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史；宋代城市；江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29-00７
有宋一代，不仅是中华民族有口皆碑、难以超越的文化高峰，也是我国古代城市、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关于宋代文化，史尧弼在《策问》中曾不无得意地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1］在当代，最知名的评价来自陳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关于宋代城市，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指出：“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3］128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的评价还要更高，他说：“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4］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到宋代，不仅在数量、规模、功能、总体水平上大大超越前代，还有力促进城市的文明、文化、艺术、学术的繁荣发展。深入研究宋代城市与文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内在原理和深层机制，不仅有助于从城市史的角度更好地认知宋代文化繁荣的秘密，对于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和共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唐宋之辩：从历史研究到城市研究
在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中，关于唐宋之际的变革和变异，很早就被注意并一直备受关注。在明人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序》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三变”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覩其极也。”［5］按照这一划分，宋代是中华传统文明和文化进入第三次大变局的历史起点，成为中华民族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识。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历史分期论：“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6］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又不断加以丰富和补充：“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7］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介入唐宋之辩，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8］。如黄仁宇指出：“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3］134宋代作为中国古今之变的转折点和中华民族近现代起点的象征成为不刊之论。
以上研究和探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从时间的角度入手，研究、分析、归纳唐宋历代的区别。但实际上，人类既生存于时间和历史中，也绵延于空间和区域中。对于后者而言，最重要的变化是城市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其为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商业、不同于农村社会的城市社会、不同于传统小农的市民文化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培育了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对此，中外学者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如费正清认为在“宋朝经济的大发展”中，曾出现过一场“中国的‘商业革命”。［9］如孙隆基在“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时认为，即使“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来裁量，“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500 年。”［10］无论是“商业革命”，还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都与城市这个人类聚落，特别是宋代城市的大发展分不开的。从城市化这个更加系统的视角看，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唐宋之别”。如宋代突破了唐代“坊和市的界限”，大城市和城镇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快速发展。周一良先生认为：“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城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仅新、旧城内，八厢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户也达几万家。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審、汉数万家。”［11］在经济和文化同样发达的江南地区，宋代城市来得更早、开放得更加绚烂，持续繁荣的时间更长。谭其骧先生认为：“南宋时临安城外有很大的市，西湖都包括在内，人烟稠密，工商繁盛，所以马可·波罗在宋亡之后25年来到杭州，还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富丽繁盛的城市。”［12］
导致唐宋之间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空间即区域地理演进和城市化的角度看，其中深层次、基础性的因素和力量，是作为当时国家交通主干体系的唐宋大运河的贯通和使用，它彻底改变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城市发展和文化繁荣创造了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贯通全国的隋唐大运河尽管是在隋炀帝手中完成，但由于隋代短祚，真正发挥出巨大作用的却是在唐宋时代。与唐代相比，大运河成为宋朝更加依赖的命脉所系，这就是所谓的“汴河乃建国之本”。以大运河最重要的漕运功能为例，有研究表明，“唐代中叶，转运到长安的漕粮一般每年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北宋时仅汴河就猛增至六七百万石的数字。”［13］在隋炀帝开凿的四条运河中，除了永济渠穿越中原深入北方腹地，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都通向江南和东南地区，这种空间布局尽管主要目的是保障京师物资供给和安全，但在客观上却极大刺激和带动了江南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以杭州为例，“杭州在运河开凿前，还是一个新起的小郡城，居民只有15380户；但自大运河开通后，其地位日趋重要，从此一跃成为东南交通的枢纽，一个‘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并凑的商业城市。”［14］517以运河沿线城市为例，“江南运河沿线的杭州、苏州、润州（今镇江），江淮运河沿线的扬州、楚州（今淮安），都成为江淮以南重要都会。”［15］340
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古代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使宋代成为中华文明迈入近代社会的历史起点。此外，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以城市空间为载体，以商业功能为主体、以市民文化形成发展为动力，还衍生出其他很多方面的唐宋之别来，如“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如“唐人重意境，宋人重气韵”，如“唐人的时代精神在马上，宋代的时代精神在闺房”等，这些前人多有阐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中外比较：宋代江南城市对欧洲理想城市的超越
屈原在《离骚》中曾感慨“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屈原一生中都没有实现的理想，在江南城市和文化之间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呈现。首先，江南城市的发展演化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江南文化的内涵和特质，使后者越来越具有江南区域文化的本质和特色；其次，江南文化的繁荣发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江南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后者越来越有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形态和功能。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区域、城市与文化、人文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与格局，是在宋代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生成并稳定下来的。要客观认识和评价宋代江南城市发展，就需要从其特有的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在这里先从城市角度谈文化，然后再从文化角度谈城市。
什么是理想的城市？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及芒福德等人的研究，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断，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市是人类的理想城市，因为“人们在城邦里形成聚居不是因出生和习惯，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 而以罗马城为代表的古罗马城市则完全相反，因为在其中出现了“物质建设的最高水准与社会人文发展的最坏状况”［16］。之所以会得出这个基本判断，主要是基于一个重要的评判尺度，即“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如果说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有了荷马史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古希腊雕塑和戏剧等文明和文化创造。罗马城之所以成为反面典型，不是因为罗马的物质贫困和军事力量薄弱，而是因为它“只能消费，不能生产”的文化模式和“只能模仿，没有创造”精神生活。由于这一原因，庞大的罗马帝国和物质高度繁华的罗马城，如同一个强大的躯壳包裹了病态的灵魂，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它走向全面溃败的根源。
古希腊的雅典城无疑是人类城市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西方谚语说：“希腊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子。”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的贫瘠与恶劣，是希腊城市发生与发展的不利因素。芒福德对此曾指出：“不仅爱琴海诸岛形成了许许多多孤立的落脚点，就连大陆上以及较大岛屿上那些涧谷也都形如倒置的山峰，其隔绝程度不仅接近甚至还超过了自然岛屿。此地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城址硬是从一片儿几乎是光秃秃的岩山刮削出来的……即使在平原地带，耕作者也不得不把耕地让出来，进行城市建筑。”［17］126因此，在思想、哲学、雕刻、音乐、戏剧乃至体育等方面都创造出光辉典范的希腊文明，最终因为物理空间、经济规模等方面的限制，未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对古代世界作出更多更大的文化贡献。以今言之，在雅典城，依然存在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的矛盾，未能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古代世界最好的城市，距离“提供美好生活”仍有一定的差距。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从江南城市史的角度看，江南城市的鼎盛时期无疑是在明清时代，但实际上，明清时代江南城市的发达和繁荣，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江南地区的“太湖五州”（苏州、杭州、湖州、常州、润州）［18］，尤其得力于它们在宋朝、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更高水平和更加全面的繁荣发展。
其一，宋代城市类型多样和层级体系良好，超越了城市起源阶段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就城市体系而言，“宋代的城市，大致分为四大类：一是汴京和杭州这种全国政治中心，消费性、寄生性强，商业、娱乐业、饮食业及下九流行业特别集中；二是一些军事重镇，商业作用不大；三是地方行政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兼具的‘综合性城市，多半有较繁荣的商业；四是经济城市，主要是一些小市镇。不过，最能反映上述变化的，是汴京和杭州这两座宋的京城。”［19］这种空间布局和体系结构，确立了城市在古代中国的中心地位，从此很难再被汪洋大海般的农业文明所淹没。就城市功能而言，宋代江南城市走出了以政治和军事为主体功能的中原城市传统，形成了以商埠型为主体、不同于中原和北方的政治型城市的新发展模式，更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内在需要，同时也推动宋代江南城市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邹逸麟先生曾指出：“战国以来，黄河流域的手工业、商业经济十分发达。天下名都大多集中在黄河流域，南方可与之匹敌者，不过成都、江陵、建康（今南京）、吴（今苏州）、番禺（今广州）几处而已。”［20］但随着中原和北方频频遭受政治动荡和战争破坏，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江南和东南一带，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由此形成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南强北弱”的格局。在宋代江南，不只是出现了一大批商业繁荣、人声鼎沸的城市，还代表了古代中国城市从以政治、军事为目的转向以经济、商业为核心的模式、形态和功能，这既是古代中国城市对其自然规律和本质的回归，也是推动宋代城市大发展的深层原因与内在机制。
其二，稳固了江南城市在古代中国经济地理中“独占鳌头”的地位，引领江南地区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与“核心功能区”，不仅超越了传统的中原地区，也超越了在唐代与之难分伯仲的巴蜀地区。总体上看，在我国古代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格局中，唐代以前全国的富裕经济区分布较为均衡，在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华北平原都曾出现过经济发达的城市化区域，但自宋代以来，这些经济富裕区或因为战争破坏，或因为交通运输体系不畅而逐渐衰落，古代中国的经济和财富逐渐集聚、转移到江南地区和东南一带。以宋代两浙路为例，苏轼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苏轼文集》卷三二《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李光说：“二浙每岁秋租大数不下百五十万斛，苏、湖、明、越，其数大半，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以南宋中心城市杭州为例，刘攽说：“今赋税出东南，二浙为盛。舟车之所走集，余杭居要。”（刘攽：《彭城集》卷二一《新差知越州熊本可知杭州制》）吴自牧说： “（杭州）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两赤县市镇》）在宋代江南地区还有一些城市，如绍兴、宁波、苏州等，也都是富甲一方的全国性通都大邑。陆游说：“浙东之郡，会稽为大。”（《渭南文集》卷一九《法云寺观音殿记》）又称宁波为“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陂防峭坚，年谷登稔。呜呼盛哉！”（《渭南文集》卷一九《明州阿育王山买田记》）。还有苏州，苏辙说：“姑苏之饶，冠于吴越。”（苏辙：《栾城集》卷二八《刘淑苏州胡宗哲宿州》）
其三，江南地区吸纳和养育了众多的人口，成为古代中国各类人才的聚集地，为城市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力量。宋代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此前历次中原和北方移民的南下密切相关。北宋末年以来，由于北方、中原和江淮地区战乱频仍，特别是随着南宋建都于临安，直接引发了继永嘉南渡后中国古代第二次大移民潮。时人对此多有记载：“李心传说：‘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庄绰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编（遍）满。袁说友说：‘今江之南北，淮之东西，皆此辈（北方移民）安养之地。朱熹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赵抃说：‘淮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无虑数十百万。”［14］729-730这些南迁人口主要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此邹逸麟先生曾指出：“北宋末年，女真南侵，战火烧遍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黄河流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的南迁。先是1127年汴京陷落，大批衣冠士族渡河而南到淮河流域，这一迁徙至绍兴议和为止。1161年金主亮毁约南侵，南宋政府又以优待政策招徕北人，于是大批人口渡淮而南。南渡人口最集中的还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权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21］以杭州为例，“其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著人口。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起居舍人凌景夏说：‘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14］730-731苏州也是如此。据《宋史·郑毂传》记载：“天下贤俊多避地吴、越。”
人口的基数越大，成才的比例自然越高。如苏州人在夸自己的家乡时，就把状元看作是苏州的特产。据统计，自隋至清，全国的文武状元加在一起为七百名左右，苏州就有51名，为全国之首。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说：“清代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一府，而状元尤多于榜、探。”不止苏州，龚自珍曾赞叹常州府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與常匹俦。”（《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 总之，与农村地区相比，富可敌国的财富、规模巨大的人口和名垂青史的名人，既是一个区域和城市最重要的资本，也是评价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就此而言，历史学家把宋代作为中国古今之变的转折点和中华民族近代起点，从城市形态和功能的角度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三、人文阐释：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对城市发展的不同作用
关于宋代的文化地位，在学界是有定论的。王国维先生认为，有宋一代，“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22］罗兹·墨菲认为：“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23］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则把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24］而如此高度发达和特色鲜明的宋代文化，本身就是推动宋代江南城市繁荣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本性力量。
文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城市本质——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感性证明。城市当然是由空间、建筑、交通、政治、经济、社会、居民等组成的超级复杂系统，但要谈及城市的本质、意义和理想，则必然回到城市的文化形态和精神功能上。对此芒福德曾说：“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17］91因为一切自然的、物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技术的创造和探索，如果其目标不是指向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城市生活，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更加富足、更有尊严、更有助于自我实现的人生环境，那么它们就绝对不是人类想要的城市。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这句话中，所承载、表达和反复阐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跨越地域和年代限制的关于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和中心思想。
从文化的视角看，关于宋代江南城市的优秀和奇绝之处，仍可通过与古代欧洲城市的比较来了解。如果说，在城市总体发展水平上，宋代江南城市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超越了被西方人看作是“理想城市”的雅典城，那么也可以说，在文化和审美创造上，宋代江南城市则远远超越了被西方人看作是“死亡之城”的罗马城。而作出这种界定和评判的标准，就在于一个城市“是不是有文化”。作为“理想城市”的雅典城，根植于“讲求体魄强壮而又精神健康、精神健康而又体魄强壮的古希腊文化”的社会土壤，而罗马之所以被称为“死亡之城”，则是由“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讲求满足物欲、靠自己的权势过寄生生活的古罗马文化”［17］250决定的。正是在比较希腊和罗马的文化系统时，芒福德得出了“文化决定城市兴衰”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在雅典城中，形成了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共生和平衡关系，“只有在这些关系保持内在平衡并在更大环境中保持稳定时，城市才能繁荣”。［17］158而在罗马城则破坏了城市发展需要的共生关系，出现的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17］229因此，如果说强大的罗马帝国崩溃于战争、物质供给等，毋宁说是毁灭于其“物质发达，文化粗陋”的人文和精神生态。
就此而言，宋代江南城市之所以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功于宋代的文化制度和人文精神。正是由于后者发达的形态和强大的协调功能，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城市内部各种组织、各种力量、各种需要的相互冲突和矛盾关系，不仅自此开启了绵延千年、至今不衰的江南区域和城市繁荣，也创造了今天人们常讲的城市软实力、文化品牌和巨大魅力。如柳永、苏轼笔下的杭州、扬州，如贺铸、范成大笔下的苏州，如陆游、辛弃疾笔下的南京、镇江等，都是物质和文化、人文和经济比翼齐飞的城市范例。从更深的层次看，这是因为宋代江南城市自觉不自觉地契合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质要求，即文化的繁荣可以“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17］118。而这种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则是防止“人心涣散”和内耗、提升城市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关于宋代文化对江南城市的直接和具体影响，除了可以从城市发展的一般原理来认识把握，还可以从中国文化原理、特定历史阶段等方面来深入探讨阐述。
首先，从文化原理上看，这是由中西、南北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精神价值决定的。一方面，在《中国诗性文化》中，我把中西文化分别称为“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在中国古代，尽管也有“情”与“理”之分，如所谓的“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在西方，尽管也有“感性”和“理性”的区别，如黑格尔美学推崇理性而海德格尔诗学推崇感性，但实际上，中国诗性文化的“情”与“理”，与西方理性文化中的“感性”和“理性”有着本质区别。“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前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25］就此而言，以“中国诗性文化为灵魂的中国城市”，不同于西方那种以二元对立、强调矛盾和斗争的城市文化，最容易形成或保持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与宋代江南城市关系密切的江南诗性文化，不仅不同于西方理性文化，也不同于以实用理性为内核的中原诗性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既超越西方逻辑理性也超越中原实用理性的审美与自由精神。作为一种精致、缜密、细致入微、刚柔相济的区域文化谱系，江南诗性文化不仅可以很好地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很好地处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这是宋代江南城市创造的江南区域和城市长盛不衰的文化密码，也是今天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紧密依靠的核心文化资源。
其次，从历史进程看，这是由宋代江南城市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共同决定的。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南宋时期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使江南诗性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和主旋律，而不再是中原文明和中原文化的追随者或模仿者。这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南强北弱”的文化格局有关。朱熹对此曾感慨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六《都邑之建下》）所谓“天地之中”，既是指唐代洛阳城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也是指古代中原地区占据的学术文化中心地位。在唐代以前，河洛地區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但自安史之乱以后，不仅政治中心迁到杭州，文化中心也同样渡江而来，再加上江南经济中心地位不断稳固，在宋代的江南地区，构建了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共生关系，使江南诗性文化成为推动江南城市发展的主导机制与核心力量。江南诗性文化成为思想和文化主流，为化解中原文化中“义与利”“农与商”的矛盾提供了方法工具，有利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以杭州为例，吴自牧说：“杭城湖光山色之秀，钟为人物，所以清奇杰特，为天下冠。”（《梦粱录》卷十七）周密说：“制度礼文，尤足以仿东京之盛。”（《宋氏武林旧事跋》）即杭州在文化上已丝毫不逊于北宋的开封。而与杭州并称江南双雄的苏州，在文化上同样繁荣，如范成大说：“矧今全吴，通为畿辅，文物之盛，绝异曩时。”（《吴郡志》卷四）朱长文也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所以，没有江南诗性文化在宋代的成熟，也就没有人文与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宋代江南城市。
在良好的文化和城市生态中，宋代江南地区的都城和区域中心城市，都获得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如越州（今绍兴），《嘉泰会稽志》说“建业初尝驻跸于越，山川之所形见，风化之所渐被，其儒风士业，流闻彰布，益以昌大，非余郡可比”。如温州，真德秀说“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王祎《送顾仲明序》说“永嘉，东南名郡。山川峻清，伟人间出，号称六艺文章之府”。如明州（今宁波），南宋时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说。王应麟《鄞县学记》说，“诗书之乡，礼节恭谨，县之子弟，夙以衣冠鼎盛”。如湖州，顾临说，“吴兴学著于天下，当其盛时，学者不可胜录”（《宋文鉴》卷八三）。王十朋《湖州谒庙文》说，“湖学之盛，东南鲜伦，风似邹鲁，民同蜀、闽”。还有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在宋代也为“文物之邦”，《方舆胜览》说，“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百工技艺，与苏杭等”。《至元嘉禾志》卷二五亦云，“诗书礼乐相辉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无不风厉于学”。此外，“如台州、处州、衢州、严州、常州、润州等地的文化也很发达。如台州，民国《台州府志》载道：‘逮于两宋人才最盛。二徐以儒宗著，康肃以直节称，南湖以学派传，清献以相业显，康敏以耿介终。后先彪炳，更仆难数。至考亭使节南来，台士闻风兴起，著籍者众，俊义如林，宋景濂所谓晦翁传道江南，而台特盛，世称小邹鲁者是也！‘常州，陆游说：方是时，毗陵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则说者遂归之后河，曰：‘是为东南文明之地。”［14748-１４749］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到宋代，数量、规模、功能与发展水平已达到一个高峰，无论是其促进商业繁荣，还是引领世界走向“近代化”，都与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密不可分。宋代的城市突破了唐代“坊与市的界限”，出现了一批１０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甚至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荣夜市。而江南地区的城市尤具代表性，其人口之稠密、工商业之繁荣，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丽繁盛的城市”。导致由唐入宋城市发生巨大变化的因素较多，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交通主干体系唐宋大运河的贯通与使用，为城市发展与文化繁荣创造的条件。江南城市的特点是城市的类型多样，层级体系良好，超越了城市起源阶段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稳固了江南城市在古代中国经济地理中“独占鳌头”的地位，引领江南地区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与“核心功能区”；江南地区城市成为古代中国各类人才的聚集地，为城市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江南城市的发展推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江南文化，塑造了江南文化的内涵与特质，而江南文化又为江南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动因和根本性力量。江南城市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宋代的文化制度与人文精神。一方面中西、南北不同的文化形态与精神价值决定了江南文化出现了一种深刻的“中国式和谐关系”，成为江南区域城市长盛不衰的文化密码，也是今天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紧密依靠的核心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宋代江南城市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共同决定了江南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和主旋律，江南诗性文化在宋代的成熟进一步推动了宋代江南城市人文与经济高度繁荣发展。宋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同步达到发展顶峰，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深入研究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和交互作用原理，不仅有助于推动“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经验与区域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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