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海民

　　几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博兴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的家乡也不可避免地被这股席卷中国每个角落的社会发展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1965年上小学时，我遇到一个命题作文，题曰“家乡巨变”。十余岁的孩童，眼里看到的只有好吃好玩的，甚至是好看的衣服，哪里顾得到家乡变化呢？小小的我还不知道“他乡”和“家乡”的概念，怎能说得清楚家乡有哪些变化呢？母亲提醒说：“现在你们兄妹都能吃饱饭，穿暖衣，能如愿上学，也算家乡巨变了”母亲的话启发了我，完成了作文作业。回想父母年幼时，读不起书，都是文盲，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这也坚定了父母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跳农门的信念，我们兄妹6人大哥、我和小妹都读完高中，二哥是中专生，大姐和二妹也是初中毕业。不过，在我印象里，那篇作文并不成功，也许作为范文被老师念了，但我依旧体会不到家乡巨变。

　　我的家乡在县城北的庞家镇祁家村，我爱她，因为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然而，求学路上行路难却是心中一种难言的痛。忘不了1971年我在博兴一中读高中时，去学校时要背上约20斤多地瓜面（须够一星期吃的）翻沟越岭地走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春秋天飞扬满脸尘埃，雨雪天，道路泥泞一身烂泥。记得有一次走到北八里庄南面，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黏土地经雨后，粘的鞋如榔头，穿鞋是难行，我和杨集村的杨耀明干脆脱了鞋光着脚丫走，不时地被蒺藜或碎砖瓦扎破了脚。一手提着鞋子，还得背着我的“口粮”，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到了学校雨也停了，衣服湿透了，地瓜面成了面糊，没法向食堂交了，一星期的“口粮”泡汤了。那时没有替换的衣服，第二天上班没衣服穿，只好借同学的衣服穿。现在上学方便了，出门就是公路，近的家长用电动车，远的用汽车来回接送，学校还有校车上学放学接送。现在的学生吃饭有餐厅，住宿有宿舍楼，穿的有校服，吃穿住啥也不愁。

　　那时路难行路难走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同时也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记得那时乡亲们把瓜果菜运到城里去买，换点零花钱，要走弯弯曲曲高低坑洼的土路，累得汗流浃背，若卖不了还得挑回来，累的几乎要哭出来。那时有的农民连汽车都没见过，记得我上小学时，放了学跑到张北公路（现 205国道）上看汽车。

　　有句话叫做“要致富，先修路”，改革开放以来，家乡昔日泥泞的小路日益在时代的浪潮中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宽敞平坦的公路。四通八达的柏油路像一条蜿蜒长龙，宽阔平坦，一望无际，跨过乡村和田野，通往县城的黑油油的柏油路如一条黑色缎带，联结城市和乡村，一辆辆摩托车、拖拉机、电动车、小轿车喜气洋洋一路奔驰。笔直平整的乡间公路像一条长长丝带似的穿梭在村庄，雨天，不怕打湿裤脚；晴天，更是干净整洁，连头顶的天空也更加一片湛蓝。宽阔的柏油马路如一道飞虹，架起了城市和乡村交流的桥梁。交通便利了，乡亲们的思想也开放了，好多人办起了加工厂和养殖场。在九十年代，我们村办过窑厂、养猪场、和肉食加工厂等村办企业。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祁川会创办了棉花加工厂，祁洪玉等建起了建筑板材加工厂，祁建刚、祁水利、祁光辉等办起了养猪场，祁国元办起了养羊场，祁建立、祁鲁杰、张学海等办起了养鸡场，另外还有商业经销、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等。他们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过上了好日子，也为庞家镇农村经济发展出了一份力。现在是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城市，工业产品也畅通无阻地运到了农村。

　　过去人们出行不方便，去县城走土路，来回要5个小时，现在私家车很普遍，去趟县城10分钟。出行做公交，就是去省城济南300公里，也可实现当天返回。家乡的交通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变化就空前无比，史无前例。在我的记忆中，七十年代，我们这个近900人的村只有一个被推荐去上了中专。男孩子读到初中就不错了，女孩子连小学都读不完。现在全村没有一个失学儿童，达到了普及初中，高中以上的已占大多数。据统计，目前全村有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文凭并成为教师、医生、公务员、科技人员和其他工作者的就有100多人。祁凯元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现在大女儿菲菲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后，小女儿芸芸大学毕业后在韩国工作。

　　文化素质提高了，交通运输的发达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我们村经济发展与40年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现在乡亲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与城市媲美。40年前，我在农村与社员一起，每天要起来去地里干活，那时候称“生产队”，大伙集体劳动，挣劳动工分。早晨队长敲打铁钟，召集社员干活。中午收工就马不停蹄回家做饭吃，休息一会儿又要下地干活。晚上还统一组织起来在村头开会。县、公社电影队每个月来放一场电影，年轻人和儿童有时跑十几里地去看电影。现在呢，村里头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小伙子们都到城市里头打工去了，家里面种粮食，收粮食都是用的机器，现在已经很少看见田间人工劳作了。现在没人在村头看电影了，家家户户有液晶电视，新闻、电影、戏剧都能看。年轻人都学会上网了，想娱乐就在网上看电。

　　就住房而言变化就更大了，记得那时候我们祁家村有200多户人家，有一半的户能住土坯瓦房，一半的户住的是土坯草平屋，有不少户下雨的时候房子还漏水，哪一户人家盖上个石头盘根的瓦房就已经很不得了了。村里没有一条顺直的街，且窄而不平，胡同也是些“轱辘把”。现在家家户户住的是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楼式设计，比过去宽了一半。有一次回老家，大嫂说：“原来咱的老邻居祁洪庆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买了楼”大哥掐着手指从村西头数算到村东头，全村有62多户在城里买了楼，占全村总户数的四分之一。现在全村有两纵三横10米宽的大街，全部硬化。街两旁安装了路灯、栽种了苗木花草，达到了硬化、亮化、绿化标准。

　　40年前，出行全凭两条腿。人们还把两条腿戏称为“11号汽车”，有朋友亲戚自远方来，问，怎么来的？回答，坐“11號汽车”来的。这样的玩笑50后都知道。记得那时我们村只有祁冠福、祁瑞伦两位当教师的有自行车，乡亲们进县城办事或出远门都去他家借。那时买自行车凭票，何况一般家庭也买不起。到1985年，家家户户基本有自行车了。1990年有的骑上了“冒烟”的，指的是摩托车。当时姑娘找对象要的条件有这样一个顺口溜“缝纫机锁边的，手表有日历天的，自行车冒烟的”，说明这三件在当时很时尚的。现在别说摩托车，家家户户有两轮、三轮电动车，全村80%的户有小轿车、电动轿车，有的户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人手一辆小轿车。可谓是出门踩硬路，出行便坐车，再也看不到推车挑担的了，如果你遇上骑自行车的，那是为了锻炼身体的。现在乡亲们都是开着电单车、电三轮到田间地头。

　　40年前，人们晚上要点的煤油灯，棉油灯，热了摇扇子，睡土炕。现在不同了，人们晚上屋子里头灯光辉煌，亮如白昼。热了有空调，凉快地睡在舒舒服服的席梦思弹簧床上。

　　那时候村里人用收音机听广播，我记得人们最爱听的是评书艺人刘兰芳说得《岳飞传》《杨家将》，村里最早有电视机是祁川庆和祁振和，是12英寸的老北京黑白电视机，手动调台，而且只能收一个中央电视台，信号还老不好，还要一直摇动天线。每到傍晚，就搬到大门口，有四五十号邻居围着小电视不亦乐乎的看，直到电视上不出人了，人们才散去。现在家家有彩电，甚至大多数人家是液晶彩电，闭路电视，遥控器自动搜台，还能接受数字电视信号，能收到一百多个台，愿意看那个就看那个。

　　过去村里有在外上学的、当兵的、工作的如果想联系得写信，寄了半个月才收到。如果打长途电话，得早到邮电局排号挂号等上几个小时。现在手机多了随时随地全球都通，网上聊天，大伙都会上网玩微信了，和全国各地的不管是认识的人还是陌生人都能沟通。

　　再说说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过去一家有七八个孩子，认为人多力量大，打架就不怕。现在每家都要一个孩子，认为人多负担大，而且质量也差。以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认为养儿能防老，养儿为家传递香火，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

　　由于生活富裕了，人居环境改善了，卫生医学知识普及了，乡亲们有悖卫生科学的不良饮食习惯慢慢改变，大家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加之有了新农合和医保，解决了他们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做到了有病所医，乡亲们各种疾病特别是重大疾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身体健康者与日俱增，与40年前相比更是天壤之别。我还记得，当年村里有的不到50岁就穿着破棉袄，扎着扎包（一条布条，类似腰带），带着毡帽头，很有一个老人样子，现在60多岁的脚蹬皮鞋，西服革履，穿戴整齐，像40多岁的小伙子。40年前，村里60岁以上的寥寥无几，70多岁的更是凤毛麟角，现在我们村里70岁老人还是强劳力，80岁的比比皆是，90岁以上的有11人，街坊大哥祁冠连93岁还能干些轻微农活，每天蹬三轮车去看管儿子种的树。

　　我的博兴我的家。如今博兴正沐浴着春风越来越美，越来越令我感到自豪了。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