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青年数字素养既是青年适应数字社会的必然之举，也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生态位理论，将我国青年数字素养作为独立的生态有机体，通过分析青年数字素养的生态位及其构成，厘清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发展的技术因子、空间因子和环境因子，展示数字素养的演进脉络。当前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存在数字堕距、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等限制因子，应从消解发展堕距、技术堕距和身份堕距中的数字堕距，弥合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数字鸿沟，破除竞争环境和共生环境中的数字壁垒的发展路径出发，以期巩固既有生态位，扩大基础生态位，寻求共生生态位。
关键词：生态位理论；数字素养；历史生态位；截面生态位；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２．７?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51-008
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软件定义、信息安全、虚拟化等数字技术与数字工具的成熟与普及，数字素养俨然成为青年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是青年在数字社会中生产、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成为数字时代青年软实力的关键指标。从生态学的视角看，数字素养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生物有机体，从传统素养中发展出来并在数字社会生态环境下获得一定的空间位置和机能关系。了解青年数字素养在我国数字社会的生态位，对确保数字素养生态系统协调运作，提高青年数字素养，发挥数字素养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的生态位及其构成
生态位理论在分析生态个体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揭示生态个体、种群以及物种生存与竞争的一般原理和普遍规律。［１］生态个体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占据一定的位置，生态位则从生存空间维度上衡量生态个体相对于其他生态个体在种群中的相对位置。惠克特等学者提出，生态位代表的是生态个体在整个生态群落的时间、空间位置以及机能关系［２］，是评价生态个体在生态系统中占据时空、占有和利用资源、充当角色和发挥功能状况的重要依据［３］。同生物个体一样，在复杂有序的数字生态系统、数字群落、素养种群以及数字素养层次系统中，青年数字素养也是一个持续生长着的有机体。数字素养帮助青年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数字资源、流量资源、信息资源和算力资源，进而获得最大发展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在确定青年数字素养所占据的生态位后，数字素养生态位所具有的属性和效能又持续对整个数字生态系统发挥功能、效用及价值，然后通过持续向外获取营养物质，以实现自身的更新、发展。基于对数字素养生态位内涵的分析，功能生态位是衡量青年数字素养在数字生态系统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其所发挥功能、作用的大小，技能生态位与思维生态位是功能生态位的重要构成，二者并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从系统进化论的角度理解，功能生态位是一个技能—意识的连续统一体，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生态观。
（一）技能生态位：基于具身关系的数字能力
从数字技能层面上看，青年数字素养是一种基于具身关系的数字能力。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客体被理解，而是如同器官一般，帮助个体感知世界。技术要联结现实个体与数字世界，必须通过语言文字、数字符号、公式法则、规律、命题等形式载体［４］，青年数字素养即为青年掌握能够对话数字世界的技术形式、运用已有的认识数字世界的技术设施以及制造新的表达世界的技术产品的数字技能。数字素养最初由美国学者Ｐａｕｌ Ｇｉｌｓｔｅｒ于１９９７年提出，他认为数字素养主要指获取、理解、整合数字信息的能力，通常包括内容评估、网络搜索、超文本导航、知识组织等四项基本技能。［５］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认为数字素养是指与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查找、评估、创建和交流信息相关的各种技能。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在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数字素养宣言》中将数字素养定义为利用数字工具并发挥其潜能的能力。［６］综上所述，青年数字素养的技能生态位实际上就是青年数字感官的进化过程，是青年借由数字技术感知世界、观察世界以及创造世界的能力迭代，是数字使用、数字运用、数字分享以及数字生产和创造的载体发展和更新过程。技能生态位是青年数字素养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生态位发展的底限，技术的不断突破和跨越是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在生态竞争中保持活力的重要保证。
（二）思维生态位：基于解释关系的数字思维
从思维形态层面上看，青年数字素养是一种基于解释关系的数字思维。青年数字素养不仅仅是狭义上生存技能的叠加与集成，更是一种全面、综合、跨领域与跨空间的思维方式的创新和变革。以色列学者Ｙｏｒａｍ Ｅｓｈｅｔ－Ａｌｋａｌａｉ认为数字素养是一种思维方式或特定的心态，数字素养的学习者需要以一种新的技术方式思考。［７］Buckingham更强调数字素养的文化功能，即数字公民需要能够批判性地评估和使用信息，询问信息来源、信息生产者利益、信息表达方式以及信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８］潘燕桃等学者提出，数字素养个体成员在数字时代需要具备的数字意识、数字知识、数字能力和数字伦理等多方面的综合素养。［９］２０２１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将数字素养与技能定义为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言而总之，基于解释关系的数字思维不仅是运用数字技术理解世界、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思考数字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等，也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包括数字知识、数字意识、数字伦理和数字责任。思维生态位是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发展的上层建筑，是生态位发展的上限，只有不断推动数字思维的发展，才能够推动生态位的整体高质量发展。
二、我國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的时空变化
生态位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进化论思想，是对生态个体或者生态单位同环境和其他生态个体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我国青年数字素养作为一个生态有机体，在其生命周期中，技术的变革、人机物关系的变化以及青年思维的变化都使得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的生态位不断变化和发展。生态环境中存在着很多对数字素养发展产生影响的生态因子，对数字素养生态位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截面生态位是青年数字素养在某个特定阶段的现实表现，展示了青年数字素养在特定社会空间中的现实形态和整体表征。历时生态位主要阐述了生态位的历时性变化，从时间序列上展示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的历史变迁，呈现青年数字素养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进程。
（一）截面生态位：青年数字素养的生态因子
1.技术因子：全域渗透的科技革命
以人工智能、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的现代化浪潮。［1０］互聯网、物联网为数字社会构筑“神经系统”，网络联通为大数据拓展积累了巨量的数据资源、信息资源和空间资源，使其能够像人的神经中枢一样思考、判断和决策。云计算通过整合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提供数字社会的“脊梁”。人工智能通过强化学习、进化算法等技术来实现自主探索、学习和演化，形成了数字社会的“大脑”。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使得数字社会里的生产资料（生产要素）成为更具价值并且可传递的数字信息（资产），是数字社会的“基因”。大数据技术，从采集、传输到管理、处理、分析、应用，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生命周期，形成了数字社会的“血液”。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科技革命开始呈现叠加状态，也构建了数字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
2.空间因子：全息交互的数字社会
数字社会是一个由技术、身份、参与、社交、体验与规范构成的生态系统。它具有“强技术性”，依托新兴的技术在“数字社会—物理社会”关系中发挥连接属性，实现人与人、人与数据、任务信息同人与网络的互连互通。同时，数字社会作为数字素养作用发挥空间域，具有“拟空间性”和“拟时间性”。数字公民在数字社会活动时具有沉浸感、参与感，这种参与感摆脱了传统社会“在场”的束缚，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在任何时间、地点、场合进行活动。这种脱域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虚拟空间，改变了个体产生、存在、活动以及互动的方式。在数字社会中，人—计算机—信息—数据构成连续的统一体，个体的存在方式实现了公民属性、特征的虚拟化，重构个体身份和属性的同时，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也重构了人类的存在方式。正如人的某个“元件”（如人脸、指纹、声音等）与其身体分离，以身体数据化的方式进入到数字社会。人的“画像”、身体、位置、行为、情绪与心理、关系、评价、思维方式等被数据化，数据化带来了人的身体存在的新方式，拓展了人（包括其身体）与他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模式。［1１］
3.环境因子：全球培育的数字框架
从生态学看，我国青年数字素养是一个独立生态有机体，与同样作为独立有机体的国外青年数字素养，二者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使得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在全球数字素养发展环境的位置与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说数字技术是数字社会发展的硬支撑，数字素养就是数字生存的软基础，只有不断提高青年的数字素养，才能弥合数字鸿沟，夯实数字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实现从数字大国到数字强国的转型与发展。数字素养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国家竞争力。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为促进数字素养发展，纷纷构建数字素养框架。如欧盟发布了《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数字素养：NMC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与《数字素养影响研究：NMC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国外的数字素养及框架研究的方法和经验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
（二）历时生态位：青年数字素养的演进脉络
1.计算机素养：计算社会中的数字设备使用
以计算机、半导体迅速发展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计算机素养逐渐成为青年的核心素养。美国北肯塔基大学把计算机素养定义为“对于已获得知识和经验的大学生及教师在其学科领域内必须具有熟练地和有效地利用计算机的能力。从计算机素养的字面含义来看，计算机素养是知道且能够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方面的能力。［12］因此，计算机素养本质上是一种数字使用的素养，是关于了解如何安全、健康、负责任和合乎道德地使用数字设备来满足我们需求的能力。
2.媒介素养与网络素养：网络社会中的数字信息传播
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变化，使得媒介沿着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的方向渐序向前，为了能够访问、分析、评估、创建和参与互联网的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13］，媒介素养成为青年的关键性素养。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素养是一种以各种形式解码、分析、评估和交流信息的能力。［14］根据世界银行和ＩＷＳ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２年６月3０日，全球互联网行业用户数达５３．８６亿人，全球互联网行业渗透率达6７．９%。全球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普及带来互联网渗透率的持续提升，网络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青年的关键性素养。Ｂａｗｄｅｎ认为网络素养是指人们了解、分析、评估网络和利用网络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15］因而，媒介素养与网络素养是在计算机素养基础上进行信息评估、传播和分享的能力。
3.信息素养：信息社会中的数字资源生产
移动终端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设备和数字技术的生产属性愈发凸显出来。这种生产属性既包括对原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的内容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扩充到数字资源的生产，数字资源的生产不仅包括数字设备的生产，也包括数字本身的生产以及数字关系的生产。因此，数字素养从原先的应用性的计算机素养、媒介素养和网络素养过渡到生产性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数字公民的核心素养和基本素质，是衡量数字人才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引领青年发展导向性素养。青年信息素养不仅包括运用广泛的信息工具和数字资源来解决问题的技能［16］，也涵盖了数字资源生产相关的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
4.算法素养：大数据社会中的数字智能推荐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支撑性技术被广泛嵌入到计算机系统的底层，通过数据训练与模型调整，算法能够辅助人类进行多样化的信息处理工作，算法的信息处理功能映射到信息服务层面，囊括了个性化推荐、自主决策、风险预测等在内的多样化服务内容。［17］基于此，算法素养的概念被提出来并成为引领性素养。目前对算法素养的定义可以分为功能型与解释型两大方向。功能型定义重在阐述算法素养的核心作用，将其视作人类理解算法如何塑造和产生知识的工具；解释型定义则侧重于对算法素养本身的解释和剖析，认为算法素养应强调和关注算法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机制。［1８］因而，在数字爆炸和数字算法分发信息的大数据时代，算法素养不仅包含数字获取、数字评估、数字管理、数字生产、数字意识、数字伦理，也对批判性的数字理解、数字质疑和数字思辨提出了要求。
5.数字素养：智能社会中的数字全息技能
面对技术更迭、数字变革、智能发展叠加下的数字化生存，青年从数据超载、信息茧房、数字孤岛的无序学习阶段过渡到数据、信息、知识开放、流通、利用和共享的价值探索阶段，进而又逐渐步入到计算开发、智能学习和互联互通的优化创新阶段。在智能社会，数字技术渗透到青年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化社会正在全方位重构青年的生存空间，产生以软件基础操作、电子商务交易、社会交往提升、电子办公技能、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创业以及数字经营管理等为主流的数字素养。新的数字素养从旧的素养框架中游离出来，进行自我更新、淘汰和修复，已经成为青年的数字全息技能以及前沿素养。
三、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发展的限制因子
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的时空变化阐明了生态位的变迁来自于技术因子、空间因子和环境因子的共同作用。生态位的变化不仅源于内部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同时也有来自外部其他生态单位的作用力。当前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存在数字堕距、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等限制因子。
（一）技术限制因子：数字素养发展中的数字堕距
对数字素养生态位的构建起作用的众多因子并非等价的，其中某个因子起决定性作用，它的改变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发生变化，这个因子称之为主导因子。在数字素养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每一次关键的技术变革都会引发数字素养生态位的变化，即作为主导因子的技术因子的发展引领数字生态位的变化，而技术发展所引起的“数字堕距”也成为数字素养生态位增长的限制因子。
技术发展速度与技术需求增长不同步的“技术堕距”影响青年数字素养的可持续性提高。随着互联网向Web 3.0的深度推进，我国青年获取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打造个性化的数字形象、实现交互性的数字社交、完成自主性的数字学习以及营造安全可信的数字空间等需求愈发迫切。然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当前技术需求增长存在不同步的情况。5G技术部署架构仍需进一步优化，云、边（雾）、端协同计算技术尚未实现去中心化计算，区块链技术的可信问题、软件缺陷与漏洞等安全问题尚未解决，虚拟交互技术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融合中依旧存在壁垒。“技术堕距”限制了数字素养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数字素养生态位的可持续性增长。
数字技能发展与数字意识发展不匹配的“发展堕距”影响青年数字素养的深入性发展。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数字知识的传授、数字技能的学习、数字意识的培养以及数字伦理的彰显有所欠缺。面对新兴的数字技术，青年们在数字使用中缺乏对技术的思考和批判，在数字生产中缺乏创新性和多样性。数字技能与数字意识发展的脱钩，使得数字素养的发展浮于表面，限制了青年数字素养的深入性发展。
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关系割裂的“身份堕距”影响青年数字素养的连续性发展。技术的发展拓宽了数字空间，实体的公民身份转向虚拟的数字身份，实现了时间自由、空间自由和身份自由，但是在我国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等“强关系”桎梏下，过度的技术自由给青年带来现实社会与数字社会的强烈割裂感。再加之我国《民法典》尚未对数字身份相关的身份隐私保护、数字身份安全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青年的数字身份认同缺乏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的、自洽的整体性框架，容易造成青年身份意识模糊和隐私意识淡薄。
（二）空间限制因子：数字素养发展中的数字鸿沟
生态系统的规律性变化使得生态系统的演进出现时间和空间上的阶段性。数字素养的生态空间不仅仅是狭义的地理空间，也包括性别空间、教育空间等在内的社会空间以及数字设备、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构成的数字空间。数字素养空间的演进和技术的扩散是渐进的、叠加的，因而空间内部的非均质状态带来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数字鸿沟并限制数字素养的生态发展。
区域间数字接入渠道和机会的不均等引发的地理空间数字鸿沟影响青年数字素养的均衡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禀赋差异使得不同地理空间中的青年在数字设备的使用、数字知识和数字技术的学习以及数字思维的培养存在不平等。数字接入和数字资源分配的地理空间鸿沟使得我国不同区域间青年数字素养发展失衡，进而制约我国青年平等参与数字生产和生活的能力。
青年性別、年龄、性格、教育程度、劳动地位和文化惯习等差异引发的社会空间数字鸿沟致使青年数字素养“歧视”。这种数字素养“歧视”不仅仅表现在数字接入的歧视，也体现在数字的使用机会和数字的拒绝成本的歧视。数字技术性别参与的歧视不仅限制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也限制了青年数字素养的公平性和无偏性建构。同时，由于我国传统学科体系的固化发展和变革延迟，使得不同专业的青年学生所接受到数字知识、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的教育和培养是不相同的，数字技能以及数字意识在不同专业与学科之间的重视程度差异，反映到青年的就业中，既有重技能的意识缺陷，也有重意识的技能缺陷，使得青年在就业过程中无法满足企业对于数字技能—数字意识双重数字素养需求。
部分数字主体在虚拟社会中对数据、信息、流量以及其他数字资源的垄断引发的网络空间数字鸿沟剥夺青年数字素养自由发展的权利。青年在虚拟空间中扮演了数字经营者、数字劳动者、数字消费者等不同角色，共同参与建设虚拟空间的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交互环境，然而在数字信息、数字资源的反馈、摄入、筛选、吸收、内化、传播、分解和消费上存在明显的角色垄断。数字经营者占据了大量的数字资源，限制了其他数字主体的资源获得、资源使用和资源共享，使得青年在数字素养培育过程中，无法实现信息、资源、流量以及数据的流动和转化，制约青年数字素养的自由发展。
（三）环境限制因子：数字素养发展中的数字壁垒
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单独的存在，总是与其他生态个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态位的确证需要在与其他生态个体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实现，生态位的变化本质上就是生态个体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在青年数字素养的国际环境中，各个国家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努力提升自身的生态位。然而，竞争与合作并不总是良性的，全球青年数字素养在发展中产生了诸多数字壁垒，既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整体的进步。
过度的数字争夺与数字封锁造成的竞争环境形成了交流、合作与沟通的数字壁垒，影响青年数字素养的多样性发展，当前我国在全球数字素养的竞争环境中面临着严峻的数字话语权争夺和数字关键技术封锁的困局。２０１８年，美国颁布《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法》，欧盟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都表明欧美等国在加快数字立法、数字流动和数字标准领域的数字话语体系建构，抢占数字话语权并制造数字壁垒，限制了我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数字素养框架制定、体系建构以及理论发展的发声。我国数字标准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在数字话语权的竞争中未获得先发优势，只能被动应对其他国家恶意的数字攻击和数字壁垒。美国通过“清洁网络计划”、《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以及《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立法手段对我国关键的通信技术和芯片进行封锁，使得我国在全球数字发展遭遇困境。恶劣的竞争环境直接影响了我国数字技术和青年数字素养的全球性合作、交流与分享，也影响了全球青年数字素养的多元化、多样性发展。
无国界标准、框架、体系和规制的缺乏制约了共生环境的培育，形成了全球青年数字素养共同体的数字壁垒。当前我国数字素养缺乏友好的共生环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字素养发展与培育的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异，过度强调自身立场与特色，忽略了全球通用数字素养框架体系的构建与开发，缺乏对于共性问题的讨论和治理，使得青年数字素养发展与培育存在明显国界壁垒，制约了相对统一的国际规则或标准的形成。
四、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调整的发展路径
数字素养生态位的存在标志着青年能力需求结构构成了以数字技能与数字思维一体化的特定生态位，为了实现从能力到素养、从要素到集合、从机械堆砌到有机整合的跃迁［１９］，必须对数字素养进行路径引导和发展调控，才能保证数字素养生态位的生长空间，以实现数字素养生态位的良性发展。
（一）巩固既有生态位，消解数字堕距
技术因子作为提升和培育青年数字素养发展的主导因子，满足青年数字素养技术需求是巩固我国青年既有生态位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青年数字素养发展亟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支持，满足青年数字资源、数字设备、数字传输、数字信息以及数字储备的需求。另一方面，青年数字素养，作为基于解释关系的数字思维和数字意识，数字身份认同、数字伦理和法律建设、数字思维方式更新、数字价值观培养以及数字理念宣传成为青年数字素养强化与完善的客观需求，也是批判性数字素养发展的必然要求。此外，数字素养的无边界自由发展带来了身份同一性、“再社会化”等数字适应需求，也带来了身份识别和身份监管等数字身份信任需求。
针对青年数字素养的“技术堕距”，打造同青年需求相适应的技术底座，推动青年数字素养的可持续提升。应加速5G部署，增强5G技术的性能和可靠性，并推动5G演进和6G技术研发。构建云边端协同的去中心化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架构，推动云端算力下沉、终端算力上移和边缘算力融合。通过分层解决方案和改进共识机制提高区块链技术的可扩展性，利用多重签名、匿名性保护和区块链安全审计增强区块链隐私保护和安全，使用分布式计算、提高能源效率助力区块链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底座的打造既要遵循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应当考虑青年对于数字技术可用性、数字隐私安全性以及数字交互全息式的客观需求。
针对青年数字素养的“发展堕距”，努力培育青年数字思维，缩小数字新兴技术同数字思维的发展差距，推动青年数字素养的深入性发展。将数字知识教育融入青年学习成长的各个阶段，构建系统完善的数字知识终身学习框架。数字技术的生物伦理、交往伦理、性别伦理和政治伦理等是技术伦理的重要内容［2０］，通过构建完善的数字技术伦理标准体系、数字技术发布伦理审查、数字技术伦理监督以及技术治理过程评估，明确技术伦理的治理对象，统一技术伦理的治理原则，增强青年技术伦理的意识，完善技术伦理的治理机制，进而构筑青年的数字技术正确价值观和伦理观。
针对青年数字素养的“身份堕距”，健全身份规制，划定身份底线，推动青年数字素养连续性发展。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推动青年探寻自我同一性、实现青年自身自由全面发展，并推动青年在虚拟世界中完成数字身份的良性建构。［2１］通过数字身份立法落实数字身份的权利边界、义务范围和适用场景，扎牢数字身份应用底线；通过数字身份监管对数字身份的注册、使用、储存和管理进行全过程精准化监督，降低数字身份使用风险；通过数字身份评估对数字身份立法精度、监管效度及时反馈和完善，构建全周期和全流程的数字身份治理体系，从根本上消解技术发展过快所带来的青年身份认同危机。
（二）扩大基础生态位，弥合数字鸿沟
空间因子作为青年数字素养发展均衡、全面发展的关键因子，满足青年对数字空间正义的需求是扩大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基础生态位的关键抓手。一是不同地理空间中的青年要求平等地接入數字、使用数字、分享数字和生产数据，平等地参与到青年数字素养的建设和发展之中。二是公平、公正、无偏见和无差别地使用数字设备、培育数字意识、共享数字资源是青年数字素养的基本要求，保证不同地区、性别、教育程度以及不同专业的青年都能发展基本的数字素养成为青年的现实需求。三是青年在网络空间要求自由平等地参与到数字获得、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对等地享受和履行网络空间的数字权利和数字义务。
地理空间的数字鸿沟本质上是区域间发展不平等的“马太效应”，而利用数字技术自身具备的“反马太效应”是突破数字素养数字鸿沟的关键属性。通过凝聚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力，推动较慢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和突破，进而推动区域数字素养的整体均衡发展。加强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和完善区域城乡数字人才体系，建立跨区域数字人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推动数字人才向下流动，促进区域、城乡间数字资源、数字使用的公平性。
针对社会空间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性别参与的公平性，构建公平有序的数字教育体系是关键举措。面对我国数字技术人才的性别失衡，推动性别数字教育的公平性，完善女性权力的保护制度，鼓励女性更多参与到数字技术的研发之中。同时，构建公平正义、合理有序的数字教育体系，搭建紧跟时代的高质量数字教育人才队伍是弥合我国社会空间中数字鸿沟的基础性手段。在师资队伍上，以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和保障制度积极发展教学资源模块、数智协同的教学流程模块和数据驱动的教学反馈模块，持续提升青年群体的数字创造力、批判力和生产力，构建青年数字素养终身培育体系［2２］。在评价指标上，构建合理完善的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课堂反馈、青年满意度以及到课率等形式了解师资数量、实践环境、课程设置、参与人数，评估青年数字操作、数字专业、数字资源以及数字学习和数字创新等各项能力，以便进行系统调整和实践推广。在职业教育上，进行数字素养职业教育或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开展相应的数字素养培育项目与实践，提高教师数字素养教育的能力和专业性，使其能够开展规范化、有导向性、系统性的数字素养教育。在课程建设上，加强青年数字素养培育意识，提高青年数字素养教育重视度，开发虚实融合的情境教学模块和智能教学管理系统。
针对网络空间的数字鸿沟，实现公正、高效的算法治理才能确保网络空间的青年平等享受和选择数字资源、接受数字服务。青年自身应该有意识地选择或拒绝算法推荐的内容。同时，应当加强网络平台算法合规体系的建设，强化平台内部的算法评估和算法监督；建立健全算法安全监管体系，对算法加强技术审查，强化平台算法的外部监督；完善算法歧视问责的法律法规，明确治理主体权利和义务的边界。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算法治理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提升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发展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扩大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的基础生态位。
（三）寻求共生生态位，破除数字壁垒
环境因子是影响我国青年数字素养与全球青年数字素养协同的重要因素。构建数字共同体、融入全球数字素养的建设与治理成为青年数字素养全球化、普及化的发展需求。青年对于全球性数字技术的自由交流、数字意识的平等沟通和数字生产的共赢合作，常态化的知识交流和人才培养，多样性的数字发现和数字认知的需求愈发迫切。同时，青年亟须在通用数字素养框架自由有序地发展自身数字素养，在通用框架中更好地学习数字技术、培养数字意识，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全球化数字素养。
营造交流无阻、沟通顺畅、合作共赢的竞争环境，推动青年数字素养的多样性发展。我国青年的数字素养不仅受本国的技术、政治、经济和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更处于全球环境、国际组织、全球市场、跨国公民社会等多元生态主体之中，良好的生态互动是青年数字素养间能量交换、多样发展的基础。在数字争夺中，加强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技术交流与人才培育，将我国的青年数字素养与全球青年数字素养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数字交流与合作，积极构建和发展我国特色的数字标准体系，在全球生态数字素养竞争中积极争取话语权。面对国外对华的数据保护和数字技术封锁，我国既要着力提升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也应当主动沟通、寻求合作，利用我国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打造我国数字素养“微生态”，增强数字技术合作、数字人才交流和数字数据共享，打造竞争有序、合作共赢的良好竞争环境。
打造协同发展、融合增长的共生环境，推动青年数字素养的统一性发展。青年数字素养的统一性是青年数字素养多样性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推动青年数字素养框架的统一发展和数字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提升数字包容性，推动青年数字意识培养，助力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和整体提高。以多元整合为原则，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资源和实践，协同发展青年数字素养；按照全人培养的标准，确保青年数字素养培养涵盖数字技术、数字知识、数字意识以及数字伦理等各个方面；采用跨界融合的方法，将数字素养培养融入不同的学科领域，推动跨学科数字素养的培养；实现全球数字素养教育、资源协作联动，构建保持个性、特色发展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实现共性和通用的发展目标，打造全球数字素养发展的数字共同体，推动青年数字素养发展的统一性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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