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写这篇文章，要从40年前讲起。

　　那一年年底，突然接到通知，原武汉军区将在各炮兵部队战斗骨干当中，遴选出150名学员，其中地面炮兵90名、高射炮兵60名，集结在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名叫贯山的山坳里，接受炮兵指挥基础训练。我大致记得，所学的课目有军事地形学、兵器操作、决定射击诸元和步炮协同战术等。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完成了炮兵初级指挥院校两年的课程，可以说是超负荷强化训练。

　　就是在那里，我们成为炮兵军官，开始了军旅人生的漫长跋涉。虽然我们当中很多人后来又到各级高校深造，本人也曾就学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但是，在我们的情感世界里，还是把贯山脚下的那个营盘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那里是我们军旅人生的起点。10年前，五中队部分同学回到老营盘，重温青春岁月，我发了一条简短的贺信：三十年弹道无痕，九十人马上天下，贯山出发不忘初心，保持本色各显身手，战友集结青春地，好汉重提当年勇……

　　贯山，其实只是确山县城东南方的一个很小的山头，但是，它却成了我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座青春山和英雄山。离开贯山18年后，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仰角》，这样描述我的贯山记忆：火炮一字摆开，指挥员手中的令旗一挥，蓄势待发的炮手潮水般地涌向炮位，阵地上飞沙走石，十几门炮管齐刷刷地昂首挺胸，指向天穹，雄壮巍峨的感觉霎时涌上心头。那个场景，让你感受到力量之美、阳刚之美、协调之美、青春之美……操炮训练不是主课，只是我们担任见习指挥员时的热身动作，模拟占领阵地和展开战斗队形，但彼时彼地所产生的雄浑的气势，却融进我的记忆里了。

　　让我非常受益的有两门课，一是军事地形学，二是决定射击诸元，这两门课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互相支撑。记得是在春天，我们夹着图板，挎着望远镜，端着指北针，背着作业包——包里有对数表、指挥尺、计算盘、标图专用笔等。到了一个地方，下车集合，教员宣布作业题——某某地区、某某敌情、某某战斗战术想定——山头上一片寂静，随着教员陆续给出的情况，几十双眼睛投向远方，那里是山川、河流、森林、道路、桥梁、居民点……再投向图板上的地图，确定站立点、目标点、阵地高程、目标高差……眼到心到，心到手到，手到数据到、方案到。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数十幅精美的战术标图已经跃然纸上，闪烁着蓬勃的诗意。

　　那个时期，我们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一比五万或者十万的地图拿来，有些悟性高、军事素质好的同学，特别是一区队的同学，很快就可以把它立体化——根据地物地貌符号和高程，制作成沙盘，宛如雕塑。今天看来，它就是一件特殊的艺术品，而且只能由军人创作。

　　我们五中队有两个区队，一区队的学员侧重学习射击指挥，他们用弹测法或交叉法、成果法决定的射击诸元，下达给阵地，阵地发射的实弹距离目标中心往往只有几米、十几米，命中率极高。我们二区队学员侧重阵地指挥，通俗地说就是指挥打炮。两个区队也有一些共同课目，比如战术标图，对这门课，我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即便是凛冽的冬天和夜间野外作业，也乐在其中。记不得是哪天了，也记不得是在哪里，我脑子里总有一个画面，自己坐在一个山坡上，仰望璀璨的星空或者皎洁的月光，想象着眼前山坳里曾经发生过、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故事，仿佛真的进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境界。往往在那个时候，我会蓦然惊醒，是的，我们所学的一切，就是为了战争，但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战争遏制战争，是为了让脚下这片静谧的山水安详入梦，是为了让荡漾着诗意的月光流向远方……

　　顺便说一下，当时我是个文学青年，尽管课程很紧，训练很累，但我还是尽可能地阅读，并且订了几本文学期刊。那年夏天，《十月》杂志刊载了朱春雨的小说《沙海的绿荫》，午休时我躺在床上，捧着刚刚到手的刊物，读得心驰神往。也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写了一首“诗”：半夜，我站在山坡的哨位上，夜风掀动我的衣裳；远处传来列车的轰鸣，峡谷里一串明亮的珍珠在流淌；抖一抖胸前的钢枪，禁不住冲口而出，放心吧祖国，我在为你站岗……那是我在军区内部报纸《战斗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至今，我的书柜里还有一本《茅盾论创作》，内封盖着部队图书室的鲜红大印。

　　一年多的时间，以贯山为原点，我们的足迹遍布伏牛山区的大路、小路和没有路的路上，竹沟、三里河、瓦岗寨、石磙河……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2002年秋天，我在某部代职团副政委，参加演习又来到确山，在石磙河的一片板栗林里搭上野战帐篷，住了一个多月。我对团里的同志说，这是我当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我成长的地方。其间，有一次我们到靶场外围走访，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说：“啊，你说的是那一年啊。你们解放军的炮弹好厉害啊，就在我们头顶上嗖嗖地飞，在对面的半山腰爆炸。我们在地里收庄稼，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你们打得准……”

　　1982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了。离校之前，几个同学相约前往确山县杨靖宇纪念馆。在英雄的塑像前，我们虔诚地举臂敬礼，热泪盈眶。还是那个夏天，回到原部队任职的第一个星期日，我请假来到驻地附近的岳庙。仰望大殿上方镌刻“乃文乃武”4个字的巨幅匾额，我的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呼唤，我对我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首先当好一名称职的军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放弃文学写作，当好一个业余作者。

　　巧合的是，就在拜谒岳庙之后的第二年，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发表在《飛天》杂志1983年第7期上，这标志着我从一个“内部作者”向“公开发表”迈出了第一步。这篇作品的发表，也掀开了我军旅生涯新的一页，不久我就作为“笔杆子”，从基层调到师机关。

　　这以后，我果然成了一个军旅作家，写过一些作品，譬如《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英雄山》等，直到最近又写了《琴声飞过旷野》。明天出版社的朋友突发灵感，要在书里插一张红军小分队行动路线图，而且由我亲手绘制。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你行，你一定行，因为你当过兵打过仗。我说我当然行。想当年，在我们那批同学中，决定射击诸元，我的成绩肯定不是最好的，但是标图作业想定，我的成绩肯定不是最差的，这个自信我有。

　　没有想到的是，真的拿起绘图工具，第一笔下去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像阿Q，那个圈圈怎么也画不圆了。连续几天，我都是在失望和焦灼中度过的。我希望有人帮我找到我当年留在贯山的标图作业，可是一直找不到，只能靠回忆了。回忆结束后我再操起家伙，一次次苦笑，一次次推倒重来，还不停地发微信请教，不断得到同学们的热心指点，渐渐地有了感觉，似乎又看到了那山那水、那人那事。

　　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红军崇山支队宣传队北上抗日路线图》，还超额标了一幅《燕子河地区攻防战斗示意图》。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早就应该发现的事实，这么多年来，我写了很多军事题材的小说，越写越顺，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原来是它在暗中帮助我啊——我的贯山，它一直悄无声息地校正着我的笔尖，不动声色地修正着我的创作方向。它奠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它让我有了一技之长。正是它在背后支撑我成为一名“正面强攻”的军事文学作家，正是它在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专业知识，从而保证我的作品既有军事文化特色，又不因为常识错误而露怯。原来，这么多年，不管我写的是哪里，是大别山还是太行山，它一直没有离开我，就像《琴声飞过旷野》里的那队小红军，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不管走到哪里，最初给予他们信念和知识的列宁小学，始终都在他们的心里。

　　把这两幅标图发出去之后，我跟出版社的朋友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我把我最拿手的那门手艺，穿插在我的文字中间，让我的读者不仅看到旷野，也听到琴声。

　　——选自《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