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楠

　　摘要：重大题材纪录片聚焦重要时间节点、重大活动、重大战略，以纪实为基础、影像为载体，旨在宣传贯彻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重大题材纪录片以集体记忆为介质，藉以影像符号媒介、叙事断点缝合、传媒跨屏共在、符号意义生产等方式唤醒、重构、固化、刻写集体记忆。完整连续的记忆经群体成员识别体认后可建构身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最终获得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支持、绩效支持、政治支持与精神支持，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性与自觉。

　　关键词：重大题材纪录片；集体记忆；认同

　　中图分类号：Ｊ９５２?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22-00７

　　習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纪录片即“对事实新闻素材进行创造性处理”的影片［1］，重大题材纪录片聚焦重要时间节点、重大活动、重大战略，以纪实为基、影像为砖，旨在宣传贯彻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英国传播学学者尼克·库尔德里、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詹姆斯·凯瑞等关于媒介仪式的论述表明媒介传播不只是信息传递与控制，它更是一种传播过程的文化共享。从媒介仪式的象征视角考察，重大题材纪录片作为主流话语传播的重要媒介，具有建构共同体认同的独特优势。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先后推出《必由之路》《摆脱贫困》《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复兴之路》《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这十年》等重大题材纪录片，打破了传统纪录片宣教化叙事和单一传播方式，在“仪式传播”的框架图式中，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个体书写与集体书写、动态情境与情感带动的巧妙融合，一次次破圈层热播，推动集体记忆的唤醒、重构、固化、刻写。在“影像时代”，勘察重大题材纪录片以集体记忆为介质，形塑共同体的作用机理，藉此推演重大题材纪录片在凝聚共同体认同中的象征功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影像符号媒介：唤醒集体记忆，建构身份共同体

　　“如果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过去的话，会发现它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这些记号为人类开发‘世界，使之象征化并换回它，而它的‘环境也被置于其中。”［2］照片、文字、图像等符号载体是存储共同过往的主要媒介，人类正是通过符号的保存与征用、阐释与创造、延续与构建，突破个体自然记忆的物理时间之维，使共享经验封存并实现代际提取。在大众传媒时代，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的影像符号具有超越单一文字或口口相传的突出优势，它逐步成为记忆形塑的能量新场域，并以独特的话语修辞与动态的视听体验成为重要的“记录者”与“唤醒师”。在人类悠久的政治生活中，记忆之场一直是权力生产及再生产的重要对象，保存、展示、重释、固化记忆是政治权力资源的重要组件。纪录片以影像符号为媒介、以真人真事为拍摄对象、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一经诞生，便受到政治界的青睐与关注，重大题材纪录片亦应运而生。重大题材纪录片通常聚焦重要时间节点、重大活动、重大战略，以隐喻政治偏向的影像符号为媒介，形塑价值立场，是储存政治记忆资源的重要载体。它以纪实为基，以原始素材、档案文件、证据资料为创作内核，聚焦政治主题，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纪录时代浪潮中共同体成员的携手共进。“它把人的记忆以某种方式加以整理、训练和细化，使之一一成为存储话语、思想、图像和想象的大而可靠的仓库。”［2］

　　重大题材纪录片不仅仅是纪录、存储、展示，更是唤醒、激活、共振。“通过将当下的影像、符号和地景与过去相连接，大众媒介使得社会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得以整合。”［3］它通过呈现某个特别的地方、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定的时刻、特定的人物等“暗示媒介”，激活当下受众将过往、现在乃至未来形成连接，在共享共同过往中生发“我们在一起”的共通感。［４］按照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的观点，叙事就是讲“故事”，时间、空间、人物、事件是故事的主要要素，亦是纪录片唤醒记忆的“内在装置”。重大题材纪录片唤醒的记忆并非任意的随意回想，而是在过去与现在搭建的链接中指向未来的目的性唤醒。重大题材纪录片往往以某一重要时间节点、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纪念为主题展开叙事，通过回溯群体生活，唤醒群体的共在情景；通过唤醒契合当前及未来指向的记忆内容，形塑群体的集体认知及共有情感；通过时空场景连结再现记忆内容，凝聚群体的政治意志及共生情怀。重大题材纪录片中有国家博物馆、武汉长江大桥、革命烈士纪念碑等静态场景，也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衣食住行变化的动态场景；有1949年10月1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时间节点；也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等英雄人物，更有一张张普通中国人的面孔，这些都以记忆景观的线性流动唤醒人们过往的集体记忆，帮助人们拾取一张张记忆碎片，汇聚成个体与社会发展交织的记忆长廊。“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整套特有的，可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与仪式，对它们的‘培育有助于表达和稳固该社会的自我形象。”［５］身份识别是时间沉淀的产物，过往连续性累积的记忆从“时间”和“自我”两个维度为身份识别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指引个体找寻身份共同体。身份共同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自我身份确证，二是群体身份归属。自我身份确证即对“本身、本体、身份”及“我是谁”的清晰认知，群体身份归属即对“相同性、一致性、共在性”及“我属于哪儿”的承认归属。重大题材纪录片唤醒的集体记忆“往往与某个社会、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甚至是现行秩序得以合法化的关键性叙事”［６］。共享的集体记忆将分散的个体紧紧凝聚，构筑你与我交织的身份共同体。

　　凯瑞曾写到：“人类利用符号以建构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文化。”［3］文化通过意义再生产超越历史传统的断裂带，在人类记忆层面架起突破个体物理时间之维的连续性与一体感。重大题材纪录片立足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以影像符号为媒介，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巧妙结合中讲述“我们的”故事，唤醒集体记忆。如《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记录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唤醒了共同体成员的改革记忆；《我们这十年》《我和我的新时代》记录中国十年的生活跃迁，铺陈起新时代生活的集体记忆图景。重大题材纪录片依托符号媒介的建构，至少有三种存储共同过往、唤醒集体记忆的共同表意形态：一是选定特定的建筑、雕塑再现物质意象。意象指客观物象指意特定所指而呈现的独特形象。如《深圳故事》中多处呈现的“拓荒牛”雕塑，它借以“拓荒牛”的隐喻机制，指向了改革开放一代“拓荒”“开垦”“埋头苦干”的改革精神；《加油！新中国》呈现的标识华为、腾讯办公所在地的建筑地标，指向了“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能指再造。二是选择特定时刻的影像、声音、图片彰显价值意象。重大题材纪录片注重糅合纪实性素材与故事化演绎，以讲述者的现身讲述传播价值观念。如《这十年·幸福中国》以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讲述，定位记忆群像，传递着“幸福源于奋斗”的价值内核。三是选择特定的标语、档案文字编织“意义之网”。如《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编织着效率意识的改革需求呼应，《深圳故事》中深圳市人民政府1987（18）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1991（82）号文《关于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1994（51）号文《关于在特区内停止审批三来一补等项目的通知》等一份份泛黄的档案文件编织着“先行先试”“试验推广”的“意义之网”。《我们这十年》展示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旨在编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意义之网”。总之，重大题材纪录片以影像符号为媒介，唤醒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以一种仪式化的群像写照定位记忆场景，建构参与及见证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共享身份共同体，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体支持。

　　二、叙事断点缝合：重构集体记忆，织牢利益共同体

　　重大题材纪录片本质上是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叙事的媒介传播。不同代际分属的共同体成员拥有属于代际专属的共同记忆，如历经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代与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一代的集体记忆呈现代际差异性与时空间隔性。借用拉康的“缝合”理论，话语叙事可以缝合代际差异下的意识情绪与利益诉求。齐泽克曾言：“众多‘漂浮的能指，众多原型意识形态因素，被解构成一个统一的领域，就是通过扭结点——即拉康所谓的‘缝合点的干预完成的。”［７］在多元、流动、祛魅的现时代，通过叙事断点缝合，对立的、相斥的、矛盾的利益诉求能够得以沟通、对话，甚至转变为一致的利益立场。重大题材纪录片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叙事在记忆层面建立一个个“缝合点”，在一个个“缝合点”交织的图谱中编织一幅共同体成员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叙事断点缝合使共同体成员“不仅相聚在一个可以定界的外部空间，而且相聚在一种由他们的言语行为决定的理想空间”［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从两个维度搭建“缝合点”：一是以共同体话语缝合多元利益分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９］在利益分化调整的改革期，利益分殊替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铁板一块”，在此背景下，思想的分化、价值的多元亦悄然而至。［１０］重大题材纪录片通过对过往影像的回溯、加工、创造、传播，使既往分化的价值理念得以教化与规训。在话语叙事策略上，当下重大题材纪录片通过“对话”“交谈”等交往叙事，有效地激发个体融入于集体的归属感与依附感。安德森曾将民族国家喻为“想象的共同体”，共同想象的建构正是借助大众媒介的反复与合理使用而形成的。当下重大题材纪录片承担了生产“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功能，其在“我们”“共同”的平等叙事中强化共同体成员的共享感，缝合多元利益分殊可能引发的共同体耗散甚至撕裂。二是以哲理思辨话语缝合个人利益本位。“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型塑与建构。”［3］语言从来不只是语料的集合，它在语素、节奏、传播等复合建构中影响个体思维方式及价值解读。重大题材纪录片通过哲理思辨话语指意深远性、全局性的价值视野与利益指向，帮助个体在时光浮沉、哲思追问中跳出狭隘的、自我的个人利益本位。话语是一种权力，一定程度上亦是在叙事策略表达中实现政治统合及利益共识呈现的能量表征。重大题材纪录片以共同体话语、哲理思辨话语搭建起记忆的“缝合点”，有效缝合多元利益，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利益多元与利益共识“缝合”在一起并固定其价值意义。

　　“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１１］记忆与遗忘相对，记忆什么、谁的记忆、如何记忆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重大题材纪录片以影像符号为媒介，既在有意识地唤醒集体记忆，也在以当下的创造性行为重构集体记忆。重构即基于“现在的关注”通过有意的“筛选”“修正”“遗忘”甚至“创造”，重新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需要指出，重构并非杜撰历史，更不是篡改历史。重构集体记忆是记忆再生产的必经环节，它是主客观现实作用的必然结果。主观层面主要是制片组基于对既往实践体验与价值理念教化与规训的内在诉求，客观层面主要基于记忆自身的残缺性、延展性。记忆的残缺性即记忆主体对过往的天然“筛选”或记忆内容的“碎片化”。记忆的延展性即记忆植根于生活实践，生活实践的新框架内在要求过往记忆的调整与适应。叙事断点缝合是一种选择性缝合，本质上就是重构集体记忆的过程。重大题材纪录片的选择性缝合以凝聚共同目标为指向，以生成利益共同体为旨归。利益共同体的生成使个体在共同目标的感召下跳出个人的狭隘囿域，对内形成自我承认，对外获得群体归属。可以说，重大题材纪录片重构的集体记忆经“缝合点”的干预缝合了多元利益分殊和个人利益本位的“缺口”。共享的集体记忆将不同代际、不同利益立场的个体紧紧凝聚，构筑具有共同目标指向的利益共同体。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无疑是启动、制约、更新、改写人们的记忆的最重要的社会框架之一。”［１１］重大题材纪录片作为大众媒体的一种形态，亦是重构集体记忆的重要社会框架。如《彩色新中国》作为重构国家记忆的纪录片，旨在缝合不同代际成员之于新中国发展的集体记忆。对于青年一代，它们并未亲历见证新中国前后的巨大变化，对于中国历经的沧海桑田亦未有深刻的理解。《彩色新中國》纪录片则为其认知的形塑提供了有益素材。审视当前重大题材纪录片，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宣教化叙事和单一传播方式，注重通过小故事、小群体、小确幸折射大时代、大历史、大发展，织牢利益共同体。一是小故事折射大时代。如《深圳故事》以逃港亲历者口述的小故事，“以小见大”，折射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面临极大挑战的严峻现实。“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首民谣勾起了深圳建市前宝安县民众穷苦悲凉的记忆。《深圳故事》透过“逃港”的故事折射在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经济、摆脱贫穷、共同富裕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进而形塑中华儿女是紧密相依的利益共同体的认知。二是以小群体折射大历史。如《这十年·幸福中国》中致力于发展家乡旅游事业的返乡青年、在智能农业领域创业的“新农人”、普通的创造研发者，通过一个个在新时代追梦的平凡个体，以小切口、微视角将观众带入大的历史情境，感受这十年的日新月异，感悟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从“小我”与“大我”交织的历史脉动中，将“利益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具象。三是以“小确幸”折射大发展。《我和我的新时代》中的平凡人物都是利益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的“小确幸”折射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奋斗谱写新时代的大发展。从“小确幸”的生动展现中筑牢个体、单位、国家三者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总之，重大题材纪录片以叙事话语策略缝合多元利益，重构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建构你我交织的利益共同体，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绩效支持。

　　三、传媒跨屏遍在：固化集体记忆，形塑政治共同体

　　影像内容在电视大屏、电脑中屏、手机小屏的跨屏遍在是融媒体时代的新传播形态。跨屏遍在打破了以往电视传媒的单向路径，使纪录片的传播遍在于人类记忆与想象的任何意义空间。尤其是网媒分段推送及高燃片段重复播放营造共同意义空间，形成“你我同在”的“想象共同体”，铸牢共同体意识。根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络视频总体用户规模进一步增长至9.75亿，占网民整体的94.5%。”［1２］“新型媒介技术对可视化‘在场情境的营造，强化了一种虚拟临场感和空间想象感”［１３］，使受众如同“在场”一样“眼见为实”。在记忆脱域时代，传媒的跨屏遍在延展了记忆空间，使不同记忆主体在跨屏的“再域化”空间相互连接并相互确认。政治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政治利益、指向共同政治目标、遵从信任公共权力形成的社会集合体。重大题材纪录片经由宏大叙事的微观切入将国家的宏大发展进程微缩至个体描摹，个体在微观细致渲染中感知并自觉理解宏大的国家意志。在跨平台的联动传播中，记忆认同资源的汲取扩展至共同体共存的每个空间和角落，有效形塑政治共同体。

　　“集体记忆既不是一个和个人无关的产物，也不是像遗传一样，是生物机制上的结果。正因于此，媒介必须看作是记忆的个人和集体维度之间的交流和转换的工具。”［2］重大题材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形态，搭建个人和集体交流与转换桥梁，在跨屏遍在的媒介传播中固化集体记忆。固化即通过短时高频的重复播放实现对重构后的集体记忆的巩固与内化，并形成主观肯定及赞同的过程。集体记忆因主体价值立场、利益偏好、政治派别的差异可能被不同层面或不同角度形塑，但共同体凝聚需要“一个共同的记忆”。当集体记忆出现“差异化”甚或“对立化”时，固化集体记忆有助于对差异化或对立化集体记忆的“同化”或“顺应”，使共同体成员形成“我们的”共同记忆。传媒跨屏遍在固化重构后的集体记忆：一是传播仪式景观增强“共在感”。网络、电视、电脑等媒介空间的跨屏遍在形塑一种仪式景观，使每个传媒形态都成为集体记忆的意义镶嵌场所和意识流转空间。具象的媒介感知与受众的历史想象形成一种异质同构关系，缔造一种共同的沉浸式体验。传媒矩阵将历史钩沉与现代场景有机勾连，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小我与大我等联结中展开对话。传媒跨屏遍在不仅是受众的单向接受，受众与媒介内容的深层交互亦是传媒互动新形态。如创作上采用“内容众筹”的创新方式，从成千上万的众筹线索中集成建构纪录片，从微观叙事嵌入普通人的讲述题材，构筑起植于每个国人心中的共同集体记忆。二是传播互动链接增强“一体感”。每个受众都成为接力传播与次生扩散的“接力者”，在跨屏传播中集体记忆建构成为交流、协商、互动的过程，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在分享、讨论中碰撞，个人记忆获得集体经验的新知与认同的沉淀，形塑更大范围或是更稳固的承认归属。重大题材纪录片涉及部分讨论话题时，受众在社交媒体发言表态，弹幕联动将个体成为传播参与者，不同代际的文化主体在虚拟场域互动中讨论、点赞、转发等，衍生出新的传播空间，固化虚拟的共同在场感。可以说，重大题材纪录片经传媒矩阵建构的仪式景观固化集体记忆，帮助共同体成员形成“我们的”共同记忆。“我们的”共同记忆指向形塑基于共同政治利益、共同政治目标、遵从信任公共权力的政治共同体。

　　“共情的心理基础在于镜像构建的神经元。”重大题材纪录片通过移动媒介及传统电视媒介的有效结合，充分挖掘融媒体传播的便携性、短时性和互动性，在跨屏聚合的效应下，实现破圈层传播。通过传媒跨屏遍在，搭建起镜像构建的神经元连接，使共同体成员生成“共情”，巩固与内化重构后的集体记忆。具体而言：一是传媒矩阵建构仪式景观，通过营造在场感固化特区记忆。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央视频道、B站、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平台同步播出，同时将每集节目内容进行精华剪辑，以4分钟左右短视频在“两微一端”及抖音APP进行引流传播。跨屏传播使共同体成员通过具象的媒介感受，获得一种共和国70年筚路蓝缕的沉浸式体验。从“新中国诞生”到“辉煌新时代”，将历史钩沉与时代场景有机勾连，共同体成员在历史与现实、小我与大我的联结中固化集体记忆，增强主流价值认同。重大题材纪录片在创作中也通过走访、调查和咨询等方式，挖掘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故事，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中折射历史的发展脉动。二是传媒翻转建构内在连接，通过增强互动感固化集体记忆。当前重大题材纪录片注重在B站、抖音等平台的传播，不同代际的文化主体以弹幕的方式参与互动、讨论，在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碰撞中获得新知，形成更稳固的对主流价值的承认。在社交媒体的点赞、评论使个体成为传播参与者，并在参与互动中增强价值归属。“媒介及传播是推动记忆风化、变形、缩减或聚焦的首要动力。”［1４］重大题材纪录片的跨屏传播推动重构的集体记忆固化，固化共同体成员的记忆认知，生发主流价值情感，形塑政治共同体。总之，重大题材纪录片通过打造传播仪式景观增强“共在感”、建立传播互动链接增强“一体感”，固化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凝聚政治共同体，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政治支持。

　　四、符号意义生产：刻写集体记忆，凝聚精神共同体

　　纪录片以纪实为基，它与实体之间形成三个结构层次关系。一是表层结构，即影像再现实体的事件、情节、人物等要素构成的故事内容；二是深层结构，即通过“有意味的形式”激发受众的直观感受；三是复合结构，即由影像内容与形式结合传递情感、价值与观念。纪录片内蕴丰富的象征符号，索绪尔以“能指”“所指”的构成关系生动地阐释了符号的意义生产功能，“能指”是外在现实和符号，“所指”则指意符号及文化。鲍德里亚更是用“仿真”“类像”“内爆”“超真实”等概念道出了社会活动中符号价值逻辑运转的普遍性。“到处都是‘類像的创世纪……所有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准则、所用道德、审美和实践判断的文明价值观，都在我们的形象和符号系统中不见踪影。”［1５］重大题材纪录片相较之其他纪录片，具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生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符号话语的重要机制，它的传播不仅仅是物象符码传播，更是意义符码传播，即它传播的不仅仅是表象的社会事件、社会事物，更是浸润被意识形态话语组织化的社会事件、社会事物。诚然，重大题材纪录片编码的讯息“首先得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话语，并被人有意义地译码。正是这一经过译码后获得的信息，才能‘产生效果”［1６］。

　　重大题材纪录片唤醒、重构、固化的集体记忆，最终要在刻写中完成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刻写包括规范性刻写、事实性刻写两个维度。规范性刻写即将重大题材纪录片中隐喻的政治原则、政治规范、政治价值视为价值选择、价值判断的预设性图式的过程。事实性刻写主要指译码、解码纪录片中反映的原则、规范、价值，并生产出与日常生活规范“相关性”的过程。刻写使重大题材纪录片唤醒、重构、固化的集体记忆不仅停留于观念层面，还真正影响并渗透于现实生活的价值选择与规范依据。它通过唤醒→重构→固化→刻写的完整流程，构建一种意义符号系统，先在预设解释和评价现实生活的意义根据和价值向度，并将“外化”的符号载体转化为“内化”的精神共享，凝聚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即指向共同价值旨归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对蕴含主流价值导向的集体记忆的规范性刻写与事实性刻写，从两个维度凝聚精神共同体。一是规范性刻写预设指向共同价值旨归的解读图式。符号总是与“隐喻”“转换”两个概念紧密相关。无论是霍尔的“解码立场”结构、费斯克的“价值流通”结构、巴尔特的“能指专注”结构［1７］，均指向受众媒介文本解读的意义生产能力。共同体成员对集体记忆的规范性刻写，使其获得某种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图式，将共同价值视为判断与评价的现实需求，内在预设公众的社会认知、观念理解及价值判断。“它提出了一种知识、一个过去、记忆及事实、理念、决定的相对秩序”［1８］，将共同体成员导引至这一“相对秩序”。二是事实性刻写译码指向共同价值旨归的实践范式。事实性刻写生产“相关性”，生产媒介文本与体验的“相关性”，它将特写的符号意义转化为“自然化”生活体验。“自然化”（巴尔特语）体现为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限定的情景及意义当作自然而然的东西并成为一种惯习。在对纪录片蕴含的意义的“再诠释、再表现、再创造”中译码为指向共同价值旨归的文化符码，使之成为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范式。正如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当代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研究证实，操控记忆的不是一个‘集体灵魂，也不是一个‘客观的头脑，而是一个‘借助符号和象征的社会。”［８］可见，重大题材纪录片在符号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刻写集体记忆，通过规范性刻写、事实性刻写的双重刻写译码、解码指向共同价值旨归的解读图式、实践范式，凝聚以主流价值导引的精神共同体。

　　“文化传承是一种抽象的符号传播，精神共鸣是基于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号所指的意义共振。”［1９］重大题材纪录片实质上也是一种符号传播，它从一系列“能指”再现中，生成“符号所指”的意义共振。从符号“能指”向“所指”生成的意义生产中，纪录片激发的精神共同体凝聚，有赖于集体记忆的双重刻写。一是对纪录片中隐喻的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的规范性刻写。规范性刻写即将纪录片中呈现的政治原则、政治价值、政治规范镌刻于政治记忆中，并将其编码为有范式意义的系统性政治价值，内化为判断与选择的原则依据。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使命下，规范性刻写集体记忆就是要将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作为预设的价值原则与规范，使之成为一种被共同体成员拥有的共识性知识，并成为共同体成员可供交流与沟通的价值基础。这种共识性知识体系也称为社会表征，它是精神共同体的价值底版。如《深圳故事》中“思想解放天地宽”“试验市场经济”“创造创新之城”等“能指”再现中，生成“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符号所指”的意义共振，生成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共鸣。二是对纪录片中隐喻的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的事实性刻写。事实性刻写是将内化的政治原则、价值、规范外化为一种行为方式、实践活动。共同体成员“必须通过代码参考社会生活的、经济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秩序。”［1６］纪录片以符号传播的方式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社会生活的、经济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秩序。如《闪亮的记忆》《摆脱贫困》《必由之路》等纪录片中对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实践方式的“纪录”正是对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事实性刻写的写照。重大题材纪录片不仅仅是纪录某一个体、某一领域或是某一事件的故事，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注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迎来强起来的生动诠释。通过符号意义生产与再生产，实现集体记忆的规范性刻写与事实性刻写，建构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精神共同体，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精神支持。

　　五、结 语

　　“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意义之源与集体成员的共同回忆。”［２０］重大题材纪录片以集体记忆为介质，藉以影像符号媒介、叙事断点缝合、传媒跨屏共在、符号意义生产，唤醒、重构、固化、刻写集体记忆，联结过往、当下及未来。完整性、连续性的记忆经成员识别、体认，构建起成员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进而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性与自觉。在影像时代，“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感受时代脉络，适应新时代传播特点，找准切入点”［２１］。从仪式象征建构视角，勘察重大题材纪录片之于记忆、叙事、认同的建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打造新时代影像领域的“国家相册”，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未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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