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即将来临，而我却置身于千里之外的敦煌，河西走廊有我无穷无尽探寻的宝藏。从敦煌市去莫高窟二十六公里，小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卷起一阵又一阵尘沙，敦煌莫高窟给我留下第一印象就是-片荒凉，一片原本具有的繁荣退去的历史天空的苍凉。
敦煌的左侧是戈壁滩，右侧是柔和的沙漠，一直通向鸣沙山、月牙泉。在沙漠与戈壁之间，有一条小河流出，名曰大泉河。河两岸是一片片大大小小的绿洲，在一些高大的树丛背后有一片古老的石窟，那便是开凿在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敦煌莫高窟。长长的栈道将上下四层的近五百多个石窟曲折相连，在苍茫的戈壁中，形成一道巍峨壮美的奇观。
有人这样解释“敦煌”二字，敦者，大也，煌者，明光也，敦煌，大光明也。敦煌之城应该被解释为“光明之城”。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艺术中，很多作品都表达了一种人们对光明境界的向往，这与盛行在敦煌的各种宗教信仰非常契合。
敦煌之于我，犹如一部永远无法读懂、读完的巨书，敦煌的藏经洞有从十六国到北宋时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五万余件，其中不仅有众多的宗教典籍，还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民族生活等众多方面的内容。除了有汉文，还有西域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故成为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历史上的敦煌是佛教圣地，如今已成为人类所共享的文化遗产。敦煌的莫高窟有诸如“东方艺术宝库”“世界最长的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等众多名誉。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过：“面对敦煌，中国人以此了解自己的辉煌的过去，西方人以此感受东方文化的魅力。日本人、韩国人则由此看到了自己的本来。对艺术家而言，敦煌是一条沙漠上的大画廊，一个千年绘画史博物馆，一座世界上最浩大的美术宫殿；对学者而言，敦煌是那包罗万象的中古历史。敦煌文献以及壁画、彩塑、建筑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无可否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敦煌。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敦煌就是令人神往和憧憬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来到敦煌，给我脑海中的第一悬念就是：敦煌缘何而建？
据莫高窟唐朝的碑文记载，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从东方云游到此，当他在这里打坐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的三危山上发出万道金光，这辉煌灿烂的景象使他感到似有千佛照耀，因觉此地有灵异，便在此地开了第一个窟，并在洞窟里坐禅修行。不久，有一名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来到这里，在乐僔的窟旁又开一窟。此后，从十六国至魏、隋、唐、宋、元一千年间，在此开窟修行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而唐代是莫高窟发展的高峰时期。
早在隋朝建立之初，因隋文帝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里，由比丘尼抚养到13岁，使他跟佛教结下了不解的因缘。杨坚登基后，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他的儿子杨广注重发展西部，使河西的百姓生活逐渐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短短三十余年的隋朝，莫高窟造窟多达近百个。至唐朝，莫高窟迎来了造窟的黄金时代，现有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多集中在崖壁靠南端的洞窟里，以此为依据，把莫高窟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了禅窟、中心塔柱窟、覆头顶窟、涅槃窟、大像窟、中心佛坛窟，共计487个。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洞窟内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而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残缺不全，经考古证明，北区洞窟是僧人们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储存粮食物品的仓廪窟，埋葬僧侣的瘗窟。他们和南区礼佛的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石窟寺院——莫高窟。
来到莫高窟，有关敦煌人的思绪一直在追问着我，那些与敦煌结缘的人们，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无不与敦煌这片神秘的土地發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画家史小玉，他的名字出现在莫高窟第三窟的西壁上，那幅名扬四海的千手观音就绘制在这个洞窟里，吸引史小玉的不仅是那些感动人心的佛教故事，而且还有先辈们用笔用色的技巧。在史小玉生活的元代，敦煌已不再繁华，在莫高窟生活是寂寞的、痛苦的，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跻身伟大艺术家的行列，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命运。“工匠莫学巧，巧则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里的这首诗，正是他们境遇的真实写照。史小玉能在流光溢彩的画洞中，捕捉大师的身影，他所绘制的千手千眼观音，运用了表现衣服转折有致的折芦描，表现丝绸光滑细软的云流水描，表现头发飞举飘扬的高古游丝描等不同技法将各种形体质感和人物的神情动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在他笔墨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史小玉那份激情和对艺术的沉醉。在千手千眼观音慈悲容颜深处，似乎还描绘了一幅未来的美景。
舞女程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大唐帝国的自由开放之风，使得异域歌舞与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使程佛儿练就了一身的舞林绝技，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地舞伎出入于长安城的酒肆、商邸。她们给中原平添了无限的柔情与浪漫。李白曾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当整个大唐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唐明皇逃跑了，皇宫也离程佛儿越来越远了，她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长安至敦煌两千多公里的路程，对于孤身一人的程佛儿来说，即使一步不停地行走，也得走三个月，从小在教坊里长大的程佛儿，除了生活只有舞蹈，而今她必须去面对难以想象的生活艰难。凭着儿时的记忆，她向家的方向走去，可是家在哪里，她已经找不到了，此刻从皇宫中出逃的程佛儿，只能凭借宫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街头百姓看到她来自宫中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当时的画匠专程来欣赏程佛儿的舞姿，她的舞姿深深地留在敦煌的壁画中，同时，也流露在后来的《天女散花》《丝路花雨》《大梦敦煌》里……
程佛儿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當她真正走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几乎每个洞窟都是轻歌曼舞的极乐世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极像她曾生活过的皇宫，并不陌生。然而更多的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佛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飞天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
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飞天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传入时的滞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程佛儿所熟悉的乐器，这些乐器即使没有乐师的弹奏，好像也能传出美妙的声音。乐伎们在舞台上挥舞长袖，翩翩起舞，极像她在教坊中或者皇宫里，但这里却远离了尘世的烦恼与忧愁，人们所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遗。
在敦煌有一个被人们敬称为“敦煌守护神”的人，他叫常书鸿。他的到来，迎来了敦煌莫高窟全面修复保护工作的开端。
我们可以抛开王园箓，这个藏经洞的发现者，这个节俭辛苦只会云游化缘的道士。
我们也可以抛开英国斯坦因，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但我们不能忘记“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他在初入敦煌的日记中写道：“一个月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雇了10头骆驼，开始了敦煌的最后旅途。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昏黄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的阴冷和暗淡……”（《尚书鸿日记手稿》），这位毕业于著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院，在法国生活十余年的美术家，缘于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中国甘肃拍摄而来的《敦煌石窟图录》对敦煌的认识，因在巴黎街头的偶尔发现，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带着对敦煌的憧憬与向往，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敦煌。
莫高窟在中国近代史上曾被充当监狱。1920年，一些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就押在莫高窟。第427号窟那些面目全非的壁画，是白俄囚徒留给莫高窟的记忆。壁画上的金箔被刮走，留下的斯拉夫语的下流话。第156号洞窟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1943年的藏经洞早已空无所有，因为西方探险者的盗窃，让人们难以想象这里曾是拥有50000经卷的文化宝库。足见敦煌研究者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结束了400多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常书鸿曾多次向政府提请拨款修复，这个愿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敦煌的保护工作，由留守式的看护保护，进入了抢救性的加固保护阶段。
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1500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复制，使广大人民得到研究欣赏的机会。《常书鸿绘画作品集》及他的《敦煌艺术》已成为敦煌绘画及艺术领域的不朽篇章。
其后，常书鸿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等国，《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中世界佛教艺术中的盖世之宝，令国人震撼，印缅赞绝。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举办，由于敦煌艺术不仅是日本艺术的根源，而且是日本美术的原型，展览获得了很高的世界声誉，展览不仅发展了中日友谊，而且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时间像大漠中的沙子，不断流走，敦煌艺术的保护者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来到这里。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护好家园，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交给后人”。
在我即将离开敦煌的寒冬里，我要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度过愉快的春节，而那些守望敦煌的人们，他们正在风雪中迎接新的迟到的春天。
敦煌，一个永不缺乏传奇的神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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