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在那个寒风瑟瑟的初冬时节离开家乡,已经是第24个年头了,早就超过了当兵前在村里生活的时间。前不久在赴京学习的机缘巧合里,见到了同村的发小全,出来打拼多年的全此刻已是温文尔雅稳健发展的公司老总了,但和我一样,仍不失乡音,仍看重乡情,一起愉快的聊了很多很多,使我不禁想起了在家乡,那个地处偏僻的小村子里发生的许多喜闻乐事,想起了一直想下笔描述的家乡的日子,特别是儿时的光阴。
从我开始记事起,印象里我的母亲就在教我懂礼貌,知礼节。尽管出生在家道中落的一个大家庭里的母亲不曾进过一天学堂,可自幼天资聪颖的母亲却也是孔孟礼仪文化的实际传承者,小时候被送养的经历使她过早的感受了人间冷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却还要照看着收养自己那家的弟弟,背着弟弟拿着木棍出去要饭的场景,现在想来是多么的辛酸和凄楚。那副场景却也是那个苦难年代里常见的一幕,并不足为奇。母亲回忆起那段岁月的时候,总是感叹要饭时碰到的不同人家,有的人家古道热肠,尽管自己也是困顿拮据,却也肯拿出一点干粮施舍。有的人家可能就没那么仗义相助了,却反倒放出恶狗来相驱,吓得后背上的弟弟哇哇大哭,那人家的孩子反而乐的哈哈大笑。在这种人间的是非冷暖里,长大后的母亲一直秉承着善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见不得看到乞讨的,总是会伸手相助,而无论自己多么艰难。有一年来到了青岛,我和妻子陪着去栈桥游玩的时候,被那些职业乞丐困扰,经过我们好一阵劝说,母亲才似懂非懂的离开,临走还一直念叨着“谁条件好还能出来要饭啊”。其实老人家并不知道,这个年代的要饭的早已变了味,俨然成了一个职业,背后黑幕利益链更是惊人,也非三两句能够说得清。正是此前的遭遇原因吧,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比如到邻居家串门,大人们聊天的时候,无聊的我总是喜欢找一点玩具玩一玩,其实哪有什么玩具可玩啊?所谓玩具就是烧火做饭拔拉柴草用的烧火棍,烧火棍一般材质都是铁的比较坚硬,可以在地上划来划去,可以握在手中当作武器一般挥舞着,划出自己想要的乱七八糟,挥舞出自己的惊天动地。提拉上烧火棍恣意妄为的时候,往往是趁着大人们纳着鞋底聊着天时的不注意。一旦被母亲发现了,总是被喝止“赶紧放回去!”“人家的东西,不要乱动”,也许这是最初的物权教育吧,现在想来,母亲的出发点,可能有三个,一是不该乱动了人家的物件,二是怕划坏划乱了人家的土地面,三是害怕那坚硬的铁家伙戳着我的眼睛或者伤到别人家的孩子,无外乎这些考虑吧。如此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也是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好像某些方面的延伸还真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平时的生活里,母亲就要求着我们在礼节礼貌上一点点做好。每逢拜年前,要求孩子们必须挨家挨户的前往,路上见了人也要远远的打招呼,该喊啥就喊啥,骑着自行车更要远远的下来推着车子,也是走近了该喊啥就喊啥,万万不能刷刷地疾驰而过视而不见……这一件件小事,回忆起来都似乎就在眼前,并不遥远,其实都有了几十年的时光流逝。
小的时候,淳朴的乡亲们扛着锄头村头走过,彼此友好的打着招呼,问询般“锄了哪块地,锄了几亩地”寒暄着,那定格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出务工的乡亲越来越多,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种地的乡亲们也为数不多,加上土地耕作机械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耗费人力田间地头劳作的少之又少,那副扛着锄头村头热情的寒暄自然也就很难看到了。
记得还在人民公社生产队挣工分的时候,大家都在地里集体拾棉花,我们个头刚够着一株棉花那么高的娃娃们,也在腰间扎了一个放棉花包袱,“放屁添风”的前去干活。小孩子们的加入,又多了一个大人们聊天的话题。也不知是哪位大娘婶子的逗问开始了与我们这帮孩子的互动。“拾了棉花挣了钱,你们去买啥啊?”“去买糖!”“去买包子吃”“去买果子吃”孩子们争相回答着。“去买洋火”我最后一个回答,一时间安静下来,似乎大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去买洋火,真是过日子的好孩子!这么懂事啊”听清了我答案的大人们纷纷表扬,“洋火能点灯,能烧火,有用处,一块糖吃没了就没了”我的补充回答,更是赢得了大人們的惊讶和喝彩。也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吧,那时的脱口而答多少有些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拾棉花的那年记不清自己几岁了,只是记得还没有上小学,至多是在村里上了“育红班”。
李叔同先生在《忆儿时》中写到“儿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如此这般,儿时的一幕幕虽已久远,却珍藏进了一生的梦里,时不时跳跃出来,令我回味一番。这回味,是纪念,是甜蜜,是珍重,捧在手中,化在心里。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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