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保清

　　1988年，四年级下学期。

　　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大、很成熟了，是时候做点事情证明一下自己了。

　　麦收总是来得那么猝不及防，昨天还带青头的麦穗，经过一天毒日头的暴晒，今天就黄了，且低下了头，如果明天之前不收割，便什么都迟了。形容一个人分不出轻重缓急，通常会说“麦子掉头了还是该吃吃，该睡睡”。

　　麦子成熟是从内陆先开始的，逐渐往海边蔓延，因为受海水的影响，海边夏天温度要低于内陆，且昼夜温差小。

　　麦收季节，从天不亮开始，放眼望去，田野里到处是人。那个年代，没有收割机，收获麦子有两种方式：一是割，比较省力，也比较快，不足之处是留下麦茬，为接下来的玉米种植增加了很多不便。二是薅，力气活，手上会磨起泡来，优点是能捆成大个，便于拖拉机运输。

　　对于农耕民族而言，麦收是一件仪式感很强的事。收获的同时，又是家庭的聚会，也是乡亲能彼此见到的季节。

　　那时候还没有矿泉水，冰糕（雪糕）与崂山可乐是标配，也是高配。

　　经过长时间的密谋策划，我和几个同学决定去卖冰糕。

　　从小到大，母亲对于我做出的决定，总是支持的，她始终觉得她的儿子很优秀，真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父亲没有明确表态，他不反对就已经是最好的支持了。

　　每个家庭几个孩子中，都会有以下几个角色分配：任劳任怨的老黄牛、自封的副家长、没心没肺的自然呆萌、想法多多的创新者。在这个事上，自封的副家长自是要分析利弊一番，最终得出否定的结论，怎奈我意已决，谁也阻挡不了。

　　先得有个冰糕箱子，木头的基本是奢望，那就就地取材吧。找来一个纸壳箱子，自己用面熬了浆糊，找来白纸将六个面糊上，用钢笔在后面写了大大的“冰糕”两字。

　　母亲为我缝了一床小小棉被，用来裹住冰糕箱子。

　　交通工具是个现实问题，家里有三辆自行车，父亲一辆，大姐一辆，二姐一辆，现在不记得当时骑的是哪辆了。

　　不到六点，带着母亲给的十元本钱，我便和同学们出发了。冰糕厂在离家四公里的薛家泊子，一路狂奔，到冰糕厂发现人并不多。先批发了五十支，每只三分，还额外送两支，大抵是考虑到卖冰糕的辛苦，让卖冰糕的在路上吃的。心已按捺不住，刚出冰糕厂，便兴奋地喊了起来“冰糕——冰糕——”，结果还没到家，五分钱一支，全卖完了，那种喜悦啊，无以言表。

　　火速折回，这次批发了一百支，一路吆喝一路卖，快到家的时候，基本卖的差不多了。

　　这生意，旗开得胜啊。

　　第三次回到冰糕厂的时候，前来批发冰糕的站满了院子，冰糕厂已是供不应求。大约焦急地等待了半个小时，才排上号，本打算批发200支，怎奈限购，每人限量100支。

　　……

　　第四次回到冰糕厂的时候，人更多了，终于轮到我，批发了100支。并被告知生产能力有限，下午不对外营业了。

　　旁边有人说，黄岛卧棚那里有个冰糕厂，货源充足，不光有冰糕，还有大雪糕，批发价一毛二，零售价两毛。

　　在卖完了从薛家泊子冰糕厂第四批发来的100支冰糕后，已经赚了七块多钱了。创业的热情在持续高涨。和邻居家的东升一商量，去卧棚！虽然有10多公里，但哪算什么呢？

　　时间是中午，天气晴朗，太阳是那么无私地照射着大地，骑了十多公里之后才发现，肚子已经很饿了。一顿饭算不得什么！脑子里只有卖冰糕！卖冰糕！

　　这次不能再来回跑了。

　　索性把手里的钱全部换成了大雪糕与冰糕。那种一毛二的牛奶大雪糕啊，又香又甜，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路经过盐场，人烟稀少，全然不像上午那般供不应求。

　　难道，我要把连本带利的一盒子大雪糕与冰糕化成水？蒼天啊，欲哭无泪。

　　那一年，胶州湾盛产蛤蜊，大石头周边的徐戈庄、张戈庄、小石头、十字路园几个村的很多人发了蛤蜊财，一条船，两个人，一天的收获在2000到4000斤之间，蛤蜊价格根据质量在一毛八到两毛三之间。

　　每天下午，归来的船只浩浩荡荡。这些渔民一天挣了别人好几个月的钱，舍得吃，是我的重要目标客户。

　　还有就是来买蛤蜊回家煮熟了扒肉晒干挣钱的人一天一个家庭能挣10到20元，钱虽挣得辛苦，但也舍得花，尤其是两毛钱一支的大雪糕。

　　目标市场已然明确，出发！

　　屋漏偏逢连夜雨，走到小石头村东的时候，车链子断了。

　　管它呢，推着走！

　　到了大石头，我遇到了前来推蛤蜊的大姐和二姐。她们说，我的叫卖声已经夹杂着哭声了，我说，哪里啊？我是累的。

　　果然很好卖。但批发的太多，市场饱和了。

　　怎么办？怎么办？

　　寻找新的市场，途径徐戈庄、十字路园、可洛石、孙家沟，一路叫卖。

　　当库存越来越小的时候，喜悦感取代了担心，至于劳累，那都不是事！

　　一村妇买了一支冰糕、一支雪糕，共两毛五，给我一块，我找给她七毛五。对方说，不对，应该是八毛五。两毛加八毛等于一块。任我挖空脑袋跟她解释，她还是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时经过一个路人，应该是她的大伯哥，我俩决定让他断理。这男人说我是正确的，女人不再和我犟，嘴上还是喃喃地说，两毛五加七毛五怎么会是一块呢？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倒出塑料袋里的厚厚的一沓子纸币和钢镚，数了又数，去掉本钱，赚了21元。

　　21元，大抵是那个年代一个工人的半月工资吧。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