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酷暑炎夏，而依着明城墙傍着玄武湖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大院里，透着别样的宁静、从容，显出了一种不同于围墙外面车水马龙的澄澈、清明。

　　时间是一种传奇，寂静的院落里，一块块沉默的化石，记录着浩瀚宇宙曾经拥有的秘密。

　　院子里林木葱郁，草木簇拥的路边出现了一块安在水泥底座上的“树桩”，那是一种硅化木树桩的化石，距今上百万年。每往前走上几步，都会遇上一块化石：震旦角石，一种软体动物的化石，生活在距今约4亿年前的海洋;无洞贝化石，距今3.5亿年左右;创孔海百合化石，距今2.4亿年左右。真有一步万年的感觉。

　　边走边看，一路来到李四光先生当年的办公楼，现在是南京古生物所的所史馆。李四光，中国最早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中国微体古生物学研究的第一人。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南京古生物所的缔造者和首任所长。南京古生物所成立于1951年，先后有14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国际总体领先的从事古生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植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专业机构。2022年7月29日，参加中国作协联合中国科协开展的2022“中国一日·科技强国”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我有机会走进南京古生物所，走近一群发现化石、破译生命密码的科学家。

　　负责安排采访的综合处处长陈孝政动情地介绍道，“我在所里工作了近二十年，亲身感受到所里许多老先生博学、无私、奋斗的高尚人格，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南古精神代代相传。”

　　所史馆前，大树冠盖如云，几棵粗壮遒劲的银杏、龙柏、雪松尤其引人注目，其中一棵枫杨树龄超过115年，它们见证了这处位于南京市北京东路39号大院的变迁与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南古人追求卓越、勇攀科学高峰的凌云壮志、生动实践。

　　穆西南和穆恩之：一对父子的传承

　　破译生物密码的人，也在破译人生密码，勇攀科学高峰，不仅是探索宇宙万物的秘密，也是在探索人类的心灵世界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应约与穆西南先生见面时，只见他精神矍铄，面容清瘦，完全没有八旬老人的老迈之态。他笑声朗朗：“可能是因为我们地质人常年出野外、上剖面，跋山涉水，打下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

　　“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在国际上学术地位是很高的，从人才、设备，还有收藏这些综合实力和研究成果来讲，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薪火相传，一直没有断。”曾经担任南京古生物所所长的穆西南说起这些时，手上捏着的几张稿纸微微颤动，那是他前不久写的关于老科学家们的故事。陈孝政说：“每年所里进新人，都会请穆老师给大家讲讲历史，讲讲李四光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用历史来凝聚人心、传承精神。”

　　穆西南的父亲穆恩之先生，是南京古生物所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代科学家，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笔石学科的带头人，领导了“西南石油会战”“西藏综合考察”等地层古生物学研究。

　　1947年跟着父亲穆恩之来到南京的穆西南，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说：“以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珠江路700号的小营那边，父亲在那边工作，后来才到了现在的南京古生物所。”195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址设在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13岁的穆西南跟着父亲过来，“院子里有许多树，有鹅卵石铺起来的一条条小路，院里只有四栋楼，大楼、中楼、西楼、左之楼。”1954年南京发大水，穆西南家所在的成贤街92号那一带成了一片汪洋，“我们家住的是小平房，大水都淹过了膝盖。所里照顾我们，一家四口临时住进了所里的西楼，闲下来时我就到图书室借书看，就在李四光先生曾经的办公室所在的二楼，图书室里放了一张很大的桌子，有时候就碰到父亲正在给学生们讲课。”

　　穆恩之治学严谨一直为人称道，大家都知道他的“五五制”论文写作法，论文写好后，要改上五遍，再在稿纸上誊抄一遍;接着在清过的稿纸上再改五遍，继而再誊抄一遍。如此得反复五个来回，一篇论文起码得修改二十五遍才可以往外投稿。“后来老先生们都劝父亲，说不必这样苛刻自己，父亲就改成了‘三三制，得改上九遍才能往外投。”穆恩之先生的许多学生、同事回忆时充满感情，他们说：“穆老师教会我们许多工作的方法，在野外无论看到什么地质现象，尽可能地记下来，能记则记，能画则画，要勤记录、多动手。”

　　出野外，上剖面，对古生物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因为各类生物的化石在地层中的出现都有着一定的顺序，每一地质时期的地层中的化石都不同，所以真正的研究者必须得自己到现场。穆西南说起父亲时，由他放慢的语速，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情绪，他说：“出剖面是很辛苦的，我大学期间到贵州实习，交通不方便，走几十里山路，甚至上百里山路都是常事，最多的时候一天走过120里山路，许多女生和我们一样，几十里山路就这样坚持着走下来，还背着行李。父亲他在吃苦耐劳这方面更是比较突出，有一年他负责带队去祁连山做地层考察，当时他刚发现患有肺结核，犹豫了一阵，还是决定去;还有一年，我们所七十多个人前去参加西南石油会战，他带队，一年当中有十个月在野外转，有一次到重庆转火车，找不到旅馆，他就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躺了一夜;还有一年，到海南岛找铁矿，夏天非常热，他的眼球都充血了。学生说您别上山了，他还是坚持跟他们一起上了山。这些前辈们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很强烈，对后人感召力很大。”

　　唐鹏：被感召而来的新南古人

　　唐鹏，正是被一代代南古人的奋斗精神所感召来的后辈。他曾经是克拉玛依油田一名从事地层工作的技术工人，2008年，28岁的他考上了南京古生物所的研究生。采访时，他告诉我：“当年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南京古生物所的，南京古生物所跟我们油田有业务合作，李星学、穆恩之、陈旭等许多老先生都到我们油田做过考察和指导，他们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让我们十分敬佩，把他们的文章当作教材反复研读，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生产上的问题，南京古生物所在油田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

　　说起唐鹏的经历，2012年进所的郄文昆十分感叹：“当时老唐的孩子才一岁不到，他告别家人一路南下来到南京古生物所求学，毕业后油田希望他回去，那时油田工资普遍很高，他来读书之前的收入就相当于副研究员级别，比南京古生物所的工资高出一倍还多，但他坚决要求留下来。他有南古情结，拿着每月四百元的津贴，一心为了实现他心中的理想。”

　　一脸风霜的唐鹏忠厚地笑了，他说：“这不算什么，以前老先生们的待遇比我们苦多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到西藏、新疆出过五六趟野外，所里才能奖励一只煤气包。那时交通不方便，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还可能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塌方、坏人等等，但大家都不说这个，没有人计较这些，一心想着的就是要把科研做好，把生产任务完成好。”

　　唐鹏说起一件往事，九十年代时，第一次接触到南京古生物所的科学家，亲眼看到穆西南、耿良玉等老师出剖面，拉皮尺，做记录，写数据，他很是惊讶，这些人当时都已经是研究员了，还都冲在一线做着基础工作。郄文昆在边上补充道：“还要指导学生写论文，教学生做实验，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一代代南古人都是这样干过来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这是南京古生物所的传统。”

　　采访时，唐鹏骄傲地说过一句话：“放在国际上来说，我们所里是古生物这个领域里门类最全的，可以说是全门类、全时段，再过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有些化石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可能已经没有人认得出来了，但在中国，在南古，还有一群人，认得出那些石头，说得出它们的前世今生，叫得出那些消失了的物种的名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世界来说，南京古生物所保留了最全的古生物门类研究，一群破译生命密码的人始终守候在这里，这是传承带来的幸运，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珍贵的科学精神的传承。

　　王博和张海春：一对师徒的传承

　　研究昆虫的王博是张海春先生2004年的研究生。十多年过去了，王博也早已带上了研究生，“我是张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他说的就很有意思，他说幸亏你来学昆虫，我们这个昆虫专业前几年都招不到学生，人家一听昆虫就觉得这个方向太冷门了。但是没想到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昆虫成了一个热门方向。”

　　在王博看来，不管冷门热门，都得有人去研究，说大一点是国家需求，说小一点就是为了整个领域的长远发展，“张老师有位学生是做轮藻化石的，这个门类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做了，但所里需要有人做，张老师就请了合作导师来一起培养，培养过程中需要挖化石，经费都是张老师来申请、筹集，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中生代有很多门类的化石昆虫，也容易出成果，做研究的人多，比较耀眼。但是有很多像轮藻这些门类，要做很多年才有可能出成果，发论文也没那么容易，申请经费也难一些，所以这些冷门就不太有人愿意去研究。那怎么办呢？王博说：“张老师早就考虑到这些，会把我们做昆虫的经费拿出一些来培养其他研究方向的人才，如果大家都做热门，这些冷门方向的研究就没人做了，一旦国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比如说找油、找矿，真正解决生产需求的往往都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化石，因为它数量多，对地层鉴定有意义。但是在论文评价体系下做冷门方向的研究就比较吃亏，但我们古生物所的初心使命，就是要把爱国奉献放在首位，要学用兼优，服务国民经济，做好这些的同时，还要给国家储备一些这方面的人才队伍。”

　　张海春经常带着学生出野外，一旦发现一个很好的生物群、化石产地，他都会放手交给学生去做，帮助学生完成论文。其实作为导师带领大家一起发现的生物群，导师是具有发现权的，论文上导师作为第一作者署名也是没问题的，但张海春不会这样做。陕西铜川、克拉玛依昆虫区里面的大部分化石是张海春在2010年左右带领团队去时发现的，克拉玛依昆虫的第一块标本就是他挑出来的。但这些他都给学生用来做了研究，发论文时学生是第一作者。

　　王博2016年发的一篇关于抚顺琥珀生物群的論文，最早的材料也是张海春给他的，王博说：“那是张老师刚毕业的时候跑到东北去征集的，后来我向他请教关于琥珀的一些情况，他就把这些材料全给了我，正是因为有张老师前期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也完成了一篇文章。论文署名有十多个人，张老师的名字排在最后。”

　　殷宗军和朱茂炎：初心和使命的传承

　　1986年来到南京古生物所的詹仁斌，师从戎嘉余院士，“我当年来的时候，院子里的那些大树就在，记得当时领到的工作证编号是375号。”詹仁斌研究的专业是腕足动物，属海洋无脊椎动物的一种。作为南京古生物所的现任所长，他一直把传承前辈的科学精神当作一项重要使命，他说：“我们要回归初心，做好主责主业，建设好学科，服务好国民经济。”去年正逢南京古生物所成立七十周年，在他和所党委书记杨涛的组织下，全所开展关于“南古精神”的大讨论，接受采访时，詹仁斌说：“爱国奉献、学用兼优，严谨创新、勇攀高峰，这十六个字是南古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向前的动力之源，也是接续前进的永恒指南。”

　　许多年轻人都是奔着詹仁斌所说的南古精神而来到南京古生物所的。殷宗军应该算是第四代“南古人”。采访他时，他正在实验室里指导一群学生在电脑上分析化石切片。他说：“我们谈半个小时够了吧？”没想到，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还多。他很健谈，也很愿意分享。

　　1985年出生的殷宗军于2007年在南京古生物所读研究生，师从朱茂炎先生。用殷宗军的话来说就是：“我导师做的课题是关于地球上一些早期生命的，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动物的起源。”动物的起源，这是一个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问号，它跟研究一个手机、做一个芯片产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哲学问题，对人类的智慧是一种挑战，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最终会对整个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创造力的释放也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科学问题。

　　“刚来一个星期，朱老师带我出野外，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科院的科学家是如何带领学生去做一线工作，现在他和当年一样，爬山一定会走在学生前面，一定会比我们更快。他有一种冲劲，一直都是冲在一线，一直在攀登，任何一个场合他都不放过给学生传授知识的机会，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有哪些细节要注意。”

　　“但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位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他往公交车上一站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穿的衣服偶尔还有破洞。有次他穿了件文化衫，上面印着的是2004年的一个会议标志，到了2016年他还在穿这件衣服，12年了。我说老师你这个可以换一件嘛。他说还能穿，穿着吧。”

　　朱老师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外化，他已经不在意那些流于表面的世俗评价了。

　　殷宗军说：“朱老师带着我们出剖面时，会给我们讲他当年是怎么跟着老师采集化石的，他恨不得要把肚子里的所有知识都讲给我们听。我们从朱老师身上汲取到的最大的精神力量，就是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殷宗军从老师那里感受到的“科学的高峰”，意味的是国际领域里前沿性的科学问题，“去攻克前沿性的科学问题，代表更多的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直接面向科技前沿，勇攀高峰首先要有这种敢为人先的勇气，还敢于走上国际舞台，朱老师有这样的胸怀，他把中国、德国这个领域里面的科学家拉在一起，做了一个合作项目，运行了10年，做成了品牌。后来我们又启动了中英合作项目，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我们的早期生命研究课题组，可以说是一支享有国际声誉的队伍，这都是老一辈科学家敢于勇攀高峰的结果，我们见证和学习了他们的拼搏精神，学习了他们的能力，相当于是被他们一路带到了国际科研一线。”

　　从2006年开始，殷宗军每年都要到瓮安去一趟，瓮安生物群以磷酸盐化方式保存着6亿年前的化石，诞生于寒武纪大爆发以前，被视为“动物世界的黎明”。达尔文曾提到一个挑战进化论的难题，绝大多数现代高等动物的祖先，在5.41亿到5.18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以大爆发的形式突然出现在地层中，这一现象被后世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而在寒武纪之前漫长的历史中，地球上却缺乏相关的关于动物的化石记录。达尔文的解释是“寒武纪之前的动物可能没有留下化石记录”。这个解释引起的争议被称为“达尔文之困”。采访时，精气神十足的殷宗军，语速极快地表达着他的思考：“古生物学研究的第一步是科学发现，在工程技术上大部分是科学发明，但是基础科学领域大部分是科学发现，比如诺贝尔奖多数都是‘发现了什么，这些科学发现会改变我们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生命起源和演化的启示，比如人从何而来？”

　　那天，他又跑去瓮安，坐火车，转大巴，再跳上农民开的农用车，然后步行到山脚下，背着工具、揣着馒头和水，爬到山上敲一天的石头。岩石里面细如沙粒的化石非常小，必须到室内通过显微镜才能做研究，所以在野外相当于是盲采，一次采集几百公斤，托运到南京。在实验室用醋酸把石头中的碳酸钙溶解掉，石头散落下来，一粒粒的沙子成吨地堆在那儿。

　　我问殷宗军：“这成吨的沙子，你得一粒粒地在显微镜下看过去，绝望过吗？”

　　沉思片刻，他说起一件往事，“我们学地质的，肯定要会攀岩爬山，但我第一次攀岩就很绝望，技巧不够，力量不行，加上我还恐高，攀到一半，两腿发软，山下的人看到我害怕得双腿挂在那儿直打晃，我就大喊我要退出，快把我拉上去吧。山顶上的教练说我肯定不会拉你上来，你要么自己拼命爬上来，要么就一直在岩壁上挂着。那一刻的绝望，至今难忘。”除腰间系了一根保险绳之外，没有任何保护，必须徒手攀。

　　“后来，我还是爬上了山顶。别无选择，只有拼尽全力。特别是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更要坐得住冷板凳。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除了对科研的热爱之外，从老师身上也汲取到很大的精神力量，任何逆境之下都不要绝望，要有攀登高峰的热情、勇气、本领和智慧。”

　　2010年初的某一天，殷宗军从一堆沙子中找到大量的从未见过的化石。其中有一种化石十分特别，直径不到1毫米、外观呈缠绕的管状。他的第一反应是质疑，是好奇，这些突然闯进来的沙子，完全超出了他的经验，隐约感到自己邂逅了一群不同寻常的朋友。他跑到实验室，把沙子的结构成分、形态结构细胞结构都做完了以后，跑去找朱老师。

　　“朱老师很诧异，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殷宗军接着用溶蚀法将白云质围岩剥离后，得到完整的标本，再通过同步辐射把它的三维结构做了复原，从形态到结构到解剖到成分都弄得很清楚，“最后确定，这是一种与现代海绵动物非常相似的原始动物，固着在浅水区的海底通过简单的水沟系统进行滤食生活。”2015年3月，《美国科学院院报》刊发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枚形成于6亿年前的原始海绵动物化石，将原始动物在地球上出现的实证记录从寒武纪向前推进了6000万年。2020年，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证实了它们是单细胞生命，属于动物的“姐妹类群”，为理解地球上第一个动物从何而来，提供了重要化石信息。

　　“山重水复疑无路，不是说没有路，只是疑无路而已，坚持走下去，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才是科研的常态。”殷宗军尽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但依然感受到他叙述的节奏里有种释放：“很多科研人员在取得成功时轻描淡写地说啊我运气还不错，但旁人其实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少艰辛，有多少痛苦，甚至他有多少黯然神伤的时刻，最后来一句‘我运气不錯，这种感慨，不过是对自己曾经那么多付出的一个慰藉。”

　　结尾

　　采访当中，接触到的这所院子里的每一个人，在说到南京古生物所的历史、成就，在谈及自己的老师时，眼神放着光芒。他们没有惊人之语，但在他们叙述的某一个瞬间，我会突然被他们朴实的话语，被他们发自内心对专业、对南京古生物所的赤诚之情所感动，这份真挚的家国情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勇攀高峰的气概，让他们显得是那么的不普通。

　　我又来到李四光先生曾经的办公楼前，久久地看着门前一棵棵苍劲的大树，终于明白，早晨在院子里所感受到的那种澄澈、清明的气息，原来是源自这院落里一代代南古人的精神烛照，务实求真才能摆脱所有已知的束缚，严谨创新才能具备发现的慧眼，勇于攀登者才可看到更辽阔的风景。一颗颗炽热的赤子之心、一次次不畏艰难险阻的探索、一行行踏实的足迹、一遍遍探寻真相的追问，构成了南古人丰富而高远的精神世界，这是几代人、是一群人的集体丰碑，在历史的天空下，成为超越时空的另一种传奇。

　　韩丽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作品多部。散文集《意思》获第七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

　　编辑???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