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在骈文理论和骈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影响最大的当属孙德谦。其《六朝丽指》是在李兆洛《骈体文钞》基础上从理论方面所作的深入探索。孙德谦在该书中反复申说师法六朝，从骈文文体名称和重要修辞手段等方面系统论述取法乎上的必要性。孙德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有清一代“骈散合一”的主要思想，还发展了骈文文气理论，提升为气韵之说。孙德谦非常注重对文章体制的辨析。在诸多文体中，其用力最多、阐述最为精细的是序体。“说理散不如骈”这一命题的背后隐藏着孙德谦的良苦用心，即其在《六朝丽指》中所强调的学术文章，互为表里。孙德谦的骈文理论由于紧贴创作实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述相关命题，所以内涵丰富，精深渊微，对后世骈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孙德谦；骈文学；现代转型；创新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66-010

　　晚清民国时期在骈文理论和骈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影响最大的当属孙德谦。（1）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庵，晚号隘堪居士，江苏苏州人。孙氏博通经史，著述宏富，被沈曾植誉为当代郑玄，又与王国维、张尔田并称“海上三君”。在文学创作方面，尤致力于骈文创作，“少好斯文，迄兹靡倦，握睇籀讽，垂三十年”（《<六朝丽指>序》）。由于其“笃志儒修，于文不甚措意，即有所作，亦鲜留稿”，“故生平所为奚止千百，而晚年所存者，才五十余篇耳”［1］（吴丕绩《<四益宧骈文稿>跋》）。尽管如此，其骈文创作仍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孙德谦撰写的《六朝丽指》于癸亥年（1923）由四益宧刊行，虽然采取的仍是传统文话形式，却是由传统骈文学向现代批评转变的代表著作。學界目前对《六朝丽指》有一定的研究，如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骈文史序说》论及《六朝丽指》的“骈散合一”理论，认为其“骈散合一”乃是“骈散兼行”；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专列“孙德谦与《六朝丽指》”一节，重点阐述其“潜气内转”的理论；赵益《孙德谦“说理散不如骈”申论——兼论骈文的深层表达机制》探讨孙氏“说理散不如骈”的命题等。但以上研究还不够深入，缺少融会贯通之作，尤其是未能将孙德谦的骈文理论与其自身的骈文创作实践相结合，彰显其骈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史意义。因此本文将对孙德谦骈文创作实绩的切实研究和骈文理论的系统梳理齐头并进，相互阐述，以新旧突变为视角来探讨孙德谦骈文学的创新及其意义。

　　一、标举六朝骈文为骈体正宗

　　孙德谦《六朝丽指》是在清代著名骈文选本李兆洛《骈体文钞》的基础上从理论方面所作的深入探索。孙德谦非常推崇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自称“余三十之年，喜读此书”。他认为该书“以六朝为断，盖使人知骈偶之文当师法六朝也。其中六朝名篇搜采殆尽” （2）［2］第11条。他不仅在自序中明确宣称“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作为斯体，不知上规六朝，非其至焉者矣”，而且在书中反复申说“作为文章，固当兼学汉唐，以论骈体正宗，则宜奉六朝为法” ［2］第38条“若志在肆习骈文，则不可不宗师六朝”，“六朝者，骈家之轨范，所谓取法乎上也”［2］第52条。崇尚六朝骈文，以之为正宗，是清代骈文复古取向的主要内容，如章藻功自述“徐庾温邢，引为同调”（《上祭酒汪东川先生书》），胡天游的骈体文被誉为“直掩徐、庾”（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但清代骈文学的相关论述多为散金片玉，不成系统。孙德谦则从骈文文体名称和重要修辞手段等方面系统论述取法乎上、师法六朝的必要性。中国古代文体大多是先有创作之实，再有文体之名，骈文也不例外，其文体名称远远滞后于创作实际。骈文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被冠以许多文体名称，并行不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六”和“骈文”这两个文体名称。孙德谦《六朝丽指》深入辨析了这两个文体概念的差异：

　　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自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话，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彦和又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文章体制，在六朝时，但有文笔之分，且无骈散之目，而世以四六为骈文，则失之矣。［2］第2条

　　孙德谦的别集《四益宧骈文稿》以骈文命名，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以六朝骈文而非唐后四六为正宗。

　　孙德谦认为骈文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对偶“当使铢两悉称”，但也不必过于追求工整而失之纤巧。“骈文宜纯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赋，则不免失之纤巧。” ［2］第3条“句对宜工，但不可失之凑合，或有斧凿痕，当如孟嘉所谓‘渐进自然，则得矣。”［2］第98条他进而结合六朝一些骈文名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北魏孝文帝《与太子论彭城王诏》：“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沈炯《经通天台奏汉武帝表》：“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间。”梁简文《与刘孝绰书》：“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鸟归林，悬孤帆而未息。”“‘白云之与‘松竹，‘甲帐珠帘之与‘茂陵玉盌，‘晓河未落之与‘夕鸟归林，‘桂棹之与‘孤帆，若讲属对，皆未惬当。”又如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九流七略，颇尝观览；六艺百家，庶非墙面。”江总《为陈六宫谢表》：“汉水赠珠，人间绝世；洛川拾翠，仙处无双。”上二句极整饬，下二句则又不求圆美矣。［2］第98条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将骈文对仗的种类分为四类：“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所谓“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即“上下当取古人姓名以作对偶耳”。刘勰“对切求工”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而骈文创作实际“往往有一事可举而贫于作对者，于是上为古人，或借地名、物名强为之对”［2］第14条，如“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庾信《周柱国长孙俭神道碑》），以地对人；又如“甘棠犹且勿翦，信陵尚或不泯”（傅亮《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甚至以人和物作对，看似对仗不甚工整，却是六朝骈文自然晓畅的魅力所在。

　　孙德谦强调“文章运典于骈体为尤要”［2］第35条。由于骈文受对仗的限制，必然“以少字明多意”，就不得不用典，或“援古事以证今情”，或“引彼语以明此义”［3］。金人刘祁《归潜志》云：“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四六宜用前人成语”［4］。清人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也说：“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5］他们虽然都认识到用典之于骈文的重要性，但对用典的具体艺术手法多语焉不详。孙德谦则归纳了六朝骈文五种运典之法，及其“足其文气”“用彰今美”“取以佐证”等功用，进而总结六朝骈文用典的特色在于“随拈往典”“贵能变化”“供我驱遣，特在善用之耳”［2］第35条。孙德谦基于六朝骈文的创作指出骈文隔对用典必须联属，不能不相关涉：

　　作文必须用典，骈文中尤当引证故实，为之敷佐。然上下四句，如每句各自一事，既不联属，则失之太易，几同杂凑，应两句为一意。试观梁元帝《次建业诏》：“爰始居亳，不废先王之都；受命于周，无改旧邦之颂。”又《答劝进群下令》：“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盖上为一事，下自为一事，两句必使连缀，非两句之内，别援事实而不相关涉者也。倘不相关涉，而牵率以来，为例过宽，征之梁元数篇，当不如是。虽法用谨严，固有难于属对者。然宁隘毋泛，则方见骈文之可贵。［2］第55条

　　相较而言，孙德谦对骈文用典没有太多严苛的要求，如“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6］，“经史子集，非其类不相从。即生、熟、雅、俚亦各有匹偶”［7］之类。

　　孙德谦对骈文声律有清醒的认识。六朝骈文的声律要求主要是指一联之中平仄相间，联与联之间平仄相对，但相对没有近体诗那样严格。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种病》列举谢朓、王融、任昉等人的骈文多犯声病，可见骈文声律在六朝时期还不严格，而且不同文体也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孙德谦《六朝丽指》对此也有独到的认识：

　　文之有声律，自休文而后，遂益精密。然江文通《建平王聘隐逸教》：“周惠之富，犹有渔潭之士；汉教之隆，亦见栖山之夫。”谢朓《辞隋王萧子隆笺》：“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姑举此两篇，并不谐协，此足征古人为文，本不拘拘于音律也。乃后人明知有韵书而故使之平仄不调，则失之易矣。［2］第98条

　　骈文学家为了论述的方便，往往将骈文对仗、用典、声律等重要修辞手法分开论述。其实，在实际创作中它们往往是浑然一体的。孙德谦的骈文创作与其理论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用典方面，不仅注重联属关涉，而且还探索生事与熟事的相对互济。他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说：“余尝为人作寿序，其人姓钟，篇末思用钟子期及李委寿东坡事（3）。上二句以‘牙琴对‘腰笛，固自典切。下二句始恐‘高山流水无可作对。久之，忆及李委当时其服为青巾紫裘，成句云：‘牙琴协奏，忝高山流水之知；腰笛横吹，庶青巾紫裘而献。颇觉为工。” ［2］第55条又如《<雷溪草堂诗>序》中的四六隔对“烟云涉趣，作少文之卧游；林泉寄闲，得淳夫之高致。”“常景勤求，岂知问价；谢侨宁饿，只愿留书” ［1］上卷16等，皆是上下两句连缀为一意，对仗整齐而不求甚工，用典自然贴切，声律谐美。再如《<修梅清课>序》有云：“每当露晨星晚，候雁初莺，往往绛蜡烧残，犹寻幽绪；黄华笑冷，自写傲情。……延年特善其技，郭讷能言其佳，于是蘋洲按谱，辄造新声；竹屋酣谣，几成痴语矣。”［1］上卷7这段文字除了对仗工整，用典精妙，又基本上能做到一联之内平仄相间，两联之间平仄相对，音韵和谐，正如孙德谦所推崇的徐陵、庾信骈文那样“不拘拘于音律”“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体之靡靡” ［8］69。

　　二、丰富骈散合一和气韵的内涵

　　“骈散合一”是随着清代骈文创作中兴而兴起的一个骈文学重要论题。正是这种不偏废骈散、沟通骈散的观念，使得清人游刃有余地在骈散之间游弋，促进了骈文创作的繁荣。孙德谦继承和发扬了有清一代“骈散合一”的主要思想，《六朝丽指》开篇第一条即云：

　　吾谓文无骈散，往读贾谊《过秦论》，即据篇首秦孝公数语，以为此即骈散合一之理。若谓“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之意”。删除复语，纯用单行，未尝不辞简而意足。盖“拥雍州之地”与所云“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以古文家言之，皆骈枝也。然文则索漠无生气矣。说者谓东汉以后，骈文之体既成，此固探源立论，其实文之有骈体，所从来者远。六经百家，无不用之。［2］第1条

　　既然骈文与古文一样，所从来者远，甚至同出一源，那又何必心存成见，出主入奴？这样立说可以起到推尊骈体、打通骈散的目的。孙德谦又进而结合具体文体深入论述这一论题：

　　碑志之文，自蔡中郎后，皆逐节敷写。至有唐以降，乃易其体，若六朝则犹守中郎矩矱。王仲宝、沈休文外，以庾子山为最长。观其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联语，此可为骈散兼行之证。夫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吾谓作为骈体，均当如此，不独碑志为然，譬之撰诗赋者，往往标明作意，列序于前，所以用序者，盖序即散体，而诗赋正文则为骈矣……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有散，如是则气既舒缓不伤平滞，而辞义亦复轩爽。［2］第34条

　　正如孙德谦所论“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2］第34条，推而广之，各体骈文均应寓散于骈，如陈蒨（4）《修前代墓诏》、王褒《寄梁处士周弘让书》等名篇亦使用此种手法。

　　孙德谦不仅丰富了“骈散合一”的内涵，还发展了骈文文气理论，提升为气韵之说：

　　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齊书·文学传论》曰：“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此虽不专指骈文言，而文章之有气韵，则亦出于天成，为可知矣。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峰标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决也……试读彼时诸名家文，有不以气韵见长者乎？［2］第15条

　　孙德谦拈出“气韵”二字，可谓独具只眼。气韵这个骈文学范畴虽然并非孙德谦首创，但他能在激活其新内涵的基础上笼罩群言。孙德谦认为六朝骈文的气韵主要表现在虚词运用方面。副词、连词等虚词是句子和词语之间语意转换、承接的枢纽。虽然它们在句中不占核心位置，但能使文意流动，文气疏宕。如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云：“近世侯者，功绪参差，或足食关中，或成军河内，或制胜帷幄，或门人加亲，或与时抑扬，或隐若敌国，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战，或盛德如卓茂，或师道如桓荣，或四姓侍祠，已无足纪，五侯外戚，且非旧章。”孙德谦认为此文叠用“或”字，不仅笔法放纵，而且简洁生动，文气自然调鬯。“若如后人为之，必将分作偶章，穷力铺叙”，“如化散为整，排比行之，必失之烦冗”［2］第48条。孙德谦《六朝丽指》还指出“作骈文而全用排偶，文气易致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如傅亮《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俾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大赉所及，永秩于后人。”任昉《宣德皇后令》：“客游梁朝，则声华籍甚；荐名宰府，则延誉自高。”丘迟《永嘉郡教》：“才异相如，而四壁徒立；高惭仲蔚，而三径没人。”“或用‘于字，或用‘则字，或用‘而字，其句法乃栩栩欲活。”又如庾信《谢滕王集序启》：“譬其毫翰，则风雨争飞；论其文采，则鱼龙百变”，“更觉跃然纸上矣。”如果删去这些虚字，将“譬其”“论其”易为藻丽的实词，“则必平板而不能如此流利矣”，“于是知文章贵有虚字旋转其间，不可落入滞相也。” ［2］第16条这些虚字可以化解因实字对偶过于繁密造成的凝重板滞，使节奏疏密得宜，文气自然畅达。

　　孙德谦指出有些六朝骈体韵文全为四言句式没有办法使用虚字斡旋，或有些骈文为了融化自然，不着痕迹，则往往运用“潜气内转”的艺术手法。“潜气内转”本出于三国繁钦《与魏文帝笺》，被朱一新、李详等人引进骈文批评领域。况周颐、孙德谦等人相互启发，以“潜气内转”为基本方法和特征沟通骈文与词两种文体，认为“骈体文亦有暗转法，稍可通于词”（《蕙风词话》卷一）。孙德谦强调“读六朝人文须识得潜气内转妙诀，乃能于承转处迎刃而解，否则上下语气将不知其若何衔接矣”［2］第45条，并结合具体作品将“潜气内转”之妙论述得非常详尽，兹将全文迻录如下：

　　文章承转，上下必有虚字。六朝则不然，往往不加虚字，而其文气已转入后者。江文通《刘乔墓铭》“参错报善，茫昧云元”，自“乃毓伊人”下，皆是赞刘，而此两句即是转笔也。《宋张氏墓志》所云“冥昧庆善，窅翳寿仁”亦是此法。若谓铭是韵语，故可无用虚字。苟善读之，尚易辨析。刘孝仪《从弟丧上东宫启》云：“茫昧与善，一旦长辞”，以接“攀附鳞翼，三十余载”后，此二句或将“一旦长辞”移置于前，虽无虚字，意自显然，今言“茫昧与善”者，盖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语以善人，应为天道”。所与“茫昧”者，谓天道茫昧也。“茫昧与善”即是言天道茫昧，不与善人。并不用虚字，即以此作转耳。又如昭明《陶渊明集序》“岂能戚戚劳於忧畏，汲汲役于人间”下，“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既乐矣，忧亦随之”。自“齐讴”至此，不细为推寻，几疑接上，岂能两句之后不知其辞气已转也！即下文“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而况于他人乎”，“唐尧”之上文为“饕餮之徒，其流甚众”，意不连贯。而于“唐”字上且无虚字，盖其气则又转也。［2］第45条

　　“潜气内转”经孙德谦诠释后成为骈文学的重要批评术语，为骈文史的价值重估和审美判断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孙德谦在论述这些艺术手法时，有时不禁感慨“后之骈文家则用此者鲜矣”［2］第48条，因此，他身体力行地将骈散合一和气韵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创作中。他曾说：“往尝作一篇成，取六朝文涵泳之，观能否合其神韵，有不善者，则应时改定。彼貌为高古、但求形似者，吾无取也。”［2］第98条结合其作品来看，这绝非虚言，如“或录其辩慧，规通德之论；或叙其生平，循编年之史”［1］上卷4（《<无价宝>杂剧序》），“或述酒寓言，隐伤履运；或抚琴余弄，辄抒幽襟” ［1］上卷5（《<浔溪诗征>序》），连用“或”字，文气自然畅达。又如其《<修梅清课>序》唯恐接受者不能理解况周颐词作的寄兴渊微、苍老沉痛，结尾写道：“矧先生宋玉悲秋，非真好色；子安舒啸，本是忘荣。其如与言摘粉搓酥，专为秾作者，盖不过香草美人，因寄所托，如斯而已。是则钟隐艳曲，足奏红罗；靖节闲情，何瑕白璧。读先生词，毋与屯田丽浮，顺庵诙诞，同类而并讥之也。”［1］上卷8这些虚词运转得法，正是他所强调的“血脉贯注之处”［2］第36条。另如其《名画家马孟容墓铭》有云：

　　围炉携手，落纸匠心。联欢无几，顿绝人琴。匪直也斯，生未仳离。云日何忆，风雨靡规。虽谢二俊，斯乐怡怡。一旦永诀，弥用凄其。呜呼孟容，学有颛门。藏山盛业，兼富诗文。素帷相恸，谈扇俄尘。参错报善，天道宁论。生必有死，自古皆然。没世无称，君子疾焉。年寿何从，声芳则传。不朽者久，君可无言。［1］下卷2-3

　　这篇墓铭明显学习江淹的《刘乔墓铭》，“参错报善”等句袭用江文，虽无虚字衔接，字面似承上文，其实则文意已转，渲染了一种凄婉悲凉、情致悱恻的艺术效果，深得六朝骈文气韵之真髓。正因如此，王国维才会认为其创作成就高于同时代另一位骈文名家李详：“审言（按：李详字审言）过于雕藻，知有句法而不知有章法。君得流宕之气，我谓审言定不如君。”（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

　　三、注重辨析文体和应用得体

　　孙德谦《六朝丽指》在总体把握的宏观视野之下，又能分别较为细致地考察序、连珠、七、墓志、论、书记、移文等文体的源流和特色。中国古代“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9］，并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演变历程、独特的审美修辞和特定的社会功能。“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视为各种文类孕育形成和发展演變的历史，也是各种文类之间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不断衍生出新品种的历史。”［10］骈文是一个大文体概念，笼统地研究古代骈文，不能切合骈文这种文学体式在当时渗透并且改变众多类别文章写作的实际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孙德谦关于这些文体的论述在《六朝丽指》中编排得非常集中，可见其有着系统的思考。如其探讨学界较少关注的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5）：

　　起用数语先叙时令，中间则每言“敬想足下”，其后有“但某”云云，实与后来“启”事无或少异。必是为书记者，写仿为之，遂相沿成习耳。惟昭明则一岁之中无月不备，后人稍变其例，为不同也。至昭明之所出，则有晋束皙《月仪》，此文《古文苑》载之。李义山有《端午日贺启》，观此知逢节致贺事殆始于唐矣。然文体则远宗昭明，可覆按也。［2］第91条

　　此可谓有识之见。六朝时期书启的应用没有唐代以后那样广泛，但已经形成程式化的骈体写作模式。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六朝有谢元《内外书仪》四卷，蔡超《书仪》二卷，谢朏《书笔仪》二十一卷，王俭《吊答仪》十卷、《吉书仪》二卷，周舍《书仪疏》一卷，唐瑾《书仪》十卷等十余家作品。可惜它们都已亡佚，但我们从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可以窥见当时骈体书仪的格式。如果将其与西晋索靖《月仪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锦带书十二月启》更为讲究用典、追求工整，骈化色彩愈加浓厚，已成为六朝文士日常交往的书启范式，对后来盛行的四六启文影响深远。

　　孙德谦非常注重对各体骈文体制的辨析。如清人彭兆荪《南北朝文钞》将吴均的《饼说》作为七体收入，孙德谦批评道：“夫《七发》之体，历举声色游猎，摛藻骋华，《饼说》仅说饼耳，岂得为《七发》嗣音乎？《书》曰：‘辞尚体要。甘亭先生（按：彭兆荪字甘亭）为骈文名家，何于体制未能辨别若是？” ［2］第85条在诸多文体中，孙德谦用力最多、阐述最为精细的是序体：

　　古人著书，皆以自序附其后，所以明作书之意，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皆是。索人作序则始于左太冲。太冲撰《三都》赋成，或谓须得高名之士序之，于是乞序于皇甫士安。自此例既行，后贤著述遂无不求人为之矣。夫序录之学，创始刘向。向校中秘，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今《别录》虽不传，而《晏子》《管子》诸书录，即其遗文之幸存者。论者谓曾子固文，纯似中垒，以其长于序言也。吾观六朝文人，如昭明序《陶靖节集》，刘孝绰序《昭明太子集》，虞炎序《鲍明远集》，他若《庾子山集》，则有滕王序之，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至沈约《宋书》，魏收《魏书》以及郦道元《水经注》，裴松之父子之《史记》《三国志》注，序皆为其自著，文则均以骈体行之。详明条例，而仍成章斐然，为难能也。 ［2］第89条

　　魏晋以来，骈体序文开始普遍应用于各类典籍和各体文章，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都没有论及序体，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其他文体时虽多次涉及序体，却没有像诗赋、章表那样单独论述序体。虽然孙德谦很尊崇刘勰《文心雕龙》，但也不满其“诸体悉备，而遗此序体”，甚至打算“别撰一文以补之”［2］第89条，遗憾的是未能完成。孙德谦不仅较为全面梳理了六朝序文的发展演变，而且切中肯綮地指出六朝骈体序文独特的审美风格，如以任昉《王文宪集序》、宇文逌《庾信集序》代表的书序多“叙述生平，近于传体”［2］第82条，带有很强的史传色彩；如以颜延之《曲水诗序》、王融《曲水诗序》为代表的宴集序多“文有赋心”，“其中词句皆近赋体”［2］第19条。

　　作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文体进行写作。孙德谦《四益宧骈文稿》收录的文体比较集中，以序文为大宗，其中有《<稷山段氏二妙年谱>序》《<邠州石室录>后序》等19篇书序，《吴昌硕先生八十寿序》《诰授光禄大夫吴仲怿先生八十寿言》两篇寿序；《乐盦写书图题辞》《渡海寻骸记题辞》等8篇题辞（6），共计29篇，占了《四益宧骈文稿》47篇文章的绝大比例。这一方面是因为唐宋以来序文的创作蔚为大观，序文在文體谱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如清人王之绩说：“专以文论，又当先序而后及他文。……自古迄今，文章用世惟序为大，更无先于此者。”［11］3653另一方面也是清末民初一些遗民文士交往频繁，乐于彼此作序，接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衍生。这些序文中值得注意的是《<睫巢集>序》《<太谷山堂集>序》《<雷溪草堂诗>序》３篇序文。他们在这３部文集中都题作刘承干撰。近代藏书家、出版家刘承干将李锴《睫巢集》、马长海《雷溪草堂诗》与梦麟《太谷山堂集》合在一起，以《辽东三家诗抄》之名刊刻。刘承干曾聘请况周颐、孙德谦、杨钟羲、董康、缪荃孙、叶昌炽等人校刻书籍。在这些名家中孙德谦最擅骈体序文的写作。据彭玉平《<历代词人考略>及相关问题考论》一文考证，因刘承干的著述之愿及经济实力，况周颐曾代刘承干撰著《历代词人考略》一书，所以《<睫巢集>序》等3篇序文当是孙德谦代刘承干撰写，后世往往不察。据吴丕绩《<四益宧骈文稿>跋》记载“迨九月初，（孙德谦）病转剧，呼丕绩至榻前，索是稿，强起自点定”，可见孙德谦《四益宧骈文稿》收录的作品特别谨严，其中包含这3篇序文，从中可见时人与其本人对这些序文的重视程度。

　　孙德谦的序文多是书序，主要承袭六朝骈体序文的审美风格。以其代表作《<寐叟乙卯稿>序》为例：

　　观其东轩寄傲，南村独游，耕下潠之田，拒元嘉之聘。夷叔同其饥食，祖谢勖其相从。延年所谓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者，贞风凌俗，良足钦焉。所著文章：义熙以前，题晋年号；永初以后，止纪甲子。此则大节皦然，以示耻事异姓之志。与夫胥余演范，不署周年；陈咸荐时，唯遵汉腊。岂非后先同揆，垂为世楷者乎？先生自辛亥后遗世独善。履霜之洁，后凋于岁寒；停云之思，靡从乎新好。柴桑高逸，庶几有之。……呜呼！子云寂寞，点世美新；嗣宗猖狂，罄辞劝进。讽先生诗，其能无愧也乎？［1］上卷3

　　《寐叟乙卯稿》的作者沈曾植学问湛深，识见雄伟，“其于诗也，不取一法而亦不舍一法。其蓄之也厚，故其出之也富”（张尔田《海日楼诗注序》）。清朝亡后，沈曾植以遗民自居，故其诗借纪年来表达原则性的身份与立场，这本是自古遗民的一脉相承。孙德谦此序同上举六朝骈体书序一样，不重在叙其诗而叙其人，将陶渊明、箕子、陈咸等人与其比拟，文末又用扬雄、阮籍反衬其道德文章。这些艺术手法都是他在《六朝丽指》中所强调的“善于拟议”，“文有正面铺写，而不足以达之者，可用旁攻侧击之道，否则辞理易穷，将无情采矣”［2］第17条。此序可谓深得六朝骈体书序之三昧。

　　四、倡发“说理散不如骈”

　　据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记载，孙德谦曾言“说理散不如骈”。这绝非即兴之言，而是深思熟虑的论断，内涵非常丰富。赵益曾深入探讨“说理散不如骈”这个命题，认为骈文因为“排偶的形式特性及其规约的二元结构产生出一种深层表达机制——‘并行背出、同时合观，它不仅长于表达二元对立统一之理，同时又和‘求同存异的逻辑方法暗合。另外，骈文的‘用事特性，又以其‘扩展性和‘互文性的高度融合进一步加强了说理能力”［12］。这个论题经该文论述后看似已经题无剩意，实际仍有值得进一步阐发的余地。

　　孙德谦《六朝丽指》云：“六朝文以华丽胜，而清辨之作亦间有之。”如张融《与从叔永书》、萧纲《与湘东王论文》、陆厥《与沈约书》等，“专取辨给见长”，“故论文于六朝，真无体不备也”［2］第42条。尽管如此，后世对骈体议论却颇多批评。如刘知几认为史书中的论赞不应“鼓其雄辞，夸其俪事”，“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13］（《史通·论赞》）。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刘知几《史通》“亦不免以骈俪之辞，说纷繁之理”［14］381。孙梅《四六丛话》虽然认为六朝一些骈体论文，如“《博弈》《养生》之俊迈，《辨命》《劳生》之奇伟。而《广绝交》一篇，云谲波诡，度越数子。此皆艺苑之琼瑶，词林所脍炙”［8］426，但他认为六朝骈体议论是“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纵横之用，譬之蚁封奔骋，佩玉走趋” ［8］426。在评价颜之推《颜氏家训》时，他再次强调“四六长于敷陈，短于议论。盖比物连类，驰骋上下。譬之蚁封盘马，鲜不踬矣”［8］625，但如同刘知几《史通》，孙梅的批评也是用骈体写成的，“讥短前人，终亦自蹈其弊”［14］381。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刘勰与话语机器》一文将“骈体文的修辞”称为“话语机器”。他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由于受这种“话语机器”的束缚，有些篇章的论说显得游移支离，如《程器》篇本来是要论述自古以来诸多文士的“瑕累”，却忽然转到“古之将相，疵咎实多”，横生枝蔓，主要是由于“文”“武”相对，刘勰就自然由“文既有之”转到“武亦宜然”。（7）又如《体性》篇论述文学的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这样的概括无疑有简单化之嫌。刘勰或许也意识到论述存在着不周延之处，所以接下来又补充说“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以弥补二元对立论说的不足。虽然宇文所安的观点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给我们以丰富的启迪，但他过于强调话语机器的作用，进而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刘勰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论辩（arguments），他其实只是在描述种种形式和概念而已。”［15］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不论是肯定“说理散不如骈”，还是认为骈文说理议论有明显局限，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不完善的一面。对此，孙德谦应该也有清醒的认识，如其《六朝丽指》，不同于《文心雕龙》《史通》《四六丛话》，基本上是用散体写成的。其实，“说理散不如骈”这一命题的背后隐藏着孙德谦的良苦用心，即其在《六朝丽指》中所强调的“学术文章，互为表里”［2］第46条。

　　孙德谦在学术领域最有成就者当推诸子之学，如《诸子要略》《诸子通考》等。清初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发展出“学人之文”和“文人之文”两派。“学人之文”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遗民思想家为代表。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清鼎革的巨变，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在于明季学术的空疏与政治的混乱。因此，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往往基于一种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这也使他们的文章以议论最为精彩。孙德谦亦是学者型文士，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之所以致力于诸子之学，亦出于经世致用的思想：

　　夫天下有治世之学术，有乱世之学术。余之表章诸子也，盖以百家学术皆以救时为主，世之乱也则当取而用之耳。或问曰：何谓也？对曰：名家辨名实，事之不称于名者，可用邓析、尹文之说以定其是非矣。法家重法律，人之有背于法者，可用商鞅、韩非之说以行其赏罚矣。返朴归真，取道家之清净，则浮文不至妨要矣。强本节用，取墨家之俭约，则虚糜有所底止矣。纵横家者，古之掌交也；《鬼谷子》一书，所以明交邻之道。而使于四方者，果能扼山川之险要，察士卒之强弱，识人民之多寡，辨君相之贤愚，沈机观变，以销祸患于无形，则张仪、苏秦其各安中国至于十余年之久者，不难继其功烈矣。凡此数者，皆急则治标之义也。［16］

　　这种忧世救时的殷殷之心在《六朝丽指》中也有所体现，如其認为萧赜《禁奢靡诏》、高洋《禁浮华诏》等皆有裨世道，不满后人轻薄六朝骈文，甚至对“体用骈而于世道有关系者，亦不经意”［2］第97条。

　　孙德谦非常推崇萧绎《金楼子》、刘昼《新论》、颜之推《颜氏家训》皆用骈偶：“闲尝诵习其文，遒炼隽逸，使人玩释不厌。后之学为骈文者，此数家书安可不读哉！”［2］第4条子书重在议论说理，如果骈体能在议论说理方面有所拓展，不仅可以“学术文章，互为表里”，而且还可同子书一样起到经时济世之用。正因如此，孙德谦骈文创作的最大特色是“抒情之作绝少，而议论之作偏多，所作皆运思密栗，鞭辟入里”［17］。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指出序文“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18］。清王之绩《铁立文起》则认为：“叙事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体。此说亦可救《明辨》先议论后叙事之偏。”［11］3655孙德谦的序文却多以议论为正体，除上举序文外，其他如《〈浔溪诗征〉序》：“后世选文之例，昉自萧梁。论者以其宏综百家、包举八代，谓与龙门纂史，异辙同轨。夫岂不然？顾国风十五，政俗攸关；方州志乘，实为嗣响。若乃沈莹《水土》，拾其旧闻；殷瑶《英灵》，证其坠筒，最录乡彦篇咏，以备一方之史，盖尤具体而微焉。”［1］上卷5他创作的其他文体也多发议论，如《复李审言论骈文书》有云：

　　子桓论文，以气为主，但清浊之差，犹易窥测；刚柔之质，自判阴阳。昔贤谓宣城撰史，创立文苑。其文气体卑弱，适见世衰。岂知骈俪一家，无取雄伟。尝试论辟，粗足形容。逸士萧闲，自具林泉之性；良媛贞静，讵假涂泽之华。［1］下卷3

　　这些文章都是在践行其“说理散不如骈”的理论主张。不可否认的是，“说理散不如骈”毕竟只是理论期许，真正落实到骈文创作之中，也有诸多困难。孙德谦骈文说理的内容相对狭窄，多为论文谈艺。这也是理论与实践因作家个人禀赋、才情、环境等因素而往往无法一致的具体表现。钱基博论其骈文“好自标置，特工议论，而所作或不逮”［19］，并非是没有根据的苛刻之评。

　　五、孙德谦骈文学的意义与影响

　　孙德谦的骈文学理论与创作，对推动骈文理论的深入研究，廓清对骈文文体属性的全面认识，呼吁学界对骈文创作的关注等维度，均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在理论层面，晚清民国骈文学主要表现为五种形态：一是采取传统的文话形式，如孙德谦《六朝丽指》等；二是骈文选本，如李定彝《当代骈文类纂》等；三是文学史著作，如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等；四是以文体形式呈现的专题研究，如钱基博《骈文通义》、谢无量《骈文指南》等；五是当时报刊登载的代表着现代学术形态的骈文学论文，如王瑶《徐庾与骈体》等。其中成就最大的首推孙德谦的《六朝丽指》，以上论著大多受其影响。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六朝丽指》的援引上，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的引用多达七处，有些甚至是整段的引用。钱基博虽然不满《六朝丽指》“辞繁而情隐，鲰生末学，未易测其指要”［20］103，但其《骈文通义》也多是在孙德谦论点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如认为骈文“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20］116。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但在此之前，并未有系统研究六朝骈文的专书，这不免会让人质疑其能否代表“一代之文学”。孙德谦则对六朝骈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评论和自成体系的探讨，从而填补了文学史对六朝骈文进行总体研究这一空白，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六代之骈语”的认识。孙德谦的骈文理论由于不脱离创作实际，有时甚至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述六朝骈文的文体特征和艺术手法，实有会心，内涵丰富，精深渊微，所以直至今日学界虽有补正增益，然宏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如当代著名学者张仁青认为：“凡通篇以偶句连缀成文者，是为广义之骈文，六朝末期以前之对偶文章属之。而狭义之骈文，通称为四六文，六朝末期以后之对偶文章属之。四六文构成之要件有五：1．对偶精工；2．用典繁夥；3．辞藻华丽；4．声律谐美；5．句法灵动。此五者缺一不可，缺其任何一项，则不得谓为纯粹之四六文矣。”［21］91 这仍然是对孙德谦观点的因袭和发展。孙德谦对对偶、用典、声律、藻饰等文体特征以及烘托、形容等艺术手法的探讨，侧重立足于语言层面，特别是字法和句法，多发前人所未发。正因如此，他进而结合具体创作实例发人深省地指出：“近人喜语体者，以为用此则生，文言则死，其排斥骈文尤甚，此大谬不然。夫文之生死，岂在体制。”［2］第99条王水照先生强调：“离开语言分析，离开文章写作，所谓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民族特点，所谓中国文学史的世界性地位，将无从谈起。”［22］以此反观孙德谦的骈文学思想，其价值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晚清民国是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文体学的转型期，是传统文学和新文学的分水岭。自古以来，文体之变莫大于此。”［23］前文所举民国骈文学论著虽有一些是以文体形式呈现的专题研究，但他们都很少从分体的角度研究骈文。孙德谦浸淫于传统学术，但又不满传统儒家“或失之琐碎，或失之高深，而训诂一家，性理一家，斤斤于文字之末”［24］，继承与发扬了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梳理和辨析骈文所涉及的多种文体，以建构骈文文体体系。现在我们认识到各体骈文的演变应与骈文整体的发展主脉多有错落，只有充分了解各体骈文的独特性，才能对古代骈文的把握更为充分和到位。这无疑更为凸显了孙德谦《六朝丽指》的卓尔不群。孙德谦还结合涉及叙事的相关文体来论述骈散合一、骈散兼行等命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拓展骈文的叙事功能和探索骈文的叙事艺术。古人往往认为骈体不适宜叙事，如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云：“古文必推叙事。”［25］直到民国时期，章太炎《文学略说》仍强调“叙事者，止宜用散”［26］303。如果结合清末民初以徐枕亚《玉梨魂》为代表的骈体小说盛行一时，以及编纂于民国初年的郑好事《骈文丛话》就已关注到这类骈体小说，那么就更能彰显孙德谦“骈散合一”相关论述的时代意义。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一文认为嘉道以来的“不拘駢散论蕴含着某种奔放的精神素质，它要求消弥畛域，消解禁忌，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世纪之交文界革命理论的前奏”，“他们在自身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积极探索，对于散文向近代的过渡，无疑是有一定精神‘先驱意义的”［27］。其实，孙德谦的骈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论对骈文学的现代转型，还是对散文从古典终结期向近代的过渡，都更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

　　遗憾的是，孙德谦的一些骈文学思想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和吸收。如章太炎《文学略说》认为“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26］303。孙德谦却强调“说理散不如骈”。他的这一论点在当时应者寥寥，就笔者耳目所及，只有瞿兑之赞同其说：“殊不知以骈文作论说，正可利用他的词藻，供引申譬喻之用，利用他的格律，助精微密栗之观。”［28］新文化运动以来，纯文学的观点愈加盛行，也就愈发忽视文章的议论说理，如周作人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散文一集》，“议论文照例不选”，因为它们“至多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29］。而后来的骈文研究者受此影响，多强调骈文的美文性，如“骈散之分既定，则散文远不如骈文之美。凡为散文者或轻骈文，为骈文者或轻散文，此坐不知美文与实用文之殊耳。故今惟叙骈文，示美文之轨则焉”［30］ 173，“吾国美文，最盛于六朝之际。至唐以后，则实用文盛而美文衰矣”［30］232，“骈文为唯美文学之一种，亦即属于美感之文学，不可不着重词采”［21］13７。这无疑影响了我们对古代骈文的多维认知。因此，孙德谦的骈文学思想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

　　注释：

　　（1）如当世论骈文创作往往将孙德谦与李详并称，王国维甚至认为孙德谦的骈文成就高于李详（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冯煦不仅赞扬孙德谦的骈文创作“异军特起，群列退辟”，还盛誉其《六朝丽指》“洵乎前哲之流别，来学之津逮矣”（《六朝丽指》序）。李详也高度评价孙德谦的《六朝丽指》：“前人似未有此撰述。”“此书一出，将使《法海》为附赘，《丛话》为卖饼矣。”（《与孙益庵三函》之一）。

　　（2）该书共一百则，原来并无序号，为了检索方便，笔者按次序加以编号。

　　（3）苏轼《李委吹笛》诗小引：“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要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１３６页。校相较钟子期事，李委寿东坡事当为生典。

　　（4）孙德谦《六朝丽指》承《四六法海》之误，以为陈宣帝作，其实应为陈文帝作。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又《锦带书十二月启》亦不类齐梁文体。其《姑洗三月启》中有‘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声句。考唐人《试莺出谷》诗，李绰《尚书故实》讥其事无所出。使昭明先有此启，绰岂不见乎。是亦作伪之明证也。”（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２７５页。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将《锦带书十二月启》列入附编，持存疑态度。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认为《锦带书十二月启》“其风格确与昭明其它文字不类。萧统的文章，总体上崇尚淳雅，不事华辞，比如他的《答晋安王书》和《与晋安王令》都是萧统文章中的名作，但都不像《锦带书》那样整饬藻丽。不过以风格的认定来确定作者，总是十分危险的，由于年代久远，及判断上的主观性等原因，往往与实际相差甚远，因此，在没有十分明确的证据时，我们还是把这作品判给萧统”。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８６页。笔者认同曹道衡、傅刚二人的观点。

　　（6）关于题辞文体的起源和演变，高步瀛《文章源流》论述甚详，认为“古之序盖皆在书后，赵氏移前，故曰题辞。”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０９页。从题辞的起源和性质来看，将其归于序体是比较合理的。

　　（7）古人也認识到《程器》篇在全书中有些另类，整一性明显不足，但多将原因归结为刘勰强烈的表达冲动导致逻辑的歧离。如纪昀说：“此亦有激之谈。”“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参考文献：

　　［1］孙德谦.四益宧骈文稿［M］.上海：瑞华印务局，1936.

　　［2］孙德谦.六朝丽指［M］.四益宧，1923.

　　［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6

　　［4］［金］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8.

　　［5］［清］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398.

　　［6］［宋］王銍.四六话［M］//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8.

　　［7］［清］阮葵生.茶余客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46.

　　［8］［清］孙梅.四六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9］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3.

　　［10］郭建勋.楚辞的文体学意义──兼论楚辞与几种主要的中国古代韵文［J］.中国文学研究，2001，（4）：１０－１６.

　　［11］［清］王之绩.铁立文起［M］//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2］赵益.孙德谦“说理散不如骈”申论——兼论骈文的深层表达机制［J］.文学评论，2017，（4）：１００－１０７.

　　［13］［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2.

　　［14］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评议［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5］［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Ｃ］.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6－137.

　　［16］孙德谦.诸子通考 国学初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9-40.

　　［17］张仁青.六十年来之骈文［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3２.

　　［18］［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5.

　　［1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７：116.

　　［20］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骈文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1］张仁青.骈文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22］王水照，朱刚.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J］.文学评论，2010，（4）：１８－２３．

　　［23］吴承学.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１７－２８．

　　［24］孙德谦.孙益庵论学三书［J］.国学丛刊，1923，（3）：１５３－１５６.

　　［25］［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768.

　　［26］章太炎.国学概论 国学略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27］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J］.文学评论，1997，（3）：１０９－１１６．

　　［28］瞿兑之.骈文概论［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30．

　　［2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20：107．

　　［30］谢无量.骈文指南［M］//谢无量文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