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值得我们专门研究。当前学界对现代词学史的研究日益加强，成果相对丰富，其中也有从群体视角进行专门探讨者，然而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整体研究却尚未纳入研究视野。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形成与现代词学流派的演变、高校学术传统、师友交谊及时局等关系密切。此群体在高校词学场域内外有广泛互动，促进了教学范式的生成，带动了高校间的词学交流，提升了群体的词坛影响力。此群体在词史、词学理论与批评、词籍文献整理等方面均取得开拓性成绩，并且在词坛活动、传播媒介、教学和出版等方面开拓了新的词学生态。研究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将为现代其他地域词坛及词学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形成；互动；开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３?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76-008
20世纪上半叶词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以都市为中心的词人集聚与高校、社团、报刊传媒的都市建制，共同作用于词学的现代化进程。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广泛建立使得高校成为新型词学场域，涌现一大批词学教授，北京高校有黄侃、刘毓盘、俞平伯、浦江清，南京高校有吴梅、汪东、王易、陈匪石、乔大壮，广州高校有陈洵、詹安泰，河南高校有邵瑞彭、蔡桢等。1933年《词学季刊》创刊号的“词坛消息”栏目刊载了《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近讯》，罗列了来自南京、广州、武汉、北平、杭州、开封、重庆、上海等地的９所高校共计１４名词学教授，尽管数量颇丰，然所列教授只是活跃于民国中期各大高校并乐于参与“词学季刊社”者，尚有大量词学教授未被罗列。仅以上海为例，任职高校的词学教授远不止龙榆生、易孺两位，新文化运动后的各个时期进入上海各大高校专授词学或讲授内容涉及词学的教授还有张尔田、吴梅、钱基博、郑振铎、冯沅君、王蕴章、潘飞声、陈方恪、黄孝纾、陈运彰、陈柱、陈中凡、卢前、李冰若、张世禄、陆维钊、郑骞等人。在上海高校接受词学教育并且卓有成就的后进学子有吴梅弟子万云骏、龙榆生弟子朱居易、李勗、周泳先、章石承、陈大法等人。这些青年词学骨干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进入高校执教，或专研词学多有撰著，传承师学且善于开拓。词学前辈与后进学人在上海高校荟萃一堂，或在各校流动任教，或同时兼任几所高校的讲席，不同的词学思想碰撞交流，构建出多元融通、包容新旧的上海词坛生态。学界对于现代词学教授颇有关注，已有李剑亮所著《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对民国词学教授进行整体观照和专题研究，陈水云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一书在探讨词学转型时将“大学师生的传承”作为重要研究视角，曹辛华所撰《沪杭词学研究群体》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词学教授为研究主体，彭国忠、刘泽华合撰的《反思与开拓：上海词学研究70年述评》一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的词学研究予以分期述评，充分展现出当代上海词学研究群体的多样性和传承性。基于此，对于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研究亟须专文补充。（1）目前已有一些上海词学教授的个案研究，零星散落，并未形成群体意识，缺乏理论纵深和宏阔视野。本文以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该群体在新旧文学相反相成和词学转型背景下的形成发展、群体特征与词学贡献。
一、群体的形成
“词学教授”，是从词学视角对大学教授的界定。李剑亮从“创作”“研究”“教学”三方面对“民国词坛的教授”进行规定。（2）本文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将“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界定为在现代各时期（1919—1949）任职于上海各高校，专事或涉及词学教学研究和词体创作的教授。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形成之时，“词学”与“填词”的概念混淆，故而对其研究应包含词体创作和词学研究两方面。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以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和新文化运动为背景，植根于包容新舊的上海词坛生态，先是传统词人进入上海高校执教，其后随着新文学中心的南移，新文学家也集聚上海，积极参与高校的词学教育和研究。新旧词学家并存成为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重要特点。在新旧两股词学力量的激荡下，上海词坛吸引并孕育出既浸润于传统词学又能采用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研究词学的师生群体，逐渐发展为词坛主流。在现代高校获得生存空间的词学通过师生传承发展壮大，其发展态势如严迪昌先生所论：“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1］词的群体活动态势在高校场域主要表现为教授群体的集群形态。上海自开埠以来新式学校林立，据《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可知1931—1932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约有25所，数量居全国之最。［2］这些高校中涉及词学教育的“国立”大学有暨南大学（3）、交通大学、音乐专科学校，私立大学有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正风文学院，教会大学有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词学教育自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在上海高校普及，不同时期依托各高校形成各具特征的词学教授群体。于此我们根据现代上海词学史的各种史实对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与特点等问题予以考察。
首先，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是与近现代词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就不同时期各地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新文学思潮勃兴之时南北高校的词学教育呈分立之势。在新旧派学人各自为政、形成“南派词学”“北派词学”［3］之时，上海作为南方词坛的核心区域，包容多元的文化特质为其赋予不同于南京、苏州的地域词坛特征，展现出“南派词学”内部的复杂性。上海词坛不仅活跃着以遗民为主体的传统词人群体，在1927年新文学中心南移后新文学家们也集聚上海，共同构建出包容新旧的词坛生态。最先进入上海高校执教的是传统词人，如易孺、张尔田，延续着晚近词坛“词人学者化”特点，在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形成之初即为其赋予了接续传统的基本特征。置身都市、依托高校治生的上海词学教授经历了由传统词人向现代学人的身份转变，其高校执教经历体现了词体创作、词学观念上的更新。易孺在1927—1929年执教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2—1933年任职于国立暨南大学，其词学教育偏重作法和鉴赏研究。易孺作词谨依四声，填词严守旧谱，但在音乐专科学校的执教经历促成其对新体乐歌的研究，不仅参与萧友梅、黄自组织的乐艺社，还将词调格律规范运用于新体乐歌创作。张尔田学词奉教于郑文焯和朱祖谋，被誉为“君学人也，亦词人也，二者相因相济而不扞格，词境之至极者也”［4］。尔田自二十年代起寓沪十年供职教席，先后受聘于光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虽以教授历史为业，但其执教时也向学生传授词学，有《与光华大学学生潘正铎书》专门论词。透过这封书信可知张尔田以常州词派为尚，但也受到西学新知的影响，将“比兴寄托”视作“亦即精神分析学中所谓变相以出之者也”［5］，认为填词“欲精此道，又须略涉猎哲学诸书，才愈高，哲理急邃，则不必事事亲历，自能创造种种意境”［5］。张尔田与王国维交厚，论词受其影响，通过教学、书信的方式将更新的词学思想传播给高校学生，反映出上海词学教授坚守传统却能适应时代，及时更新创作和思想理念。
其次，新文学家加入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为词学注入了活力。胡适作为新文学的开拓者，也是词学现代派的奠基者，其“白话词史”“平民文学”“活文学”“进化文学”等观念影响着当时的词学教育与研究者。1927年新文学中心南移，新文学家们也集聚上海，积极参与高校的词学教学和研究，为上海词坛带来一股新的力量，以冯沅君和陆侃如在上海多所高校的教学活动最为典型。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后聘请冯沅君与陆侃如南下任教，开设“中国诗史”课程。冯沅君还在国立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课，开设“中国词史”“诗余研究”课程，这些课程讲义整理为《中国诗史》出版，其内容深受胡适文学进化观念的影响。由新文学家运用当时学界最新理论研治词学，进行课堂讲授，编纂讲义，最后整理出版，为上海词坛带来了变革新风。
其三，新旧词学家并存共研词学是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形成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包容新旧的基础上，上海词坛吸引并孕育了“新变派”师生群体，逐渐发展为词坛主流。宗尚常州词派的传统词人执教高校时能够顺应现代教育发展趋势，对传统词学“知识”进行整理和改造；新文学家集聚上海高校，借助教学和报刊传媒使得“现代派”势力大增；在两股词学力量的激荡下，上海包容新旧的词坛生态吸引了既浸润于传统词学又能积极采用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研治词学的“新变派”，以吴梅和龙榆生为代表。吴梅于1928年春至1931年秋任教光华大学，龙榆生自1928年秋起任教上海暨南大学，后又在多所高校如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复旦大学开展词学教学活动。两位词学大家在上海高校对传统词学进行系统整理、逻辑建构和课堂讲授，形成丰富高效的教学范式，培养出一批青年词学骨干，如吴梅执教光华大学时的弟子万云骏毕业后留校任教，龙榆生执教暨南大学时的弟子朱居易、李勗、周泳先、章石承、陈大法等人皆有词学著作出版，其中朱居易毕业后曾留校担任助教。“新变派”师生群体逐渐成长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词坛的主流，昭示出词学的发展方向。以上通过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考述可知其形成发展与同期词学流派的演变产生共振：“先是常州派的传统批评笼罩一时，紧接着出现了词学批评‘现代派，两者并行，‘现代派势力逐渐增强。到了20—30年代，产生于常州派又受‘现代派影响的‘新变派出现，这时三派并存。”（4）
其四，就上海各高校而言，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往往与高校的学术传统、师友交谊及时局有密切关联。高校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理念决定是否开设词学课程，影响词学在校内的发展境遇，主事者与词学教授的师友交谊直接决定了词学教授的聘任。以光华大学为例，1925年建校后钱基博出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该校对新文化持保守学术态度。钱基博所撰《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以油印本分发学生作为教材，其中对清末民国时期词家的论述秉承传统词学立场。可见词学教授的研究趋尚大多与高校的学术传统保持一致，如果思想不合则会离职转聘他校。吴梅曾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辞去北京大学讲席，南归至东南大学讲授词曲。在北伐战争爆发后东南大学停办，吴梅转徙沪上就聘于光华大学，应是基于对光华大学保守学术传统的认同。自1928年春到1931年秋，吴梅讲授词曲课程之余组织师生创设潜社，开展词作唱和，以吴梅为中心的光华大学词学教育延续了东南大学一脉的词学活动和文化品格，既保持传统又能适应新的时代。国立暨南大学在1928年聘请原东南大学国文部主任陈中凡出任文学院院长，在其主事期间将东南大学毕业生李冰若、张世禄、卢前聘至暨南大学任教，由此形成暨南大学的词学教授群体。中国公学在校长胡适的影响下聚集了不少新文学健将，如陆侃如与冯沅君。由此可见高校主事者的办学理念和师友交谊直接影响着词学教授群體的形成。
二、群体的互动性
以高校为依托的聚集和流动赋予了上海词学教授群体较强的互动性，深刻影响着现代词学教育与研究格局。该群体以强互动性为典型特征，不仅有高校场域内部的师生互动、高校间的词学交流、其他地域高校教授间的互动，还有与当时上海词坛名家的广泛互动。
其一，在高校场域内部的师生互动。师生互动以课堂教学为核心，辅助课堂教学的考核方式、私下传授、校内社团及刊物的多样化教学实践构成师生互动性较强的词学教育范式，在上海各高校的词学教授群体中皆有体现。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光华大学的吴梅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暨南大学的龙榆生这两位词学教授的教育范式最具典型性。吴梅执教光华大学时延续了此前在东南大学创办潜社的课外教学实践，“往余主南雍，从诸生请相约结词社，名之曰潜。盖不事标榜而暗然日章也。光华同学闻而效之，月必一集，历五月，得词若干首”［6］。光华潜社社作辑为《潜社汇刊》，社集采用师生雅集、同题唱和的方式，由万云骏的记载可知社事细节：“时正冬天雪后，他指定了《飞雪满群山》的词牌，由他带头，同社十余人一起填起词来。填好后由他一一修改，然后付印。”［7］吴梅指定词牌名、限韵，带领学生填词并逐一修改，最后发表于校内中国语文学会创办的刊物《小雅》。这种集校内社团雅集、刊物和师生互动为一体的词学教育无疑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填词的积极性，促进词学骨干的培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龙榆生在暨南大学的词学教育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师生间的互动。龙榆生在课堂教学外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设立“中文研究室”，鼓励吟咏诵唱，亲自示范和督促学生；为激励研讨精神将藏书存放至研究室供学生阅读；仔细批改学生作业，据其弟子回忆称：“先生批改作业谨严，格律偶失，遣词造语或不稳，必加修改，一丝不苟。卷后大批，指示得失，诱掖备至，使人油然生向学之心不能自已。”［8］积极创办师生社团和刊物，倡导成立莲韬词社，该社亦即“词学研究会”，与学生共同致力于词学研究，审定词集、编纂词律词谱书籍。这类读书会、研究会等师生互动组织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高校普遍设立，充分彰显了词学教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二，词学教授以高校为依托聚集，同一所高校的词学教授有共事之谊，校内的合作交流频繁，而且词学教授往往在多所高校兼课，带动了上海高校之间的词学交流。暨南大学的李冰若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执教时为《花间集》作评注，自述其撰著时受到同校龙榆生、陈中凡的教正：“行箧乏书，赖龙榆生教授时假善本勘校，陈斠玄先生多所是正。”［9］再如龙榆生任教暨南大学时亦在音乐专科学校兼课，为推行新体乐歌运动，与该校的萧友梅、易孺交流密切：“当时我们的计划，是希望音乐院和暨大的文学院合作，来为中国音乐界和诗词界打开一条新路。我们一方面给音乐院学生以诗词的修养，一方面预备在暨大国文系内开设一些乐理的课程，由易先生和廖青主先生分任教授。”［10］虽然两校教授的合作未能顺利实行，最终却组织了“歌社”“音乐艺文社”，继续推行吸收词体特征的新体乐歌运动。
其三，上海词学教授与其他地域的词学教授也存在互动，往往借助书信实现交流。这类互动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大型词学事业中，如1929年成立于上海的清词钞编纂处汇集了各地词家，其中不乏词学教授的参与，供职于上海高校的词学教授有龙榆生、易孺、黄孝纾、潘飞声、陈方恪、卢前、陆维钊。编纂工作的开展有赖于邮筒之便，共同的词学事业促成大规模的跨地域词学交流。词学教授的跨地域互动更多地存在于私人交谊中，如抗战期间之江大学迁至上海租界，时任词学教授的夏承焘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邓广铭通过书信展开以研治稼轩词为中心的广泛交流，促进两位词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两人的信函互动在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多有记载。此外出现了以刊物为传播媒介、由词学教授的私谊延伸至高校词学场域形成师生群体跨地域互动的词坛新象，如《词学季刊》所载消息：“上海暨南大学及杭州之江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经龙夏两教授之指导，并有词学研究会之组织。同学对此，亦极感兴趣。近闻暨南方从事编纂《词调索引》一书，之江则多致力于校勘为编辑《全宋词》之准备，且传两校研究会，拟分工合作云。”［11］上海、杭州两地的高校师生借助词学刊物的传播媒介进入公共空间，实现跨地域的互动。
其四，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与当时的词坛名家也有广泛互动。词学教授在任教高校之前往往从事过多种职业，身份多元，基于學缘、仕缘、地缘、趣缘形成的立体交游网络为词学教授与词坛名家的互动提供机缘。上海的词社活动集中地体现了这类互动。以新文化运动后上海词坛最具影响力的沤社为例，沤社成员汇集了其时上海词坛的名词家，其中不乏正任职高校的词学教授，如龙榆生、王蕴章、陈方恪、潘飞声、黄孝纾；再如1935年上海成立声社，其中龙榆生、陈方恪、黄孝纾、卢前、杨铁夫为词学教授；1939年上海午社社友中任职词学教授的有龙榆生、夏承焘、陆维钊等。词学教授在词社的发起和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与词坛名家共同参与的社课活动，促进了词学教授的创作，并且为青年教授提供了请益交游、切劘词艺、提高声名的场域。
现代上海词学教授依托高校聚合和流动，群体内外的广泛互动使其逐渐成为现代上海词坛的主体与生力军。不仅如此，这一群体作为推动现代学术发展的主体，在从事词学整理和研究工作时也经常互动，其学术体现出时代共性，其丰富的词学贡献与强大的影响力使得高校师生传承成为现代词学发生、发展的关键一环。
三、群体对词学史的开拓
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在词史、词学理论与批评、词籍文献整理等方面多有建树，当前学界多着眼于当代上海词学研究群体的词学贡献（1），实际上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于此方面更具开拓性贡献。
其一，该群体于词史的研究、编写与教学方面有开拓之功。受西方高校重视文学史的影响，词史融入文学史的教学研究成为常态。高校词史课程经历了由诗词合讲、词曲合讲到独立设置的发展进程。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中从新文学立场出发撰写词史者以冯沅君、陈子展、郑振铎为代表。陆侃如、冯沅君所著的《中国诗史》打破了传统词史观，秉持进化文学史观，对宋以后的词略而不论。复旦大学的陈子展著有《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其中“词曲的提倡”章节论述此期词论和词家，认为“词曲在文学上的位置重新估定——渐由文苑的附庸取得独立的地位”［12］，并且指出“词曲研究的新方向”为“研究词曲在韵文上的变迁，及其使用活的语言之艺术，为创造新的诗歌新的戏曲一种有力的参考”［12］。这些观点典型地反映出新文学家对于词的历史和价值定位。郑振铎自1935年起南归至暨南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颇有影响，其中部分章节论述词史时借鉴了西方文学研究的归纳法、文学进化观、社会批评方法，对词的起源、词史分期、词派等问题与胡适、胡云翼持论相近。秉持传统词史观进行撰述的教授以钱基博为代表。钱基博在光华大学的授课讲义《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上编专设“词”部分，基于传统学术立场对晚清词学、词家及各派源流进行总结和论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词学教授大多在承续、总结传统词学史观时表现出对现代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吸收运用。以龙榆生在音乐专科学校的讲义整理而成的《中国韵文史》最为典型。该书下篇对于词曲的源流演变进行系统性研究，摘引旧籍、汲取新说并标明出处，对词家的评述宗尚传统词学，高度评价苏轼解放词体价值的同时推许清真词“实集词学之大成，宜后世之奉为正宗也”［13］，展现出包容新旧的学术视野。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的词史研究大多以讲义的面目出现，且与文学史、韵文发展史、文体比较等方面的教学研究紧密结合，立场多样，善于总结和开拓。
其二，在词学理论与批评方面，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对历代词学的吸收、衍化与发展涵纳于词学的现代化进程，新思想、新方法的运用体现其对传统词学资源的现代性阐释，不仅延展了传统词学范畴，完善了词学的建构，也促成现代词学学科的构建，具有重要的词学史价值。透过上海词学教授施行词学教育、编写讲义的形式与内容新变，可知其在词学理论与批评上的现代化开拓。一方面，在表达方式上，上海词学教授倾向于采用专著、论文的形式进行系统性表述。王蕴章的《词学》在课堂讲义的框架下展开论述，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吴梅的《词学通论》史、论结合，以词史为词学，在继承强村词学的基础上顺应现代教育发展趋势，展现出“新变派”词学家的治词思路和时代风气。龙榆生在《词学季刊》发表多篇词学文章，其中《研究词学之商榷》以论文的形式正式确立了现代词学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在词学思想上，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的历史进化观、社会批评观、纯文学观在上海词学教授执教及编写讲义时多有体现，其中胡适的词学观全面影响了“现代派”词学家，寓沪执教的冯沅君为其词学弟子，其论词深受进化文学史观的影响。再如李冰若任教暨南大学时编成《花间集评注》，秉持新文学价值观，以纯文学的观点评注词作。
其三，在词籍文献整理方面，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延续了晚清词籍校勘传统。一方面以群体的面貌参与上海词坛的词籍整理、校勘活动，如参与《全清词钞》编选工作的龙榆生、吴梅、潘飞声、易孺、夏承焘、杨铁夫、黄孝纾、陈方恪、卢前、陆维钊，皆为沪上名词家，在新文化运动后的各时期出任过上海高校讲席；另一方面，上海词学教授凭借个人力量进行词籍纂辑、校勘、考订、笺注、评注的活动，重视培养词学新人，教学相长，涌现一批由青年词学骨干研治的词学成果，并且与其他教授、词家形成良性互动。李冰若在暨南大学授课期间笺释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并作为讲义，又为《花间集》作评注，开启了评注的新模式。龙榆生在暨南大学执教期间不仅自己编纂笺注词籍，还以诗词整理为重点成立了“中文研究室”，指导学生取得研究成果。龙榆生称：“本校国文系学生，多从事于此。予既编纂《东坡乐府笺》二卷，学者使之，诸生亦续有所作，其已成书者，有李勗之《饮水词笺》，朱衣（朱居易）之《词话四种会笺》。”（5）此外，龙氏弟子中还有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朱居易的《毛刻六十家词勘误》为其时词学教授称道，唐圭璋云：“榆生从疆村老人治词，主编过《词学季刊》，我和他经常通信论词，对我编《全宋词》积极帮助。他的学生周泳先作《宋金元词钩沉》，朱居易作《六十家词勘误》，对我校辑宋词都有很大帮助。”［14］叶恭绰为朱居易《毛刻六十家词勘误》作序称赏曰：“朱子居易从余治清词有年，复助唐君圭璋研考宋词，精勤不苟。”［15］
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在词学史上的贡献不止于此，广阔的学术视野确立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开启了当代词学研究的灿烂图景。该群体的词史研究完成了基本框架的构建，形成新的词史观，出版了不少通史、断代史的专著；词学理论与批评立足于传统词学资源，表达方式与思想内容发生现代性转换；在词籍文献学方面涌现出校勘、笺注、评注、辑佚的示范性成果。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研究领域以唐宋词为主，擅长词学文献整理、理论批评和专家词研究，这些特质皆为当代词学界所继承。以龙榆生为例，其“词学八科”体系的构建在当代词学研究中不断被拓展；其在词谱方面的研究如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讲义《唐宋词定格》在新中国之后出版为《唐宋词格律》，是初学词者的通用指南；其在词选方面先后编有《唐宋名家词选》《唐五代宋词选》，是暨南大学“唐宋词选”课程讲义，选词差异在豪放派的苏辛词数量大幅提升，其对苏辛词风的提倡延续至当代且引发广泛的论争和反思。总之，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深具开拓精神，其词学研究处于不断完善、动态更新的发展进程，为当代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话语资源及教育资源。
四、群體对词学生态的开拓
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还在词坛活动、传播媒介、教学与出版方面开拓了新的词学生态，可以说当代词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其开启与铺垫，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为中国词学的“现代化”生态开拓了新路径。
首先，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词坛活动丰富，通过参加社团、雅集唱和的方式形成大大小小的词学交游场域，构建出繁荣活跃的词学生态。以上海专门的词社为例，其雅集带有宗风性质，民初舂音词社以朱祖谋为词学领袖，社友吴梅、王蕴章、陈匪石、邵瑞彭、陈方恪等在现代高校兴起后皆出任词学教授；朱氏宗风影响下成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沤社聚集了龙榆生、王蕴章、陈方恪、潘飞声、黄孝纾等词学教授。此后成立于沪上的声社和午社也不乏词学教授的参与。专业词社的唱和交游对词坛风气与词学生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非正式、临时性的雅集、唱和、联吟、题咏以散点的形式大量充溢于词坛，是词学教授群体社团活动之余的重要补充。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词坛活动还包括将报刊和社团结合起来，依托专业词学刊物创办“词学季刊社”，以及在高校词学场域与学生共同创设教学型社团。“词学季刊社”广泛联络南北各高校词学教授，形成跨地域的词坛活动。教学型社团可分为创作型、研究型两类。创作型高校社团往往以一位或数位词学教授为中心，师生联谊结社、雅集唱和，有着鲜明的教学色彩，较为典型的有吴梅执教光华大学时与学生共创的潜社，正风文学院师生创立的因社。在创作型教学社团之外，研究型社团也以独立姿态涌现，龙榆生执教暨南大学时组织成立“词学研究会”，与学生共同致力于词学研究，“重要工作以《历代诗馀》及唐宋以来词集为主，参阅词律、词谱，审定异同，编辑《词调索引》一书。当时在榆师领导下，从事研究与工作者为陈大法、章石承等”［16］。高校师生社团中创作与研究的分立表明了上海词学教授对“填词”与“词学”的关系已经形成符合现代词学的认知，促进了现代词学观念在上海高校的推广。
其次，高校内外的报纸杂志是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发表成果的重要阵地。校外以专业词学刊物和综合性刊物为主要载体，《词学季刊》《同声月刊》以及《青鹤》《制言》的作者群体涵括了大部分的上海词学教授。高校内部丰富的校内刊物既是展示教学和师生研究成果的平台，也是与外部词坛沟通的媒介。以暨南大学的龙榆生为例，最能表达其词学思想且具备较高词学价值的成果，主要发表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专业词学刊物和综合性刊物如《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制言》以及全国各大高校的内部刊物如《暨大文学院集刊》《语言文学专刊》《真知学报》《文史丛刊》《文学》。这些现代文艺专刊的涌现刺激了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研究和写作。以刊物为平台的词学交流使得教授群体能够集思广益，掌握词学研究前沿动态，拓展思路，形成写作冲动，由此产生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词学成果。现代化的词学传播媒介改变了词学的传播方式和效率，是传统词学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实现路径。
再次，上海词学教授的教学与出版为现代词学提供了新生态模式。一方面，高校的词学教学可以视作有声的传播方式。［17］词学教授在课堂传授知识，课外进行学术演讲、引导学生参加社团活动，生成多样化的词学教育范式。教学衍生的词学讲义由词学教授印发给高校学生，这些学生作为潜在的研究者，对讲义进行深度学习，日后走上讲堂从事词学教育时传承师学，也会将学过的讲义作为教学参考，延续词学的传播。另一方面，词学教授将讲义整理成学术价值较高的词学专著，依托高校、各大出版社及书店出版印行。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与出版机构的广泛合作促成了词学知识的公共化，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讲义出版的高潮。以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主持的出版活动为例，召集了吴梅、龙榆生、陆侃如、冯沅君在内的上海词学教授，出版了吴梅的《词学通论》、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东坡乐府笺》、陆侃如与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从无声的词学讲义到有声的词学课堂，再通过教学实践对讲义进行整理和完善，最终交由高校、书局或出版社印行，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将高校教育与出版机构紧密结合，开拓出现代化的词学新生态。
这些词学新生态在新中国成立后受政治化思潮影响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方才得以继续拓展，特别是在上海一地有着全面的承续和发扬。“上海各高校的学者与上海的出版社、杂志社、研究院等机构联系密切，更容易将学术思想通过‘集团军来付诸实施，从而引起较大的学术反响。”［18］420在集群特征上，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依托高校集聚，内部结构松散，而当代“上海学者的‘集体作战特征相当突出”［18］431，群体的多样性和传承性更加鲜明，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词学研究后出转精，方法更新，充分倡发了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开拓的词学生态。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置身20世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既充分汲取传统词学资源，又勇于开拓新的词学图景，其创作与研究并重，有效对接传统与现代学术资源，卓有成效地践行了多样化的词学教育，对当下高校学术范式的探索、词学教育的实施足资借鉴。
五、结 语
以上对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发展、互动与开拓等问题进行考述，试图为我们在新旧文学互为背景、词学发生转型的现代时期研究上海词坛、词学史发展提供有效视角。一方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发展与20世纪上半叶词学流派的演变产生共振，不同词学流派的词学教授依托上海各高校聚集成群体，强化了包容新旧的上海词坛特质。另一方面，我们对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词学的现代转型。该群体在高校词学场域内外的广泛互动促进了词学教育范式的生成，带动了高校间词学交流，提升了群体的词坛影响力，丰富的词学表现使得高校师生传承成为现代词学发生、发展的关键一环。该群体在词史、词学理论与批评、词籍文献整理等方面具有开拓词学史的贡献，并且在词坛活动、传播媒介、教学和出版方面开拓了新的词学生态。由此，为词学思想、研究方法、传播方式和词学教育走向现代贡献了力量。另外，我们对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整体性研究是以新旧文学互为背景的，目的是在相反相成的发展动态中还原上海词坛的原生态，对现代旧体文学和群体流派研究作出有力补充。由此也为北京、南京、开封、广州等地的现代词学教授群体研究提供学术借鉴与启示。
注释：
（1）参见李剑亮：《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陈水云：《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社会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216页；黄霖主编，曹辛华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18-432页；彭国忠，刘泽华：《反思与开拓：上海词学研究70年述评》，《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2）李剑亮认为民国词坛的教授“是指那些从事词的创作、研究与教学的学者群体。他们当中，有的在这三个领域中都有涉足，有的涉足其中的两个领域：或创作与研究，或创作与教学，或研究与教学；有的则仅从事创作。前两类基本上是文学教授，后一类则为非文学教授”。参见李剑亮：《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3）1906年清政府在南京创立暨南学堂，面向华侨子弟；1923年为适应学校发展迁至上海真如，扩建各学院；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增设文学院，抗战爆发后迁至上海租界；1941年迁至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本文着眼于上海时期即从1927年起至抗战期间“国立暨南大学”的词学教育和研究，为行文方便，不再一一注明。
（4）曹辛华按照词学观念和词学方法的不同特征将20世纪上半叶词学批评流派细分为“传统派”“现代派”“新变派”，并描述其发展演变轨迹。参见曹辛华：《20世纪词学批评流派论》，《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5）参见龙榆生：《最近二十五年之词坛概况》，原刊于上海图书馆藏《创校廿五年成立四周年纪念论文集》，转引自龙榆生著，潘梦秋辑录：《新发现龙榆生词学论文两篇》，《词学》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J］.文学遗产，1999，（3）：1.
［2］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M］.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印行，1933：9.
［3］曾大兴.二十世纪“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素描［J］.中国韵文学刊，2011，（2）：１０３－１１１.
［4］夏敬观.遁庵乐府序［Ｇ］//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2004.
［5］张尔田.与光华大学学生潘正铎书［J］.小雅，1930，（1）．
［6］吴梅.潜社词刊序［J］.小雅，1930，（2）.
［7］万云骏.万云骏自传［G］//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8．
［8］沙叶新.龙榆生先生和我的白话诗词习作［Ｃ］//张晖，编.忍寒庐学记：龙榆生的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1．
［9］李冰若，校注.花间集评注 ·自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10］龙榆生.乐坛怀旧录［Ｃ］//戴鹏海，黄旭东，编.萧友梅纪念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17-18．
［11］龙榆生.各大学词学研究会近讯［J］.词学季刊（創刊号），1933，（1）：223.
［12］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139.
［13］龙榆生.中国韵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6.
［14］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J］.文史知识，1985，（2）：6.
［15］朱居易，校辑.毛刻六十家词勘误［M］.上海：中华书局，1936．
［16］章石承.榆师在暨南大学及其后情况之零星回忆［Ｃ］//张晖，编.忍寒庐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6．
［17］陈水云.有声的词学——民国时期词学教学的现代理念［J］.文艺研究，2015，（8）：６４－７３.
［18］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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