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国时期文言歌词大量存在，当前学界却少人问津。要扭转这一“冷门”态势，应当在对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文献进行梳理、辨别、整理的基础上，从多元视角与路径来建构“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由此填补中国歌词史、现当代旧体文学乃至现代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开拓诗词学、音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整理研究；学科建构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59-00７
因文学观念的偏颇、专业素养的失衡、协同研究的难度等限制，当前学界对清末民国“文言歌词”的文献整理、文学史、艺术的研究以及数据库的建设迟迟未能提上日程。要扭转这一“冷门”态势，我们主张在对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文献进行梳理、辨别、整理的基础上，建构“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本文欲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其整理与研究的态势、方法与意义等，以填补中国歌词史、现当代旧体文学乃至现代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开拓诗词学、音乐文学、韵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一、相关概念界说
“清末民国文言歌词”，主要是指清末民国（1900—1949）这一个阶段出现的采用文言或传统文体写成、运用于或付诸现代音乐来演唱的歌词（歌辞）。于此，先对其内涵与类型等予以界说。
其一，时限上，“清末民国”的断限问题。之所以将起点定在1900年，其原因之一是1900年前后出现了大量以新音乐（西方音乐）为主的文言歌词。此时段出现了《音乐小杂志》（1906）、《灿花集》（1908）、《白阳》（1913）等新音乐杂志，刊登了不少用文言填写的新音乐歌词。这些歌词与传统的词曲作品最大不同是“马上可歌”。之所以将终点定于1949年，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白话文的全面推行，大量的白话歌词应运而生，而文言歌词逐渐式微（实际上还有存在），其创作力度不如此前一个阶段。“清末民国（1900—1949）”与“现代”（1919—1949）有30年重叠时间，本当以“现代”名之，但由于“现代文学”等已有专门内涵与所指，并且“文言歌词”一直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现代文学研究界、现代音乐研究界并未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因此我们以古典文学研究惯用的朝年划分研究时段方式来定位，弥补专门以“现代（1919—1949）”划分时段出现的割裂源流、忽略演变传承轨迹等方面的不足。
其二，语体上，“清末民国文言歌词”与文言或传统文体密不可分，与白话歌词同为现代韵文的一种，但与白话新诗歌词的语言与语体不同。文言歌词自古以来就存在，同并行的白话歌词多出自民间不同，其主要创作者为文人。要指出的是，文言歌词从文体上来判定，当有用传统文体与用西方新文体两种方式写成者。前者如易孺等音乐家用新乐填制的“新体乐歌”歌词等，后者如当时翻译家用文言来翻译外国歌曲形成的歌词。
其三，性质上，“清末民国文言歌词”与近现代音乐或乐曲密切配合，是音乐文学之一种。文言歌词所配音乐除了西洋音乐外，还有传统词曲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等。而白话歌词与现代新乐关系密切。传统的诗词曲文体由于其音乐的失传，人们仅依其文字格律与文体格式来填制作品，故不属于歌词。只有这些诗、词、曲作品和现代音乐相结合演唱时，才有可能成为歌词。而诸如唐宋诗词等古典作品被重新谱曲或其原来曲谱被译出后付诸演唱时，就成为此阶段特殊的文言歌词。民国时期出现不少以新乐曲重唱古典诗词的情形。虽然其作品创作时代为古代（如唐诗、宋词），但按其在民国时期被重新配乐或演唱的实质，此类作品已变成了“清末民国文言歌词”。这也是我们当重视的对象。又如当时还有新填制的传统诗词被谱上乐曲演唱，笔者编纂的《全民国词·第一辑》中就多有存在，此类诗词，其实际性质当是“文言歌词”。
“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根据其产生的途径与功用等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分别是：由当时传统词曲作家填制形成的配乐歌词、由当时音乐家为传统诗词名篇谱曲而形成的声诗歌词、由宗教音乐所传唱的唱道歌词、由传统的乐曲或传统歌词文体形成的韵文歌词等。
第一类是由当时传统词曲作家填制形成的配乐文言歌词，主要有传统乐歌歌词与新式乐歌歌词两种。传统乐歌，指依传统音乐如诗词古谱、琴曲、戏曲音乐等填词形成的歌曲歌词。如张之洞就曾依昆曲作《学堂歌》《军歌》（1），严复《巩金瓯·国歌》（2）即是由溥侗以京剧音乐改译成五线谱演唱出来的。又如李叔同《祖国歌》（又名《大国民》《国民歌》）曲谱采用的是当时民间乐曲《老六板》，词却为文言。（3）新乐歌词，即采用新音乐（由西方音乐方式形成的音乐）写成的歌词。如陈栩、沈心工、李叔同、易孺就依新乐创作有不少文言歌词。如陈氏《栩园新乐谱》中采用当时流行的新乐如“体操歌”等新乐谱重新创作《孤山》《愁来处》《浣溪纱》《藤花》［1］等文言歌词。沈心工则利用日本歌曲《高岭》填成《黄鹤楼》，而这首日本歌曲则又是根据德国歌曲旋律填词。词曰：“独自登临黄鹤楼，坐看江水载行舟；千帆容易随流去，一樟艰辛赴上游。”［2］４１李叔同《送别》也是依日本歌曲填成的文言歌词。（4）新乐文言歌词还包括通过文言翻译形成的外国歌词，如《法兰西革命歌译词之一》有“咄嗟其起翳，吾国青年。时其至矣，来日光天。苛政猛虎，犹自肆贪涎。残民以逞，赤帜高搴。残民以逞，赤帜高搴。恶声四起兮，尔其闻旃”［3］等语；《春天歌》是由英文幼儿园歌译出：“回想隆冬、严寒之时，诸物若甚凄凉。今试举目万象皆欣。请问是何原因？美丽之春复临，美丽之春复临！”［4］均是文言。其翻译者虽不全是专门的词曲作家，但其所译亦属于新乐文言歌词的范围。当时以文言翻译的外国歌词情形还有不少，也是我们研究文言翻译外国文学时当注意者。
第二类是由音乐家为传统诗词名篇谱曲而形成的声诗歌词。晚清民国歌词中有不少是古典诗词名作被谱以新曲而形成的。改编自古曲辞赋者有《卿云歌》《木兰辞》（萧友梅曲），《敕勒歌》（冼星海词曲）。唐诗名篇被重新谱曲者，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萧友梅曲），李白《春夜洛城闻笛》（刘雪庵曲）、《静夜思》（贺绿汀曲）、《清平乐》（谭小麟曲），贺知章《咏柳》、顾况《竹枝》（刘雪庵曲），白居易《花非花》《長恨歌》（黄自曲）等。词作中名篇被重新谱曲者，如张志和《渔歌子》（贺绿汀曲），李后主《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林声翕、陈歌辛、谭常健等先后谱曲）、《望江南·多少恨》（华阳曲）、《临江仙·樱桃落尽》（林声翕曲），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改名为《怀旧》，程懋均曲），柳永《雨霖铃》（张定和曲），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赵元任曲）、《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黄自曲）等。元明清诗词名篇被重新谱曲者，如萨都剌《金陵怀古》（杨荫浏曲），管道昇《我侬词》（应尚能曲），纳兰容若《相见欢·落花如梦凄迷》（陆华柏曲），李渔《减字木兰花·田家》（华柏曲），曹雪芹《红豆词》（刘雪庵曲），郑燮《坚劲歌·咬定青山》（胡周淑安曲）等。此类“旧词新谱”式歌词从文本来讲属前代诗词，而从其性质来判，当属于近现代文言歌词之一种。此类“旧词新谱”式歌词在唐宋元明清等时代也大量存在，可分由声诗唱法形成的“声诗歌词”与由旧词重新谱曲形成的歌词两种。鉴于其歌词虽然是前代的、文言的，但因其曲谱或音乐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自然当归属“清末民国文言歌词”。
第三类，由宗教音乐所传唱的唱道歌词，主要包括清末民国时期佛教文言歌词、基督教文言歌词。前者，如杨文会、释善因所作《佛教初学人道歌》［5］、林湛西《愿劝善信戒杀持斋入林居士专一念佛生西结果安乐歌》［6］、烁迦《释迦牟尼礼赞歌》［7］，以及慈明居士、慈力的《太虚大师赞歌（歌曲）》二首［8］等均为文言歌词。后者，早在十九世纪初，即有传教士用外国歌曲演唱来宣教，虽然多为白话式的，但其中亦有不少文言。如1876年开始到1877年《小孩月报》刊登有教会歌曲多首，其中《岸明》《当乐而乐》《白超乎雪》《守诚有福》［9］等均为文言韵文。又李作楫《劝人信主歌》：“黄农尚熙皞，尧舜重孝悌。孔丘守忠恕，孟轲言仁义。今人较古人，何以不如是。”［10］杨宇清《劝人信主歌（调寄颂主诗歌二百六十四首）》《劝人信主歌（苏武牧羊调）》［11］等均为文言韵文。
第四类，由传统的乐曲或传统歌词文体改造形成新的韵文歌词。晚清民国的词作中存在不少“自度曲”“自度腔”“自制曲”，究其属性当为“文言歌词”。如汪曾武《石湖仙》序云：“寿石工初度依白石，老仙寿石湖居士，自制曲赠之。”王庆昌《昔梦词》中有《西窗烛》，其序云：“山谷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世间惟有贺方回。贺词向少专集，莫厘朱紫鹤丈曾搜刻百数十阙行世。即和其万竹楼集自制曲韵，索之。”说明这种词作是用传统词体写成，但又重新谱曲者。如汪炳麟《俪乐园诗余》中《闺情小令》序云：“宛陵寄寓，偶感离思，因剪取小调声音，自度此曲，以箫管吹之。”［12］章柱《藕香馆词》中有《西楼月·重过西楼》（5）为自度曲，周镜湄《镜湄长短句》中有《东风无气力（自制）》《池上柳（自制）》《醉来眠（自制）》《忆故人（自制）》等多首。此种作品非传统词体，而是新制体式，附以新曲。
在此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清末民国学堂乐歌多包含以上各种类型的文言歌词。如当时新式书院有采取以文言歌词来宣扬新的文明、文化理念的乐歌；而学堂乐歌中，则有不少以文言翻译的外国歌曲、以新乐翻新翻唱前代诗词名篇的歌曲。军校、新式大学之类的乐歌中有不少歌词是以文言创作的。更有一些作品是文言与白话相夹杂的。根据文言词汇所占的分量我们将其占比超七成者视为“文言歌词”。总体来看，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呈现繁复、杂糅的现象，需要细心、认真辨识、判定。
二、学术态势与建构基础
“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整理与研究”是填补近现代歌词史研究空白的课题，是近现代音乐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涉及近现代歌词史、近代文学、近现代音乐史、近现代诗词学、近现代旧体文学以及近现代文学文献学等领域，于此我们阐述相关研究态势，以见其整理研究的学术动向与建构“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的学术基础与紧迫性等。
其一，清末民国时期存在大量的文言歌词，从数量、内容以及价值等方面来看，值得我们整理与研究。一方面，清末民国一直存在文言歌词创作的情况，不容忽视。清末自从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后，出现了不少新音乐歌词，这些歌词用文言写成，与当时的词曲作品在文体、体式、作法以及语言等方面有明显不同。如新国歌、新礼仪歌、新军歌、新校歌以及西式学堂乐歌等，均是异于传统文体的作诗填词方式的文言歌词。民国建立至1920年（全面推行白话）这一阶段，也有大量文言歌词涌现。不仅有新式学堂歌词、革命军歌以及礼仪歌词，还有采用西方音乐或新式乐谱来重新演唱传统词曲形成的“声诗”歌词。同时，还有用中国传统音乐或曲谱来填制的文言歌辞（如书院院歌、传统仪式歌、佛道歌曲等歌詞以及古谱歌词等）。1920年以后，随着白话文的普及，虽然由新文学家或音乐家采用新式音乐创作了大量的白话歌词，但是由于传统文人使用文言习惯，其创作歌词时或采用传统音乐形成文言歌词，或采用西洋音乐形成文言的新体乐歌（当时的新体乐歌歌词有白话与文言两种）。另一方面，清末民国时期的文言歌词同白话歌词一样，都具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如当时南社诸子率先大量采用外来音乐或新音乐创作了一批革命歌词，无论在反清、反帝、反袁等活动中均起着积极作用。梁启超等曾试图将长短句作为新体乐歌歌辞形式。又如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与影响，民国时期音乐界出现了以文言的传统诗词式的作词与以白话新诗方式的作词两种争议。易大厂等人提倡文言的“新体乐歌”，而萧友梅、黄自、田汉等主张白话，龙榆生则主张兼顾。当前学界在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歌词史时，多忽略了“文言歌词”在当时大量创作的史实。因此，需要我们加强并深入探讨之。
其二，当前学界对近现代歌词学或歌词史方面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多，涉及文言歌词问题者则很少，但为我们研究文言歌词问题提供了学科理论支持。如苖菁的《现代歌词文体学》（2002）集中探讨了现代歌词文体特征，此书从歌词的构思、建构方式和分类体式等几个方面细致地阐述了歌词的艺术特性，突破了将歌词归属为诗的研究思维。又如陆正兰的《歌词学》（2007）是一本为建立现代歌词研究学科的尝试之作，全书从文体到文化由里及外搭建了一个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歌词研究理论框架。文体学部分详细讨论了歌词区别于诗的各种特点：歌词的语言特征、结构特点、音乐性、体类演变。文化学部分提出歌的生产与流传之间的意图循环理论、歌众创造性解码、歌词意义在场实现等特点，突出了歌词文体作为一种特殊文化载体的特殊意义。再如傅宗洪的博士论文《现代歌词与大众诗学》（2008）从接受美学角度考察了现代歌词的不同形态、品质及性能等。虽然上述成果侧重点不在全面考察清末民国的文言歌词，但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文言歌词的文体艺术、特征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其三，当前学界于近现代音乐文学、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虽然立足点在音乐而不在文学，却也为我们专门研究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奠定了研究基础。总体而言，当前成果对清末民国歌词的文学层面研究不足，且于文言歌词方面鲜少涉及。而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从事音乐文学研究者，多集中在古代的乐府、词曲、戏曲、说唱文学等方面，对近现代的音乐文学还未专门涉及。音乐界研究者如庄捃华的著作《音乐文学概论》虽然出版于2006年，但成稿在1979年之前。此著也曾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试用教材，为中国较早系统探讨歌词艺术的专著，但其研究目标不在音乐文学的历史与文献。而如王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孙蕤《中国流行歌曲史》、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金兆钧《亲历流行音乐20年》等著作属于音乐史研究，只是捎带论及歌词。又如陈净野的著作《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2007）重在个案研究，涉及了李氏的一些文言歌词问题。徐帆的《中国近现代军旅歌曲发展的历史回顾——清末民初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歌》（2004）着重研究中国独具特色的军旅歌词，对文言军旅歌词有所涉及，但并未专门研究。叶舒阳的论文《基于大型曲库资源分析的“中国风”歌词研究》对近40年来的“中国风”歌词语料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中国风”歌词整体呈现出“声韵和谐、平仄相间”“异语并置、文白夹杂”［13］等风格，并分析了对文言句式的仿用与创新。虽然文章并不是直接探讨清末民初的文言歌词，但在文中分析的“中国风”歌词文本大量化用古代诗词歌赋，却让我们看到文言歌词和白话歌词的融合，构成了独特的歌词气质。诸如此类的专题研究为我们研究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其四，当前对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全面整理刚刚开启，与之同时的文言歌词的全面整理却接近空白状态。民国时期已有《沧海遗音》《雍园词钞》《近人词选》《广箧中词》之类的民国词集汇刻与选本出现。新时期以来涉及民国旧体诗词的重要选本有华钟彦《五四以来诗词选》、毛谷风《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等。自2006年至今，“全民国词”编纂工作由曹辛华教授主持展开，目前《全民国词·第一辑》［14］已基本完成。根据当时创作实际，其中包含有以词体方式写成的新歌词。当时龙榆生、易孺等所提倡“新乐歌词”作品，即分古典诗词体与当时新体乐歌两种。由于重现代、重白话、重通俗、重流行等新文学、新文艺观念的影响，当前对清末民国时期文言歌词的整理略显滞后。与之相关的总目、编年、叙录等文献汇编缺乏，尚未出現一部文言歌词作家名录或生平研究方面的专著。就目前文言歌词作者的生平文献整理现状来看，大多数均需要深入考索与进一步发掘。这就意味着全面整理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及其文献大有必要。
其五，“清末民国文言歌词”的学科归属上目前处于“四不管”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早展开整理与研究。所谓“四不管”即：研究现代音乐文学者以重点在白话歌词或文言功力不足而不管，研究现代文学或现代诗歌者以其古典语言而不管，研究近代文学者以其时间断限交叉少而不管，研究古典诗词曲者以其时间断限不在学科划分范围而多忽略不管。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民国时期各种新文学文体的全面整理已卓有成效，如于友发等《新文学旧体诗选注》、钱理群等《二十世纪诗词注评》等均属于此；研究著作方面，如民国时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当代学者的研究如李遇春的《当代诗词编年史稿》和目前尚在进行中的《民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等。由于文言歌词处于古代、新文学、近代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四不管”的境地，目前缺少相关史著和系统研究，这与其存量（据本人所掌握文献初步统计多达2000首）和流行程度（当时不少传统诗词家均有歌词创作，大量音乐期刊刊登有文言歌词，不少文言歌曲成为当时流行曲）不相匹配，需要我们重视。
三、整理研究的思路与方式
“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整理研究”总体思路为：先搜辑当时各种文言歌词文献，形成作品集与数据库，由此对其中相关文献问题进行研究、辨别与梳理，同时展开宏观与个案相结合的理论批评层面的研究。
其一，夯实基础工程。对清末民国（1900—1949）出现的各种文言歌词及相关文献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展开“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全编”的编纂工作。从此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搜辑出各种文言歌词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整理与编纂，其内容主要包括文言歌词文本的搜辑、总目、叙录、辨别、录入、标点与注释说明等。
其二，横向扩展充实。即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长期处于“冷门”状态的文言歌词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综论与专题相结合的研究。如“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属理论综合研究部分。其内容包括产生背景、演进历程、总体特点、思想内涵、艺术特征以及诗史价值、意义等。又如专题研究部分则或选取诸如军歌、战歌、校歌、学堂乐歌、礼仪歌词等类型研究，或选取重要的社团流派如南社、强村词派来研究，或重要的作家如陈栩、易孺、黄自、傅青主、龙榆生等来研究，或选取重要现象如新体乐歌、“词的解放运动”、文白歌词之争等来研究。更要由理论、批评等研究入手，把握历程、轨迹与特点，发掘清末民国文言歌词的文学、文化以及理论等价值。
其三，多维视角研探。如采取文学史视角，以引起更多歌词研究者重视。只有把“文言歌词”提高到和“白话歌词”一样的重视程度进行整理研究，才可能把握此时期歌词创作的全息面貌。又如采取音乐文学文体视角，可将清末民国时期的文言音乐文学分为文言旧体文学（用传统诗词曲体式）与文言新体文学（像翻译歌词就是辞用文言而文体却是现代的或西方的）两类，这样有助于扭转当前以音乐为本位的思维定式。后者文言新体文学是因新音乐出现而产生的新式韵文，是韵文发展史上的新品种。再如我们当坚守现代旧体文学视角，文言歌词虽然也有少量用新文学文体或新诗体式写成者，但大多数是用旧体或传统文体写成的作品，有“旧瓶装新酒”的意味。因此，研究“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可扩大旧体文学研究的范围，填补歌词文体、文学领域空缺的同时，还可为近现代歌词的新变提供史实证明。再如采取音乐曲律学视角来研究，可以发现当新的或外来音乐传入与影响歌曲创作时，作家、作曲家如何填词以适应新变，由此为新乐与语言的文白关系问题提供较为实际的明证。
其四，史观层的总结。“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是赓续中国传统歌词史的史著之一。之所以单独列出予以强调，其最重要缘由在于现当代白话歌词的出现与风行。当前人们从事现代歌词史研究时，大多无视或轻视与之相应的“文言歌词”不仅存在而且一直被创作着的史实。为此，我们提出整理文言歌词的文献与史料，研究、辨析与考索当时文言歌词的实际生态与历史事实等问题，主要目标在建构与撰著“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如何达到此目的呢？我们认为，一方面当先形成“考论式”的著作，即以考论结合的方式，先搜辑完成清末民国文言歌词的作品总目，对其存在问题予以辨别考索，同时对当时各种诗词与歌词文本、选本进行梳理、考察，抽绎其中与文言歌词相关的文献。另一方面，对当时的诗词作家、作品进行全面梳理，不仅考察其中的文言歌词作品，还要揭示其创作文言歌词的动机、缘由与生态等。再一方面，要从选本、流派、理论、批评、论争、歌唱以及刊物、出版、传播、教学等方面对当时的文言歌词创作、传播与接受诸问题逐一专题探讨，在此基础上撰著高质量的史著。特别要指出的是，应顾及当时的海外汉诗歌曲或华文歌曲中的文言歌词，顾及当时外来歌曲的文言翻译等。还要深掘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上传统的坚守与现代的创新二者的融突，揭示中国传统歌词文化在现代的新变与传承。为达到此目标，在充分与扎实地整理与研究“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文献的基础上，当有“概论”“考论”“大观”“综论”“史论”以及类似“文学史”加“作品选”式的各种史著撰写的展开。
笔者曾指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势在必行：“就目前情况来看，从事古代、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可率先进驻行动。一方面，当集中各文体研究专家对各体作品分工研究合著成史。这种团体作战的方式虽有生硬、拼凑等弊端，但是可以尽快形成专著给人以总体印象，促进更多的学人投入。另一方面，可如前文所论，先形成分体史，然后汇集成总体史。所幸的是，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分体专著出现。”［15］于“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及其整理研究这一课题，也当如此，不仅需要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者投入，还需要更多的歌词学、音乐文学、文艺学等专家进驻，形成攻关团队，才能尽快展开并有所突破。
四、整理研究清末民国文言歌词的意义
我们提出对“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整理研究”这一课题进行攻关，无论对民国词的整理与研究、清末民国歌词与音乐文学研究，还是对现代诗歌史、文言韵文史等领域的研究乃至现代歌词学、现代音乐文学学科的建设等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一，对清末民国文言歌詞的整理与研究，有利于充实近现代音乐史、音乐文学史与歌词史的史实研究。当前由于古典文献、古典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素养受专业限制，不少学者对传统音乐及其文言歌词的实际情况未能充分认识与研究，致使其论著中缺失了文言歌词的章节或论见。这就需要在坚持“音乐”这一中心的同时兼顾文言与白话歌词，专门对此问题从文献搜集整理与考察研究两方面展开深入细致的学术攻关。如此，方可弥补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其二，此课题的开展有利于现当代旧体文学，特别是民国诗词研究的深入。一方面，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既与传统的旧体文学密不可分，如传统的乐府文体、词曲文体都有可能成为此时期文言歌词产生与创作的方式。民国时期亦有以白话为诗词来演唱的情况，自然也有以文言为诗词付之音乐（传统音乐、西方音乐）的现象。特别是为经典诗词谱曲歌唱的“旧诗词新唱”情况就更多。另一方面，当我们在整理编纂“全民国词”时，对当时词作的判定，必须先区分与辨别文言歌词中的声诗歌词与词体歌词，由此才能判明是否为民国词作。可以这样说，文言歌词也是民国诗词学研究的对象，对民国诗词的研究不能置“文言歌词”于度外。只有考虑到此点，现当代旧体文学、民国诗词学或近现代诗词学的外延才更周全，研究领域才能拓宽。
其三，此课题的研究有利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诗词学等学科领域的拓展与建设。如当前近代文学的研究于诗词、戏曲、小说、辞赋、散文等领域已有较多成果，于民歌方面也有重大项目出现，而对同生共存的歌词研究却一直未纳入研究视野。现代文学学科对新诗乃至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也有所关注，对白话歌词有一些研究，但对文言歌词的研究却一直无视。这些“冷门”现状需要改变。而对清末民国文言歌词的研究与展开将拓宽其领域，提升其学科内容建设质量。
其四，此课题对百年歌词文献的全面整理以及音乐文学史料学建设等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如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编《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１６］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回溯性民国音乐文献专题目录，分为音乐理论、音乐史学、音乐教育、音乐工具书以及其他等五类。而晨枫组织编选的《百年中国歌词博览》［1７］收录５００余位作者的近８００首歌词作品，但由于并非“全编”性质，其中近现代卷中缺失不少当时文言歌词的内容。王立平主编的《百年乐府：中国近现代歌词编年选》主要整理了辛亥革命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凡作者1531位、歌词3003首，其选取目标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反映人民心声。［２］序这些著作虽选录作品众多，但多为白话歌曲，整理得还不够全面，对文言歌词的选取也不够专业。因此，缺少文言歌词文献，更少文言歌词文献目录。基于此，当我们以“清末民国文言歌词”为中心来全面搜辑、整理，将弥补此方面的缺憾。这就启示我们，当以“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全编”来为近现代音乐文献、歌词文献提供史料补充；同时，为民国诗词的判定、诗话与词话等文献的认知与判定提供参考，为现代音乐文献的完善提供史料基础，为音乐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开拓道路。
注释：
（1）赵子立《一峰集·自序》云：“光绪壬寅六月万寿节，张之洞在鄂宴外宾，盛张古乐。自撰昆曲曲词，强伶人以旧工尺谱歌之。传为笑柄。”见赵子立：《一峰集·词》，１９４４年长沙铅印本，第１页。
（2）严复《巩金瓯·国歌》云：“巩金瓯，承天铸，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见孙芹：《我国历史上的六首国歌》，《档案时间》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3）李叔同《祖国歌》云：“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惟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见李叔同：《李叔同集? 佛门三子文集》，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８３页。
（4）其乐曲原出自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依此作有日本歌曲《旅愁》。见张贵真《尺八简易入门? 琴古流谱式注解》，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７０页。
（5）《西楼月·重过西楼》：“西楼应是低徊地。憔悴韦郎，无限悲秋泪。浓荫里，青骢曾系，夜静裁诗，昼长煮茗。历历争来眼底，待欲把坠欢重拾，怎奈他浮生若梦，流年似水。? ? 却怪聪明增百虑。纵伊负我深恩，到头不悔。十载辛酸，还博得痴心两字。最难堪、今日重来。一弯新月，几曲雕栏，风景似当年，但少个旧时人倚。”见章柱：《藕香馆词》，上海图书馆藏１９４１年油印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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