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爷爷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陕北农民家庭。爷爷是长子，为了让爷爷长命，他的父亲给他戴锁、拴石狮子。

　　爷爷曾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少年。

　　爷爷的父亲买了村里一个光棍的地。光棍好吃懒做，他卖光了家当后，穷得连锅都揭不开，隔三差五来爷爷家找后账。善良的爷爷的父亲每次都不让他空手走，这反而让他变本加厉频繁上门，家人不堪其扰。一天，他又一次坐在了爷爷家的炕上，愁得家人直叹气。爷爷从厨房拿了一把拨面刀走到门前，在磨石上开始使劲地磨。邻居路过问爷爷要干什么？爷爷回答：“我要杀了那厮！”邻居急忙告诉了泼皮，并告诫他：“他可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吓得泼皮求邻居拦着爷爷落荒而逃，从此再也没敢踏进爷爷家的门。

　　那年，爷爷十四岁。

　　爷爷读过两冬私塾，在当时也算是一位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但与他的弟弟没法比。爷爷的弟弟在绥德四师毕业，当过多年的老师，在府谷古城任过六年校长，早期就在学校参加了革命，对时事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爷爷遇到一些难题会让他弟弟给拿主意。

　　年轻时的爷爷与弟弟做過几件轰动地方的事，常被老一辈人提起。

　　最有名的一件事是：爷爷与弟弟一起策动乡民“闹牌事”。当时府谷“镇羌”分东、西、南、北四大牌，爷爷的住地属于北牌。乡长伙同手下贪污了村民的税款，弟兄俩联合乡民“查牌”，到府谷县上访，上榆林告状，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取得了胜利，维护了自身和乡民的利益，得到了乡民对弟兄二人的交口称赞。

　　上世纪三十年代，弟兄二人经常为乡民打抱不平，为乡民争取正当利益，颇受乡民拥戴。

　　说千道万，民以食为天，种地才是爷爷的本业。按照家乡的传统，长子是要传承家族事业的。所以，成年后的爷爷不负众望，“顶着父亲的帽子”继承了长辈的种地事业。

　　爷爷是一把种地持家的好手。在弟兄二人成家后，他们的父亲就给他们另立了门户。分家后，爷爷几十年如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辛勤劳作，耕种养殖，赶交流做买卖，不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增加着自己的资产，一步步实现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像他的父亲一样，十几年后，爷爷成了本村拥有最多土地和一百多只羊的富裕户。

　　那个时代，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奋斗是一个男人的灾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大地十年九旱，时事波涛汹涌。爷爷的命运随着陕北的气候、土地的收成和时局的稳乱起伏跌宕。虽然爷爷非常勤劳，又会做买卖，好年景时，能让家庭生活丰腴，但遇上连续的灾年兵祸，家里也会断粮。奋斗了几十年，连一个家的温饱都难以为继，从富裕到贫困几番起落，让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性格变得有些暴躁。

　　我没有见过爷爷，但经常能听到爷爷非常有个性的故事。

　　父亲给我说：九岁以后，他开始给家里放羊。有一天，他抱着刚下的羊羔跑回家给奶奶夸，转身回去，狼咬死了一只大羊，气得爷爷摔死了羊羔，把父亲一顿大骂。

　　母亲对我讲：爷爷年轻时，有一次，奶奶做的饭爷爷不满意，向奶奶提意见，奶奶回了一句，爷爷端起铁锅连菜一起扔到了院子里。

　　一直陪伴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候妈笑着说：她想用爷爷筛过烟叶的筛子筛米，在石碾上用力磕掉上面的烟末。蹲在一旁的爷爷认为儿媳妇对他不恭敬，将筛子打成稀巴烂扔进了门前的深沟里。

　　爷爷叫着岳父的名字“撅”奶奶，候妈不让爷爷骂她的爷爷（奶奶是姑姑做婆），爷爷认为是姑侄俩一齐与他作对，气得拿了根绳子要在门前的树上上吊。候妈跟了出来对爷爷说：“你要是吊上乞，我可是不敢放你下来！”爷爷蹲在院子里生了半天闷气，用力将绳子摔到地上，拿起锄头到后山的地里侍候他的庄稼去了。

　　我想，这也许是承担着一大家子生活重任的、压力山大的年轻农民的一种减压方式。

　　像许多有着大男子主义的陕北男人一样，爷爷从来不会给别人说好话，他用他的脾气去表达对晚辈的关心和爱。

　　没进腊月，候爹给二哥做了一辆冰车。二哥在门前的河川上玩了一整天，爷爷一天没见到孙子，急得转磨磨。太阳快落山才看见二哥回家。爷爷一把夺过冰车，指着候爹的鼻子大声训斥：“冰还没冻结实，你怎么能给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东西！”然后，也不管二哥哭闹，用斧头将冰车砸成了一堆柴火。

　　在这些遥远的故事里，我看到了爷爷可气又可爱的一面，让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引发了我的反思。同时，也让我与爷爷产生了一种血脉相连的亲切感。

　　四十岁以后的爷爷出门必带一把铁锹。那个时代的人，在陕北的羊肠小道上，会经常看到爷爷边走边修补道路，这个行为成了爷爷的标志，一直伴随着爷爷度过了他的下半生。

　　我想，这把铁锹就是有些侠客心理的爷爷心中的剑，爷爷用它行走江湖，也用它行德积善。

　　进入不惑之年的爷爷开始变得沉默寡言，除了与孩子们还有些话说，他再不与人争辩，也不再发脾气，但脸上也难见笑容。

　　爷爷经历了那个时代多次的天灾和战乱。爷爷以一个男人的坚实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面对困境，他努力过、抗争过。在爷爷的不懈努力下，也曾让家人近距离接触到了相对宽裕的短暂生活。爷爷也曾走出大山，来到口外，他也想离开那个让他受尽了苦难的地方，但终究还是故土难离。过了知天命之年，爷爷还是一无所有。生活的重压和看不到希望终于压垮了爷爷，让晚年的爷爷修炼成了一位不敢想、干不动、再也不发脾气的老农，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坚强的男人终于向命运缴了枪。

　　我想，晚年的爷爷应该还有精彩的故事，但没人再向我说起。

　　听到爷爷的最后一个故事是：父亲以家族老大的身份，从200多里以外的鄂尔多斯步行三天赶回陕北府谷老家，给爷爷操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八十大寿。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以父亲不识字的文化水平，能做到那个程度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件事以后，爷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直到第二年爷爷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爷爷的性格变得和善，脸上常常荡漾着浅浅的微笑。我知道，让爷爷欣慰的是，在他有生之年，终于看到敬老孝顺的家风得以延续。

　　今天，我看着黑白照片里那位曾经机智勇敢，年轻时旗帜鲜明、敢做敢为的爷爷，老年时沉默寡言，为家庭付出了一生努力的那个负责任的男人。他受尽苦难，临终前终于完成了使命，带着微笑走完圆满一生。

　　爷爷和爷爷的爷爷就是是我们的根，是我们这个家族枝繁叶茂的根基。爷爷也是那个时代一大批陕北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有着善良、正直、勤劳、朴实的品格，就是这样一大批最底层的农民，用他们脆弱的身躯，构成了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稳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