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成员、后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的杨冠群，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当年亲历停战谈判的往事。

　　开城的归属

　　1951年10月，杨冠群出差回京，尚未走出火车站就接到调令，和十多名外交部干部匆匆开赴朝鲜。

　　杨冠群一行入朝时，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的停战谈判在中断两个多月后刚刚复会。会址从中方控制的开城，移到了双方控制线中间的板门店。

　　中朝参加停战谈判的，實际分为三线。第一线为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的5名谈判代表；第二线为李克农、乔冠华领导的前方指挥部；第三线是最高决策层。根据斯大林的意见，由中苏朝三方商定，由毛泽东为最高指挥者，周恩来具体指导。

　　复会后，开城的归属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谈判最开始，中朝方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则认为这只是一个纬度线，无险可守，且要求对他们在地面战线之外的“海空优势”进行补偿，双方差距巨大。这次复会后，中朝方提出一个修正案，建议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要求让出开城一带，甚至可以交换，因为开城是李承晚一再提出不能放弃的“古都”。对此，中朝方坚决拒绝了。

　　在谈判桌之外，“伤心岭”战役又伤亡了3700名美法联军。在美国的一场民意测验中，三分之二的人把朝鲜战争评述为“一场全然徒劳的战争”。

　　11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认为对方建议已基本满足了己方“最低限度的要求”。几日后又再次致电表示，“亟待早日解决”，为此可以做一些小小让步，比如放弃开城。

　　消息传来，美方谈判代表都感到泄气。李奇微回电力争无效，指示部属：“我们是受命做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但是，军人就得执行命令。”11月17日，对方提交了一项新提议，实质上赞同了中朝方的建议。

　　10：1的悬殊数字

　　军事分界线谈妥后，就进入第三项议程（第一项议程是确定议程本身），讨论实现停火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机构的组成和权责等。这项谈判并不顺利。对方建议，另开一个小组会，平行讨论第四项议程——战俘问题。中方也希望加快进程，遂欣然同意。

　　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开始。谈判桌的一方为中方的柴成文、朝方的李相朝，另一方是美国海军少将鲁思文·利比和陆军上校乔治·希克曼。

　　会议一开始，中方即提出停战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对方拒绝表态，坚持先交换战俘名单。僵持一周后，为免给对方的拖延以借口，中朝方同意了。

　　12月18日，双方交换了战俘资料。中朝方交出11551人的名单，其中美军3192名；美方交出132571人的名单（中朝方的内部统计是11万人左右，其他属于平民和义勇队成员），其中志愿军20720人。

　　交换材料后，对方对中朝方面拘留的战俘数量如此之少表示“震惊”，并想利用数字差距来做文章，于1952年1月2日提出了“一对一交换”方案，即如果军人换完了，可以拿愿意去南方的朝鲜平民来换，而且交换时要实行“自愿遣返”的原则。

　　对此，李相朝斥之为“人口买卖”。他说：“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返并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对方说可以把“自愿遣返”改为“不得强迫遣返”。李相朝说：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办事是所有签字国必须遵守的义务，怎能污之为“强迫遣返”？对方说：释放全部战俘就等于增加你方的军事力量。李相朝说：这说明你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战俘的人权和幸福，而是战斗人员与武力。

　　4月1日，希克曼通知柴成文，约有11.6万人可以遣返。十多天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说“甄别”的结果是只有7万人可以遣返，其中志愿军战俘为5100人。对此，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谈判不欢而散。

　　首席代表哈里逊

　　5月22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威廉·哈里逊中将出任“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上任10天，强硬的哈里逊就三次建议休会。最短的一次会议只有25秒，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对方就马上宣布休会。

　　最让杨冠群等做英文逐字会议记录的工作人员头疼的是，会议进入低潮时，哈里逊就用读发言稿的办法来打发时间，而且念得飞快，像连珠炮，连英文速记高手冀朝铸也记不全。

　　7月初，中朝方面做出了一个让步，即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争取“绝大部分遣返”。对方的回应是将遣返的概数提高到8.3万人（其中志愿军6000人），声称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这个方案遭到毛泽东否决。他说这个将人民军战俘的80％遣返而只将志愿军的32％遣返的方案，是挑拨性、引诱性的。斯大林明确支持了毛泽东。

　　哈里逊于是将逃会从1.0版（3天）升级到了2.0版（7天），不久又升级到3.0版（10天）。9月28日，美方提出一个“三项任择其一”的新方案，仍是将战俘分成“愿意遣返”和“拒绝遣返”两类。在10天的休会后，哈里逊问对其提出的三点选择方案有何想法。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

　　哈里逊于是宣布“无限期休会”，说完不等回答，站起身就朝帐篷外走。中朝全体人员则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视。

　　这是中朝方面针对“逃会”事先安排好的应对。杨冠群等年轻人还模仿京剧老生的腔调，发出中气十足的“哈、哈、哈”的大笑声，以让帐篷外的西方记者知道又发生了逃会事件。

　　“解释遣返”

　　考虑到长期休会已成定局，中朝谈判代表团缩减了规模。

　　11月中旬，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解方几位主要领导都回北京了，代表团由丁国钰和柴成文暂时负责，工作人员减至百人。动员时，领导说富余人员回国“过年”去了。但杨冠群等留守人员心中有数，这“过年”非同一般。

　　这期间，力主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

　　1953年2月22日，美方安全军官通知中方去接一封“重要的信件”。杨冠群打开一看，是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函，提议双方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杨冠群立即拨通了开城代表团的电话。

　　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3月5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内部问题，对于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马上有了改变，主张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主张。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建议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并进行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声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改为“解释遣返”，相当于一种“动员遣返”。

　　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9月21日总第965期，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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