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木红

　　我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平时总喜欢把一些事情都和书联系在一起，我想假如人生也是一部书，那么在童年的时候就应该埋下了神奇的伏笔。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的父母都是在乡村执教的老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我对于童年的记忆，却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而变得单调、苦涩，相反，每每回忆起来都充满了自然的质感，朴素的温馨以及回味绵长的情致，父母给予我的精神财富远远弥补了由于物质生活的不足所带来的缺憾，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用精神的力量使我的童年变得丰盈和富有色彩。

　　母亲执教的小学也是我就读的小学，对于我来说，母亲既是妈妈也是老师，而对于母亲来说，我既是女儿也是学生。起初，我很不适应这两种角色的转换，因为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对我总是多了些偏袒与呵护，但在学校，作为老师的她却对我异常严厉甚至苛刻，母亲总是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是老师的孩子，应该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才对。”慢慢地，这句话如同在我身上施加了魔法一样，让我在不知不觉中都严格要求自己，不管是在学习方面，还是在体育、劳动方面，我都会全力以赴、力争上游，在与小伙伴的相处中，也非常懂得谦让和关爱，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心中回荡着的那句话时时都在提醒着我：我是老师的孩子，应该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果然我也日渐一日地，真的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了。

　　校舍是极简陋的，遇到屋顶漏雨和房屋失修的时候，母亲便把课堂搬到自己的家中。书桌更是简朴得近于寒酸，桌面只是按照树木的自然状态纵向剖开的长条木板，印象中树皮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桌子是没有腿的，桌面的下方用垒起的砖头作为支撑，小板凳则是每个同学自备的。尽管如此，校园大榆树上悬挂的那口大钟却总是显示着不凡的气度，经过岁月的侵蚀，这口大钟早已锈迹斑斑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原本属于它的花纹和图案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它庄重、典雅，宽厚中透射着威严和力量，我想也许正是因为这口大钟，我们的学校才更像学校。“当，当当……”上课的钟声响了，讲台上便出现了母亲瘦小的身影，她总是那么活力四射，激情迸发，没有扩音设备，没有麦，但她讲课的声音比钟声还洪亮；“当，当，当……”下课了，母亲便走出教室和同学们一起玩各种游戏，跳绳、踢毽子、丢手绢……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度过了短暂的課间十分钟；如果钟声如同密集的雨点一样向头顶砸下来，“当当当……”不肖说这是集合的号令，学校一定是有紧急通知要向大家发布，同学们便连蹦带跳地从校园的各个方位汇集到大钟底下，自动排好一列列整齐的队伍，母亲在队伍前面一站，所有的同学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由衷地敬佩自己的母亲，心中升腾起这样的想法：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母亲一样的人。母亲早上要带着学生们晨读，晚上还要到学校和全体老师一起“办公”，以至于很多时候我都是早上睡醒以后才见到深夜归来的她。或者有时候，母亲会去做家访，因为总会有因交不起学费而打算辍学的孩子，总会有因家中缺乏劳动力去做农活而耽误学业的孩子。记忆中，这些孩子的家长总会被母亲说服，最终支持自己孩子的学业，有时母亲也会为确实有实际困难的孩子垫付学费、书费。

　　父亲则在五里之外的村庄教书，虽然只有五里之遥，中间却隔着一条潴龙河，河水干涸的季节可以自由往返，河水清浅的时候也可以卷起裤腿蹚着河水过往，可一旦河水滔滔、洪水暴涨就要靠船家的摆渡过河了。乡间路都是窄小曲折、疙疙瘩瘩的土路，父亲踩着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在这样的路上颠簸着，我料想任凭父亲有多么高超的车技也是断断“飞”不起来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最形象的写真，最倒霉的还是在雨中，车轮被泥巴裹住转不动的时候，还要把自行车扛回家，就是这样父亲也是没有时间经常回家的。印象中的父亲似乎是全能的，会写毛笔字，识谱子，会吹口琴，还会小制作，有一次他用废弃的纸筒和一把彩色碎玻璃做了一个万花筒的教具，也成了我童年最喜爱的玩具。父亲的生活能力或者说生存能力极强，他似乎会做各种食物尽管做不到色香味俱全，因为他的学校没有饭堂；父亲的手不算灵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会做针线，因为衣服、袜子破了都要自己缝补；父亲还会一些技术活儿，比如用砖头垒砌煤火炉子，因为在冬天，每个教室都要有取暖的设备，每天早上他要燃起熊熊的炉火迎接自己学生的到来。

　　每个新学期到来之前，父亲也是踩着他的飞鸽自行车去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为学生买新书。出发前，他总是要把书费细心地清点一遍，在一堆大大小小的纸币中除了几张一圆两圆的，多半都是角票，还有零零碎碎的我们叫作“钢蹦”的分币，父亲把钱清点完，数目也对上账了，就分门别类地把钱币放整齐，纸币用手绢一层层包好，分币则另外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这可是全校同学的书费啊，怎么说也算是一笔“巨款”，所以父亲显得格外小心和珍惜。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梁生宝买稻种》，其中有一段关于梁生宝去城里为乡亲们买稻种时，打开身上的布包取出七凑八凑的人民币的细节描写，每当读到这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为学校买书的父亲。有一次买书返回的路上，恰逢天上下起了雨，父亲就把身上的雨衣穿给了自行车后架上成捆的新书。用父亲的话讲就是，衣服湿了可以再洗洗晾干，而那些新书要是淋湿了可就没救了，念书的同学们还念什么呢？因为那时的教材都是提前预订好的，都是可丁可卯的，没有了、损坏了都是不能补的。

　　对于小伙伴们来说除了过年，还有哪一天也值得同样期待呢？是的，是发新书的日子。只不过过年是自己穿上新衣服，而发新书这一天则是给新书穿上新衣服。母亲平时总爱把画报和挂历积攒下来，到发新书的这一天就把这些纸拿出来，并按照每本书需要的实际尺寸用剪刀细心地裁好，用这些纸的反面包好的书皮洁白光亮，再用漂亮的空心字为每本书写上语文、算术……我们把空心字也叫“花字”，多么形象啊，因为每个字看起来都像花一样饱满和富有层次感，都像花一样在美丽地绽放，亲眼看到一个个方块字开出一朵一朵的花是何等美妙的事情！我也混迹在小伙伴们的队伍中等着母亲给我包书皮、写“花字”。后来，在广州街头，每每看到网红店前打卡的队伍，我就想如果是现在，当年的母亲也能做网红了，但那时的她们丝毫没有名与利的概念，只要是对学生有意义的事情，都会尽心尽力去做，而且永远乐此不疲。

　　不同于城市，乡村的暑假是由农忙假—麦假替代的。麦假正如同天气的本身，是我们一家人最热火朝天的一段时光，那时候没有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完全靠人力用手工完成，面朝黄土，背对骄阳，汗水摔落的瞬间，小麦也顺从地倒伏在刈者的指间。父母亲帮助生产队义务收割小麦，我们这些孩子就在收割后的麦田里拣拾遗穗。要做到颗粒归仓，就要在小麦成熟的那一刻开始争分夺秒，这是麦收，更是抢收，是人与天的一场竞赛，是关于速度的一场比拼。麦收结束后，草帽作为劳动最重要的见证者，被错落有致地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它们似乎在静默中积蓄着力量，期待来年重返战场。后来我在一些咖啡馆也看到过墙壁上挂着的草帽，多么相似的画风，多么雷同的场景，但总觉得这种艺术的虚拟，怎么也代替不了生活的本真，就如同那些冠之以郊游的活动，和通过劳动的形式与农作物、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总是少了太多太多的内涵。

　　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冥冥之中都会有一条早已规定好的路线，哪怕峰回路转，哪怕兜兜转转，最后都要回归到这条路上。1999年，凭借《羊城晚报》的一则招聘启事我来到了广州，开始在职业学院从事图书管理工作。虽然我没有像父母一样成为教学一线的老师，但通过图书，通过图书馆，我的人生终于与教育，确切地讲是与职业教育正式接轨了。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一方神圣的热土，职业教育更是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走在校园总被一种热烈的气氛所包围，虽然身处学校，但这里也是生活的现场，工作的一线。我所吃的面包、糕点，都是同学们在实习课上制作出来的；我的发型也是同学们一番洗、剪、吹之后的作品；在阅览室偌大的空间，经常会有练习端盘子的同学走来走去，他们一手插腰，一手举着托盘，身轻如燕，足底生风，来回穿梭，把人看得眼花缭乱，恍惚间他们手中举起的已不再是一个小小的托盘，而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以及对未来的追求。

　　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在图书馆见证了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职业教育向着日益成熟的态势不断向前迈进。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通向美好生活的桥梁，也是每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梦想、成就出彩人生的重要途径。在给即将毕业的同学的送别诗中，我这样写道：“热爱平凡/热爱成长着的每一个瞬间/热爱身旁司空见惯的生动/热爱一枚铁枚/在磨刀石上散发的熠熠之光”。我还告诉他们要：“无惧风雨雷动/善待波澜不惊/一个怀揣梦想的人/终能活出与众不同”。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成为踏实、坚韧、顽强、有梦想的人，既能忠于平凡的工作，又能創造出精彩的人生

　　现在，父母亲都已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钟爱一生的教育战线，他们生前都是共产党员，去世后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两本薄薄的师范毕业证书。父母亲的一生，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只是用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诠释着他们对教育事业的赤诚，我的父母亲也只是他们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老师中普通的一员，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老师，甚至在更偏远的地区、更艰苦的环境下从事着教育工作，一辈子默默无闻却任劳任怨。著名作家冰心曾经说过：“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我想，正是由于这份爱，才有了我的父母以及无数的前辈无私的奉献和默默的坚守。

　　何其有幸，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继续完成爱的接力。

　　让我们怀着一颗恒久的爱心，书写下教育的新篇章，创造出新的辉煌和荣光。那么，人间值得。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