火一跳，不仅使冯氏这位汉家女，在满朝文武心目中的形象愈发高大；她以死殉夫的忠贞，也在民间传为美谈。

　　拓跋濬称帝后第四年，立两岁的拓跋弘为太子。根据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的“子贵母死”的规矩，太子的生母李夫人即被赐死。拓跋濬便让他极为信赖的皇后冯氏，抚养太子弘。母亲是伞，是豆荚儿；稚童是伞下的宝贝，是荚里的金豆儿。冯氏对拓跋弘精心鞠育，恩同再造。从另一个角度说，冯氏取得了对太子的抚养权，也就等于为她竖起一架攀上北魏权力峰巅的天梯。拓跋弘继位时，仅有十二岁。前朝权可倾国的大将军乙浑，觉皇上年幼可欺，便盗用皇帝诏令，呼朋引类，肆无忌惮地诛杀异己，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弄得京都平城，一片腥风血雨。幼帝拓跋弘，只知在母后冯氏面前啼哭。是冯氏只手擎起了北魏皇权之安。为保全母子生命，冯氏先是以屈求伸，封乙浑为丞相，总揽朝政；继而又暗中笼络朝中几位耿介之臣，派兵一举将乙浑诛杀，灭其三族……

　　在这场捍卫皇权的角逐中，年轻的冯太后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智慧，由一代佳丽变为铁腕人物。她断然从幕后走向前台，临朝听政。她重用一批治国能臣，使朝局趋向稳定。一年后，拓跋弘的长子拓跋宏出生，冯氏还政于拓跋弘，悉心鞠养皇太孙。

　　拓跋弘掌国初始，凡朝中疑难大事，还请母后定夺。随着羽毛渐丰，生性优柔寡断的拓跋弘，却变得自以为是。对母后的治国方略，他畏首畏尾，不予实施。冯氏对拓跋弘多次规劝、敦促乃至训斥，使他抵触情绪愈来愈大。见国事日非，头绪难理，十七岁的拓跋弘便将帝位禅让给五岁的拓跋宏，当起了太上皇。他躲进崇光宫，日夜礼佛。当冯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辅佐孝文帝拓跋宏处理朝政时，太上皇拓跋弘竟指指戳戳，时常插一杠子。朝中前尚书李欣，调相州任刺史两年间，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当他把十大车金银珠宝及细软之物运回京都平城时，激起了民变。冯氏当即将李欣打入死牢。李欣唆使其女婿向拓跋弘告密，言太皇太后冯氏，与中领军李奕有苟且之事。太上皇闻知，当即将李奕诛杀，赦免李欣。弘、欣二人密謀，要用糕点毒死冯氏。东窗事发，冯氏气得娥眉倒竖，凤眼圆睁，她果决出手，派人鸩杀了拓跋弘，再度临朝柄国。

　　痛苦的报酬是经验。养子反目、面首被诛的事实，告诉冯氏，不采取霹雳手段，其命运注定会重蹈覆辙。她先是将拓跋弘的左辅右弼、心腹大臣，清除殆尽；又将幼主孝文帝拓跋宏生母一族，在朝中的势力也一一肃清。与此同时，她将胞兄冯熙及两个情人王叡、李冲委以重任；将德高望重与前朝皇帝若即若离的大臣，收买拉拢过来。另外，冯氏还擢升了一批对她忠心耿耿的宦官，让他们死心塌地充当自己的鹰犬耳目……

　　皇冠虽仅是一顶镶金缀珠的帽子，但爭夺起来，从来都是刀飞血溅。胜者必须既是猛虎又是狡狐，冯氏概莫能外。值得庆幸的是，冯氏翦异排他，绝非仅为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大展她积蕴已久的政治抱负。

　　史家在著录这段历史时，处于男权心态，对冯氏养面首一事，多有指责。历史上，秦始皇后掖中有万名丽人的香阵，唐玄宗宫廷里有四万美媛的艳景，可史家在记述时，不过是理重事复，甚至津津乐道。其实，性爱是人类心理感受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元，是人生享受中最大的享受，人在这种感受中获得的快乐也是最大的快乐。二十四岁守寡、雪肤玉貌的冯氏，仅与二三情人宠臣，在宫闱里两情缱绻，效鱼水之欢，当在情理之中。

　　思危则安，思亡则存，思乱则治。太皇太后冯氏在掌控了朝局后，便展开了多层面、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大变革。

　　公元484年，她首先推行了“班禄制”。在这之前，北魏的大官小僚，仅靠战争掠掳，来满足或豪华或小康的生活。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战争益少，单靠掠夺，已是短绠汲深。于是，贪污之风盛行，官员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的巨大反差。曾在拓跋焘朝写下《高士颂》的高允，此时已身居中书令高位，但他仍清廉自守、不饮盗泉，竟全家栖身破草房，仅靠咸盐煮青菜度日。然而，像高允这样的清官，毕竟寥若晨星，而大贪小贪却如过江之鲫。冯氏对各级官吏及皇室成员，一律按官阶定禄，统由国家发给米、帛、田户、力役等。同时，她还主持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惩贪刑法，凡贪污、勒索之财物达一匹绸绢之价值者，即判死刑……

　　民不富足而政权稳固的王朝，亘古未有。志存高远的冯氏，于公元485年，又在北魏紧锣密鼓地推行了“三长制”和“均田制”。

　　此前，北魏各地实行“宗主督护制”，宗主以“督护”地方的身份，代朝廷征收租税。这些宗主们，名义上虽自称一户，实则为三五十家，甚至多达百余家。他们瞒报户口、把应交赋税据为己有的劣行，使得国库空虚，佃民一贫如洗。加之显宦豪强广吞田产，强占山林牧场，使国家可控土地，益见稀少；无田可耕、啼饥号寒的百姓走投无路，以武力抗争的事件，时有发生。为解黎庶于倒悬，冯氏派出大批官员，在夏收秋种时节，出人不意地于田间清查户口。在彻查人丁之后，她排除一切阻挠，雷厉风行地推行起了“三长制”：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制之实行，赋役由此前所谓一户，变为真实的一家，朝廷可直接掌控，这就大大加强了北魏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

　　“三长制”初成，冯氏又以孝文帝的名义下达了“均田令”。均田制规定：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露田四十亩，女子减半；奴婢授田数与平民相同；一头耕牛授田三十亩，以四头为限；官员也按职位高低，授予数目不等的公田。露田、公田为粮田，所有权归国家，且根据人口、耕牛的变换情况，随时调整。另外，每个男子授桑田二十亩，女子五亩，用以种植桑、枣、榆、麻等经济作物。桑田为“世业田”，可代代相承。冯氏还采取特别优惠的政策，鼓励百姓由地少人多的“狭乡”，迁至地广人稀的“宽乡”……均田制所含纳的内容，环环相扣，细针密缕。在甘露普洒人间的同时，还尤为眷顾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

　　均田制的推行，使北魏的生产力像井喷一样尽情迸发。广袤的山川大地上，每一片，每一垅，都成了天下黎庶忘情恋栈的“伊甸园”。拓跋鲜卑由开国之初，学习荷锄民族田园生活的“仿本”，一下变成具有原创色彩的农业文明的“正版”。这具有全新意义的封建均田制，成为北齐、北周、隋唐的“沿用本”，历三百余载而不衰。且为以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在如何对待“农田”这个事关国运的大课题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蓝本”与“参照本”。由是观之，冯氏的均田制，无疑是中国农业文明史上的一块永闪光华的里程碑！

　　一代国色安天下，锦绣心机“史”中藏。自幼饱读史书的冯氏，深谙封建王朝的覆亡，多由腐败引起，而腐败又往往从皇室内部发端，尔后上行下效，蔓延全国，最终导致政权彻底崩溃。冯氏二度柄国后，面对北魏王室及各级官员的腐败日甚一日，在推行班禄制前夕，就大造“反腐倡廉”的舆论。她以华夏历史为殷鉴，亲自为北魏王室成员，撰写了珠圆玉润，文采斐然，朗朗上口，多达三百余章的《劝戒歌》。《劝戒歌》告谕王室成员要自珍、自重、自廉、自律，守节不移，公忠体国，并将之定为皇室学馆的必读本。

　　冯氏儿孙辈的王室成员，在反复诵读《劝戒歌》后，尚能遵章守规；而与冯氏同辈的诸王，却对冯氏的良苦告诫，视为耳边轻风。怀朔镇将、汝阴王拓跋天赐，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均是冯氏之夫君拓跋濬皇帝的弟兄，这“二王”贪赃枉法，纸醉金迷，为北魏王朝的两大巨贪。冯氏派两个“专案组”，分头去彻查二王之后，将二王押回京城，欲施以极刑。朝中几位老臣再三跪请，冯氏迫不得已，才免二王一死。但在以孝文帝名义颁布的诏令中，仍列举二王十恶不赦的罪行，以儆效尤，并将二王打入囚牢，终身禁锢。时隔不久，冯氏得悉，她派出的”专案组组长“、朝中大臣闾文祖，在赴长安侦破南安王犯罪事实时，有受贿行为，便当即革去闾文祖的官职……

　　冯氏在这场“反腐风暴”中，对皇族中的二王尚且如此严惩，对其他贪官污吏更不手软。当她接到知情者举报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人贪污不法时，气得周身颤抖，便即刻派人去查清了他们的罪行，旋即下令处死洛侯、目辰，发配陈提。这之后，冯氏又以孝文帝的名义，下诏罢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千余名只反小贪，不反大贪，只捉“苍蝇”，不打“老虎”的办案官员……

　　这一系列厉法禁、令必行、罪则治的反腐举措，使得侥幸落网的贪官，捻神捻鬼，睡不安枕，黑手不敢再伸；而那些本来清正的官员，益发勤政廉政，脂膏不润。

　　人类社会进程犹如浩浩东去的长河，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一千五百余年前，太皇太后冯氏在北魏的反腐刺贪的史实，已超越时空；她所擒拿的那一批批赃官墨吏，仍如同从当今河池里捕捉的鱼鳖虾蟹一样，在我们面前活蹦乱跳。

　　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和整饬吏治等全方位的大变革，使北魏很快走向鼎盛与辉煌。据《魏书》记载，太皇太后冯氏辅佐孝文帝掌国期间，“百国千城，莫不欢附”，“九州致贡，殊域来宾”，“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当时北魏辖户五百万，人口两千五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司马迁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太皇太后冯氏，深明“俭为德之共，奢为恶之大”的奥义。她清茶淡饭，衣不完采。她经常带着皇孙孝文帝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在均田制实施的第二年，北魏大旱，百姓望云霓而断颈，禾苗盼甘霖而折腰。冯氏在开仓赈灾的同时，下令停建朝廷的楼堂馆所，并把宫中与纺织无关的宫女，发送出宫。不久，又在宫中停止制作皇室所用的绫罗，还把宫中十分之八的衣物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箭刀钤，以及外府的大半衣物、缯布、丝纺一一分发给六镇戍兵、贫民和残疾人。

　　冯氏见皇孙孝文帝已能不折不扣地贯彻她的治国大计，便淡出了政治舞台。这时，冯氏愈发显得宅心仁厚。她的心境像秋日的呼伦湖一样淡定、澄明；她的心态像大雪后的呼伦贝尔草原一样宁静、轻软。一天，冯氏身体欠安，需服菴闾子。御厨因夜间失眠，误把稀粥当汤药端给了太皇太后，而且稀粥里还有一只死蜻蜓。孝文帝见状，勃然大怒，下令处死御厨。冯氏摆手制止，用筷子挑出蜻蜓，边喝粥边笑吟吟道：御厨做的这粥太香了，连小蜻蜓也飞来凑热闹……

　　公元490年深秋，冯氏魂归普陀，享年四十九岁。纵观冯氏刚柔并济，王霸张弛，屈辱过，哭泣过，仇恨过，挚爱过，欢笑过，开明过，光辉过的一生，会令多少男性君王自愧弗如！

　　孝文帝嘉给皇祖母的谥号为“文明太后”，可谓实至名归。

六

　　文化是个复合体。它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法律、知识、艺术、风俗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形成的习惯等等。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之根，是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血脉。最终印证一个国家和民族伟大的，是她的文化。北魏王朝在文明太后冯氏主政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华夏文化与外域文化兼容并蓄的显著特质。

　　这特质集中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上。

　　云冈石窟位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石窟五十三座，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佛像最高者达十七点八米；动植物花纹浮雕图案，更是不可胜数。其工程之大部分，告竣于文明太后柄国期间。

　　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西征长安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一寺庙内，暗藏兵器，群聚淫乱，遂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佛”事件。这之后，北魏朝中，内侍宗爱“连弑二帝”；引得朝野上下，说佛谈禅，甚嚣尘上。即位不久的文成帝拓跋濬，在皇后冯氏及大臣们的极力撺掇下，再度复法兴佛。

　　公元452年，拓跋濬颁诏：凿石造佛，如我帝身。僧师与工匠于兴安初年，凿出一尊魁梧的“兴安佛像”。这尊释迦像的脸上、足上，竟各有黑石，冥同拓跋濬面上、脚上的黑痣。这将梵宫之“梁”，换作帝王之“柱”的手段，显示出拓跋王朝过人的精神统治智慧。这种艺术上的胆略和气魄，也只有马背民族才能做得出来！

　　翌年，西域高僧昙曜，应诏来到平城。不久，他即被拓跋濬与皇后冯氏尊为帝师。在冯皇后的董理下，由昙曜主持，皇家又相继开凿出“昙曜五窟”（现第16至20窟）。五窟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到时任皇帝拓跋濬，一帝一窟，依次而建。每窟一石门，一石窗，外壁雕满千佛，主佛释迦均高达十三米以上。它们或坐或立，无不假释迦之躯，雕皇帝之态，藉释迦之仪，传皇帝之神。使云冈石窟，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拓跋皇室祖庙。

　　这借佛之望，增帝之威的“僭越”，挣脱了中外造佛艺术的绳墨，恰恰成为鲜卑人在佛文化上的独创。那一尊尊圆髻方额、高鼻深目、眉眼细长、嘴角上翘、巨耳垂肩、身躯健硕的释迦，神情既威严又可亲，气度既恢宏又睿智。在这里，释迦俨然成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走来的“顶天立地奇男子，炤古腾今大丈夫！”

　　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它时代的本质雕刻的。昙曜五窟中的释迦，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后的顶级作品。从五尊释迦眉梢、嘴角上流溢出的微笑里，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读到的可以是，佛家那普度众生的慈悲、亲和、怜悯与宽容；也可以是，一个从刀林剑丛中杀出的马背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独尊与高贵。这佛爱无涯和权力至上、佛光普照和皇恩浩荡的巧妙契合，所形成的独特风格，使昙曜五窟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我曾两次拜谒过云冈石窟。鲜卑族对游牧文化的守望与眷恋，令我感慨良多。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是每个民族的特征和标识。舍弃这种差异，其文化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摹本。云冈早期开凿的石窟，形状与穹顶，均如同放大了的巨型草原毡包，大佛释迦身着的袈裟，或披或袒，那厚重的衣纹，酷肖草原的毛纺织品。云冈之中、晚期开凿的佛窟，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的美的元素，仍随处可见。拓跋氏将有着“森林神兽”之称的驯鹿，镌于石窟门楣，让鲜卑族的图腾，在佛堂里占有一席之地；拓跋氏将挺拔修直的白桦，刻于石窟立柱，使庄严的佛殿，平添了隽永秀逸的诗意。梵宫本是莲界，而云冈的一些石窟里，却将大草原上的花草，点缀其间，使莲花的梵宫，益发气韵生动。鲜卑人还将佛教中“白马吻足”的故事，刻于佛堂明窗两壁，让他们刻骨铭心的爱马情怀，得以细腻感人的展示。石窟里护法神鸟那折扇般的翅羽，飞天那翩然而翔的衣袂，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呼倫湖畔白天鹅、丹顶鹤们的典雅、娇娜、舒展的舞姿……

　　风格是思想的衣裳。鲜卑族毫不掩饰地对游牧文化的守望与眷恋，足以引导人们走进他们灵魂的秘境。

　　守望与包容，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密友。鲜卑族在建筑云冈石窟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艺术上的兼收并蓄。文明太后冯氏主政时，云冈石窟汉化倾向日见明显。在洞窟形制上，不仅有毡包型，更多地出现了具有荷锄民族风格的前后殿堂式和方形中心塔柱式。随着石窟面积的大幅增加，雕刻的形式及内容，也异彩纷呈。这些佛窟里，虽仍以释迦、菩萨为主雕，但释迦的十大弟子，及飞天、比丘、力士、金刚、伎乐天等，皆一一雕在殿内两侧、四壁、窟顶及由雄狮、大象驮起的廊柱上。佛经的故事，也多被雕在石窟各处，使中国传统建筑的云冈石窟，充满了佛国仙境的浪漫。云冈六窟之中心塔柱下的佛龛里，有一“九龙灌顶”的石雕。原佛经中，有二龙为释迦吐净水沐浴的情节，而在这里却变为九龙。“九”在中国为最高之数，“一言九鼎”，“九五之尊”，是皇帝常用和专用的术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佛教一进入中国即被中国化了”的说辞，在这里得到了确切地佐证。

　　最能代表云冈艺术之兼收并蓄的，当属第十二窟。此窟亦称音乐窟。其前室北壁上，伎乐天们，手持中原、草原、西域、中亚的各种古代乐器，或拨或弹或吹或奏或击或打或敲，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这场面，这情景，仿佛是在看不见的皇室巨手的幕后指挥下，共同吹奏着北魏的经济强盛曲，文化繁荣歌。

　　智慧的人类，为使各民族及个人的历史，能彪炳千秋，常以文字的形式，或铸于铜鼎，或写于竹帛，或载于纸页，有的帝王甚至将自己的形象塑成金身。而从嘎仙洞石室走出来的拓跋氏，最钟情、最信赖的却是石头。拓跋濬在复法兴佛的诏令中曾云：纸帛易破，泥塑易碎，金像易烁，唯石雕可与天地共长。云冈石窟，实则是一部拓跋王朝的石刻之历史，“无韵之离骚”。

　　历史常是胜利者的自我宣传。作为胜利者和为北魏谱写出壮美华章的文明太后冯氏，有资格被雕于这石刻历史上。

　　文明太后掌国后的云冈佛像，一改此前清一色男性佛像的单调，在一些雕像中，出现了女性化特征。女人，常被誉为上帝微笑的化身；没有一种力量，能比一个自信而美丽的女子的微笑，更能征服人心。这将佛像女性化的艺术变革，使云冈佛像的佛光，更能照彻人的心胸中的蕴蓄，夺人魂魄。第七窟之“六美人”之佛雕，“宝相庄严，拈花带笑”，是变革后的代表作。云冈石窟，雕有多幅有关太子的佛经故事。那“姨母养育太子”的情景，仿佛不是来自佛经，而是冯氏抚养两代太子的移花接木。云冈有近四百处释迦与多宝二佛并坐的雕像，此乃暗喻文成帝拓跋濬与皇后冯氏，“二圣”共理朝政。孝文帝拓跋宏对祖母冯氏，至孝至顺，在祖母过世后，特颁诏将最豪华的第六窟命名为“佛母洞”，旨在称颂创造出“正版”农业文明的太皇太后的大功大德……

　　建筑与雕塑常是考量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云冈石窟，是以皇权的意志，集北魏的高僧逸士、画师国手、能工良匠，建造的国家级工程。

　　云冈，是今人解读北魏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艺术的石刻的“四库全书”。

　　云冈的全石化建筑，富丽堂皇，雍容华贵，闳阔深沉，巧夺天工，既具自然美，又富规则美；云冈的石像、石雕惊世骇俗，别树一帜，豪宕奇峭，流丽精工，是形诸于石的诗，也是形诸于佛的画。

　　云冈石窟，是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联袂创造的文化宝石，也是中华民族献给全人类的艺术明珠！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云冈石窟的修建，引得北魏疆域内的礼佛造像，蔚成风气。各地官员及百姓，仿效皇家之举动，纷纷推陈出新，佛为我用。妻子为亡夫造佛者有之，儿子为先父造佛者有之，子孙为先祖造佛者亦有之。一时间，竟出现了梵宫遍立，万佛争竖的景象。达官贵妇及富豪，也学着皇廷的样儿，将家族历史、个人生平，刻在石头上，一股“墓志铭”之热，也兴起于北魏……

　　文化的力量在于对人的心智、美学、道德的培养。倘若说文明太后冯氏董建的云冈石窟，足可以在世界美术史上永灼其华；那么在她精心启蒙、训迪、教化乃至激励、鼓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英主拓跋宏，该是她的最得意“作品”。

　　文明太后谢世后，独掌朝纲的拓跋宏，承袭了祖母的衣钵，以文治为中心，加速汉化，完全实现了鲜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

　　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最大的举动，是于公元495年秋，将帝都从平城迁至洛阳，使这个荒废了一百七十余年的汉、晋古都，又以万象更新的姿态，矗立于中原大地。街道的宽阔，宫殿的巍峨，佛寺的华美，自不待言。那为富商大贾专划的居住区，那为雅士、艺人专辟的街道，那为酒家、茶客规置的酒肆茶楼，无不绿树掩映、错落有致。那为江南来客专建的“金陵馆”，那为东方来宾专造的“扶桑馆”，那为塞外友朋专设的“燕然馆”，那为西域睦邻专修的“崦嵫馆”，也是人到熙熙，马到攘攘。龙门石窟，也应运而生。当时的洛阳，成了亚洲文化的中心。

　　迁都洛阳前后，孝文帝对鲜卑族全盘汉化。他先是修订刑律，将此前斩刑犯人时“除衣裸体”、一人犯罪“株连全族”等之酷恶之法废除；接着又改官制，中央及地方一律按汉制设立文武官吏，同时取消王公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他下令废陋婚，厉禁鲜卑同姓人通婚，并亲作月下老，促成皇室子弟与汉族官员的儿女，结为姻亲；他敕令改制鲜卑服饰，无论男女，一律着汉服。他颁诏讲汉话，朝中凡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员，“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为把汉化进行到底，他将鲜卑族的一百一十八个复音姓，全部改为汉姓；并率先垂范，将“拓跋”改为“元”，自尊元宏。于是，“丘穆陵”易为“穆”，“步六孤”易为“陆”，“独孤”易为“刘”，“贺赖”易为“贺”，“纥嵇”易为“嵇”，“尉迟”易为“尉”，“拔拔”易为“长孙”……并定魏、陆、奚、贺、桓、刘、于、长孙等八大姓为国姓，与朝中汉族崔、卢、郑、王四大姓，享受同等政治待遇。孝文帝将朝中鲜卑人的籍贯，通通改为洛阳县；同时还命令死于洛阳的鲜卑贵族，不得還葬平城……

　　服饰、语言乃至姓氏，是每个民族的特征和标志，是血肉关系中最亲密、最不应该泯灭的部分。孝文帝的激进改革，后人褒贬不一。鲜卑这个民族经过无以复加的汉化，最终消失，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但换一个角度看，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对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意义，也不应低估。

　　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文明越是彬彬有礼，它风尚的诗意则会愈来愈少。要使一个民族的文化经久不衰，就必须不断给其注入新的刺激与活力。

　　书法，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里独有的一方仙苑；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书法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之外，还有一体曰“魏碑”。魏碑正是野性飞扬，悟性灵动的马背民族鲜卑人，在对汉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中诞生的。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隶楷兼备。康有为言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俊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畅，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与康齐名的梁启超，对魏碑也情有独钟，说“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润系。”在我国现存的诸多魏碑中，以莱州的《郑道昭碑》、西安碑林中的《晖福寺碑》和孔庙的《张猛龙碑》，最享盛名。自北魏以降，历代书法大家，大都视魏碑为圭臬，经反复研摹，方自成一格。清代的书法大家赵谦之，近代的书法巨匠弘一法师、于右任，都曾师从魏碑……

　　胡风汉制的北魏，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不独石雕、石刻及魏碑。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歌》，至今仍是受众面最广的古民歌之一；那《木兰辞》中之“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警句，至今仍勃发着中华儿女的豪气。大受毛泽东激赏的郦道元的《水经注》，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江河及历史地理的经典教本；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至今仍是探究古代黄河流域农业技术的必读书。北魏还大量翻译了佛经，使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初成鼎足之势……

　　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走出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年。这在封建王朝的“周期律”里，寿命不算长也不算短。鲜卑族虽然消失了，但这个在中原大地上，曾留下过嘹亮歌声和矫健身影的杰出民族，是永远不会在中华史册上消失的。它的历史活着，它的文化活着。鲜卑族与汉民族，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鲜卑人，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是鲜卑人，唐代诗人元稹是鲜卑人，辽金诗人元好问也是鲜卑人……隋唐五代，有大批鲜卑人南迁成为客家人，客家人代有英杰辈出，更是不争的史实。

　　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助推器。北魏王朝在文化上的开放、开明与开通，为李唐王朝提供了借镜，为托起一个盛唐搭起了平台。李唐政权持汉制，取胡风，一改秦始皇的“非秦纪皆焚”，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将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兄弟，以更广阔的襟怀，更大的包容，更全面的融合，将中华文化推向了风光无限的峰巅。

七

　　拜别嘎仙洞，沿着鲜卑族西迁、南下的路线，我们在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市的根河岸边驻足。它的北面、东面是大兴安岭，西南面是呼伦湖，南面是千里一碧的大草原。

　　呼伦贝尔，是一片何等神奇、神秘而神圣的土地啊！它既是马背民族的主要诞生地，也是游牧文化的重要输出地。

　　这里曾走出契丹族。契丹建立的大辽国，其疆域面积是北宋的一倍。它与北魏王朝一样，胡风汉制，在中国的经济史、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道道瑰丽的风景。

　　这里曾走出女真族。女真人曾龙腾虎踔，掌控过大半个中国。大金国面对以奢靡拥抱着皇权、怯懦猥亵着果敢、阴谋扼杀着忠勇、淫乱侮弄着情爱的南宋，抵瑕蹈隙，发起过翻江倒海的进击。马背民族带给荷锄民族的是一声声惊雷，一个个震撼。女真人在无情冲击腐朽南宋王朝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用汉文化的儒雅，去填补本民族剽悍心灵的露缝。当时的金朝，上至帝妃，下至百官，以赋诗填词为尚。海陵王曾吟出“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豪迈诗句。金章宗和李妃于琼华岛并坐赏月时，竟也玩起汉人联对、组字的游戏，章宗口占“二人土上坐”，李妃即刻对以“孤月日边明”。章宗用两个“人”于“土”上组成“坐”字；李妃以“月”比己，以“日”喻帝，用日、月结成“明”字……

　　这里诞生了有着谜一样色彩的英雄的蒙古族。呼伦湖周边的敖包山、马蹄坑、脚印湖、拴马柱、石马群、苍狼白鹿岛之自然景观，无不与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成吉思汗，联结在一起。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生于呼伦贝尔，长于呼伦贝尔。成吉思汗九岁时与他日后的皇后孛儿帖，也在呼伦贝尔赤绳系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正是以呼伦贝尔为大后方，率领着他的蒙古大军，挥动着“上帝之鞭”，像一道道闪电，似一阵阵狂飙，掠过贝加尔湖，掠过叶尼塞河，直达里海；他的马队，长啸于天山脚下，帕米尔高原；他的马队，丈量过外兴安岭的山山水水，也丈量过云南边陲的岭岭峰峰，并与南海一起高歌……当时的元朝，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这梦幻般的谜题，曾令整个世界骇异、费解和太息。蒙古族在打开亚欧文化通道的同时，也创造了本民族的灿烂文化。长达十万行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卷帙浩繁的《蒙古秘史》，早已被世界众多国家翻译出版。研讨这两部巨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性学科……

　　蒙古族为中华民族定都北京，举行了奠基礼。今北京北海的团城内，有一元初用整块大玉石雕成的“渎山大玉海”，至今它仍睁着巨大的玉一样眼睛，用公正、诚实的目光，見证着一座伟大城市，是怎样在荒野里诞生，于泥淖里分娩……

　　满族的前身是从这里走出的女真人。满族创建的大清国也曾创造出和盛唐“贞观之治”一样民富国强的“康乾盛世”。清朝鼎盛时的国土面积为一千三百八十余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辽河流域，不断发现的“红山文化”，震惊了中外。蛇形原龙、鹿形原龙、马形原龙，猪形玉龙的出土，宗教礼仪性的大规模的建筑群“积石冢、神女庙、石祭坛”的显现，一再确证，北国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民族，同出一脉，同为炎黄子孙，同是龙的传人。

　　天地浮浮沉沉，春秋来来往往，朝代更更替替。以唯物史观去观照历史，自北魏以来，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的战争，是兄弟阋墙、争坐江山的争斗。在这部长长的历史连续剧里，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都曾当过权力的主角与配角。在南北朝、宋辽金时，也曾同为A角。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总是在割据、对立、抗衡中，最终走向统一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题词；统一，是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最牢固的基石。历史上的每次大统一，各少数民族都以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激活了汉民族的肌体和机能，优化了汉民族的基因和品质。今日之大同市，曾是北魏京都，辽金陪都，元朝西京，当属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金三角”地带。大同自古出美人。从北魏至明朝，大同曾出过二十五位皇后，九名嫔妃……

　　文化同世间的万物万有一样，也会有着诞生、发展、衰退乃至消逝的过程。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原生态的“母文化”，同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古老，一样著名，后均因外族的占领和外族文化的侵蚀，渐次消亡了。中华文明何以历五千年而不衰，在呼伦贝尔这片古老的游牧文化的输出地，在当今这片仍有着四十三个民族居住的圣土上，我们似乎能找到某些答案。

　　崇尚天人合一，讲究和平仁爱，追求综合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也打有安土重居、封闭自守的农耕文明的烙印。正是因为汉文化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使得历史上的马背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心向往之。然而，正如近亲婚姻，“其生不蕃”一样，单一的文化是不会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一种文化必须有多种异质文化的不断刺激、掺和与交糅，才能在互补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历史上，马背民族对汉民族的一次次冲击，只会像磨剑石一样，磨去的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惰性，而其剑体愈发显得光华四射。

　　正是五十六个民族文化差异的相互砥砺，才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谱！

　　呼伦贝尔的记忆，很多很多。它既是中国的记忆，也是世界的记忆。

　　呼伦贝尔是“中国历史的幽静后院”，也是当今我国硕果仅存的环境后院。

　　徜徉于根河岸畔，流连于大草原的碧草清流之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名言，倏地闪现在我的脑际：“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物质丰富世界，文化设计未来。我们正处在经济迅猛发展，传统文化失忆的年代，也处在物欲横流，真善美最容易被击碎的年代。为振兴强大中华民族的国力，我们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部分，是完全必要的。但对某些国家的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损他利己文化，我们应像大草原的雄鹰一样，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要守住中华文化之根！

　　——选自李存葆散文集《祖槐》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