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飞

　　摘要：以梳理学术史为基础，可从生平、思想两方面重新论证《荀子》中“子弓”是孔子的弟子仲弓，揭示孔、弓、荀之间刑政思想的承继性。生平上，着重辨析《荀子》记“子弓”三方面的材料：年龄、“无置锥之地”与在“大夫之位”、以“一天下”为志与最终“独立贵名”，证明其与仲弓相符，应系同一人。思想上，厘清仲弓在孔荀之间的贯通作用，体现为刑政思想，包括礼刑关系、慎刑罚中、简政三方面。礼刑关系的双重性系其根本特点。就主次而言，礼主刑次；就施行而言，刑政相参，刑必不可少。就二者关系而言，刑以礼为前提，“刑政”“德教”并举。这些思想承自孔子，荀子的刑政思想与之一脉相承，系隆礼重法、德刑并举的荀子之学的重要来源。

　　关键词：子弓；仲弓；荀子；刑政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６?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４-0054-008

　　近几十年新发现的战国竹书，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大多是历秦火而司马迁可能未见到的佚篇，少数有传世文本，但仍含不少新信息。其中一部分与“七十子”相关，以往淹没的七十子思想，得以重新探求。郭店简公布后，思孟学派即孔孟之间的思想传承成为学界焦点；上博简《仲弓》发布后，传孔子儒学思想的另一条道路即孔荀之间，也得到新的启发，已有学者讨论（１），但仍有必要深入辨析。

　　《荀子》中“子弓”与孔子并称“圣人”“大儒”，历来学者认为子弓是荀子思想的重要来源，但《荀子》称誉的这位“子弓”是谁，数千年来争论纷纭。上博简《仲弓》篇发表后，论争又起，未成定论。

　　一、“子弓”是谁：千年之争

　　作为荀子思想来源的子弓究竟是谁，千余年来争论不休，最主要有两种说法（２），一种说法认为他是仲弓，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馯臂子弓。前者下文称为“仲弓说”，后者下文称为“馯臂子弓说”。

　　仲弓和馯臂子弓皆系孔门弟子，但辈分不同。仲弓，孔门“四科十哲”之一，以德行著称，屡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说苑》等文献。馯臂子弓，孔门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３），以传《易》显名，《史记》《汉书》有载。

　　仲弓、馯臂子弓两说，唐代已出现，都仅以名字为立说的根据。“仲弓说”始自唐杨倞，杨倞注《荀子·非相》以子弓为仲弓，并指出称“子”是为了“著其为师”［１］７３，即凸显其老师的身份。“馯臂子弓说”出于解说《易》的传承，始自唐代而萌发于汉代，起于“馯臂子弘”与“馯臂子弓”之别。传《易》的馯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馯臂子弘”，《汉书·儒林传》作“馯臂子弓”。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否定《史记》而支持《汉书》，将传《易》的馯臂与《荀子》夸赞的子弓勾连为一人，明确提出“馯臂子弓说”［２］，并引东汉应劭“子弓是子夏门人”一语作为依据。（４）继司马贞、张守节后，韩愈承续“馯臂子弓说”，也认为“弘”字是“弓”字的讹写。［３］

　　宋元时期，“仲弓说”广为学者接受。陈师道明确提出“荀子之学出于子弓。子弓者，仲弓也”［４］，薛季宣［５］、孙奕［６］、程大昌［７］等皆持此说，多引杨倞旧论，未能拓深。元吴莱除了承袭杨倞旧见外，还强调仲弓的德行，并以“季路又称子路”为例，力证仲弓可称子弓。［８］明清时期，两说各有论者，基本承袭旧论。“仲弓说”，清朱彝尊［９］、汪中［１］２２、俞樾［１０］吸收了元吴莱的观点，也以仲弓称子弓与“季路又称子路”为同例。康有为则承继吴莱以仲弓品德高尚为据，并进一步与颜回做比较，曰“仲弓当时几于颜氏比，仲弓极盛德”［１１］。“馯臂子弓说”，从传《易》而言，尚未深入讨论，都是泛泛而称（５），未提供新理据。

　　近当代，“仲弓说”信从者较多，前期皆重申前人理据，如刘师培［１２］、钱穆［１３］２２、梁启雄［１４］、高亨［１５］１５１等，多从名字及德行这一生平特征的相合性进行论说。研究路径的扩展深化，归于郭沫若，他大张“馯臂子弓说”，深入思想分析的层面，两说的争鸣随之深化。郭沫若、李学勤先后发展“馯臂子弓说”，分别基于《周易》的年代与《易传》传承，以及当时新出帛书《易传》的研究。郭沫若不仅否定“仲弓说”，而且讨论《易》的内容与荀子思想的联系，指出“《非相篇》与《大略篇》各引‘《易》曰一句，《大略篇》又论到‘《易》之咸见夫妇，和《易象传》的见解相符”［１６］１３１，已突破前人泛论，进入思想层面。但“《易》是子弓创作”“《易传》中的许多‘子曰，应该就是荀子在说”［１６］１３２等论断不能成立。１９７３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李学勤认为“我们所见到的帛书《易传》，包括《系辞》，当为楚人所传”，指出“荀子《天论》的思想的确同《易传》有密切的关系”，“陆贾得荀子一系《易》学”，继而论断荀子尊为圣人的子弓是馯臂氏。［１７］

　　郭沫若、李学勤的研究，影响极大，但并未結束论争。专治《荀子》的学者仍多信从“仲弓说”，如马积高［１８］１４３－１４７、李启谦［１９］、张觉［２０］、王天海［２１］等，有的学者还从思想方面批评“馯臂子弓说”。如马积高以荀子学说的三大主要观点与《易传》不同，否定子弓是传《易》的馯臂氏。［１８］１６５－１６６

　　２００３年，上博简《仲弓》篇问世，“仲弓”其人与其思想随即成为研究热点，两说之争再起。“仲弓说”主张者众，有的学者深入思想特征层面，尤其是聚焦礼法与刑德等政治思想，如杨朝明［２２］、李桂民［２３］、宋立林［２４］、李福建［２５］等。但反对的学者，如林桂榛，重申郭沫若、李学勤的观点，继续从荀子思想与《易传》之间的联系论证“子弓即馯臂子弓”，认为“子弓是孔子易学的正宗嫡传，他横跨在孔子和荀子间，架起了‘孔子—荀子的天道论传承谱系”［２６－２７］。

　　两说各有所持，主要从名字、生平事迹、思想内容三方面立论。第一方面，仅就名字而言，两说都存在可能性。“馯臂子弘”之“弘”不排除有讹写为“弓”的可能；而孔子弟子仲弓当然可以称“子弓”。仲弓之“仲”指排行，子弓之“子”是尊称，正如以往学者已列举的同例“季路又称子路”，“季路”之“季”也是排行。但即便名字相同，也不能完全排除同名的可能，并不能确证他就是《荀子》言说的“子弓”。第二方面，生平方面，全面系统的比较与辨析仍有空间。第三方面，思想内容的联系，即孔荀之间，子弓核心思想的界定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持“仲弓说”者对仲弓在孔荀之间的具体贯通作用，即其思想内在理路的承启性，尚未厘清。

　　二、生平比考：子弓与仲弓

　　馯臂子弓的生平，仅传《易》一项，无须再论。但“子弓”“仲弓”，尚有若干文献记载，仍需考辨。

　　《荀子》记“子弓”有三篇五处，皆与“仲尼”并称。

　　１．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非相》）

　　２．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非十二子》）

　　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非十二子》）

　　４．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非十二子》）

　　５．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

　　据以上材料，可得五项信息：第一，在儒门中的地位。《荀子》言及子弓，皆与孔子并称，视为圣人、大儒。（１－５）第二，身高。子弓个矮。（１）第三，活动时间。子弓活动时间在子思之前。（２）第四，仕途。子弓与孔子，都曾“无置锥之地”、在“大夫之位”。（３）第五，志向。子弓以“一天下”为志，最终“独立贵名”，也与孔子相同。（５）前两项清楚直白，无须多论，后三项可再详加考辨。

　　《非十二子》“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之“子弓”，原文作“子游”。郭嵩焘据“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议”，改“子游”为“子弓”，王先谦引郭说为证［３］１９５。此后，高亨进而指出致误的原因是“游”“泓”“形似”［１５］１５１，近人多有信从（６）。但刘师培、郭沫若等学者反对，认为原文不误，乃是“子游”。刘师培从孟荀的学术渊源、思孟书未载子弓两点，进行推论。［２８］后一点，系默证，多不从。前一点，后人多据此续论。如郭沫若说，“别处”“是荀子自述其师承”，而“本处”“乃指子思、孟轲的道统”。［１６］１０１近二十年来，随着郭店简面世，思孟学派思想渊源成为焦点问题。姜广辉等认为《荀子》这句话原文不误，并以此作为力证之一，再申思孟学派源自子游。［２９］

　　子游說不能成立，除了前人的论说，还可补充两点。第一，《荀子》本书证明，“仲尼”“子弓”并称为常例，而以“子游”与“仲尼”并称则是孤例，且与同篇对子游的批评相矛盾。第二，本篇及本段主旨是批评“五行”思想的倡导者，暗含重建正统的目标，此语中的“仲尼、子弓”系正统的来源，“子弓”应指仲弓。《非十二子》全篇，批评各子都是为了肯定荀子的学说，确立其上承孔子的正统地位。故而，孔荀之间的桥梁，绝不可能是同篇大加批评的子游，而只可能是同篇、同书中多次与“仲尼”并举的子弓。而对“世俗之沟犹瞀儒”的激烈批判，恰表明当时对儒学传承有一个流行看法，即孔子—子弓—子思—孟轲。这个传承序列中，子弓是孔子的弟子，即儒家第二代传人，馯臂子弓不具备条件，而仲弓则符合。

　　第三项信息，即活动时间。根据子弓生活的时间在子思之前，年龄可作为裁断子弓是否仲弓的另一理据。（７）以下以孔子为标准，排列相关人物年龄。

　　１．仲弓。《仲尼弟子列传》未载他的年龄，但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家语》佚文，曰“少孔子二十九岁”，林志鹏有文辨析［３０］。

　　２．商瞿。《仲尼弟子列传》载，“少孔子二十九岁”。

　　３．馯臂子弓。孔子再传弟子，商瞿弟子。生年缺载，少则比商瞿小一二十岁，多则三四十岁，即少孔子约四十岁乃至六七十岁。至于另说为商瞿门人子庸的弟子，则少孔子更多。

　　４．子思。孔子之孙，曾子弟子。据钱穆考证，子思比孔子约小六十四岁。［１３］１９９

　　据以上排列，仲弓与子思年龄差为三十五岁，子思受到仲弓影响是很可能的。馯臂子弓则不同，即便以上限估算，最多比子思大十余岁，也可能与子思年龄相近，甚至更年轻。这一时间差，馯臂子弓作为楚人，将思想传播到鲁国，乃至后人认为子思受到他影响，可能性不大。何况孔子“老而好易”，传授商瞿《易》时已年高，商瞿年纪也已较大，即便馯臂子弓是商瞿的学生，学《易》时应较晚，其思想为子思继承的可能性更小。

　　第四项信息，仕途方面。子弓曾“无置锥之地”、在“大夫之位”，进一步证明子弓更可能是仲弓。仲弓事迹，主要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说苑》等文献。《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据上博简《仲弓》“季桓子使仲弓为宰”，可知这位季氏是季桓子，而仲弓作为权臣季氏之宰，位或当于大夫。（８）尽管如此，仲弓在政治上与孔子一样，终不得志。汉徐干《中论》云“孔子不得之”“仲弓不得者也”，以孔子、仲弓都是不得志的人，这与《荀子》记子弓“无置锥之地”暗合。至于馯臂子弓，文献仅载其传《易》，他是否曾“无置锥之地”、在“大夫之位”，不可考。

　　第五项信息与第四项信息，即志向与仕途两方面，有着一定联系。子弓以“一天下”为志，最终“独立贵名”，与“无置锥之地”、在“大夫之位”可以呼应，也与关于仲弓的记载相合。

　　孔子对仲弓的评价很高，说“雍也可使南面”“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这些记载与子弓“一天下”之志一致。“一天下”，即《易·恒》所言“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以道化成天下，使天下为“一”。子弓“一天下”的道，是继承于孔子的仁道，体现为礼乐文化。刘向称赞“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说苑·修文》），与此语一致。“王道”，指外王之道，具体而言即“化术”，乃是以礼乐化成天下之道（术），系儒家最高的政治追求。刘向的这句话，代表了汉代人的一个认知：在“王道”“化术”上，仲弓可与孔子并举。如果子弓是传《易》的馯臂子弓，难以达到“一天下”的高度。从这一点来看，传《易》的馯臂子弓，便不可能是《荀子》推崇极致的作为“圣人”“大儒”的这位“子弓”。

　　“一天下”是“通”时的目标，“独立贵名”则是“穷”时的选择。“独立”，指“穷”时的精神状态。《易·大过》曰：“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孔颖达疏：“君子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贵名”，即《儒效》“贵名白而天下愿”。名声显贵，也可看作“穷”时“独立”的结果。子弓的“贵名”，无具体记载。仲弓的贵名，历来有共识，除《论语》等先秦材料外，汉以来皆有说，前引刘向的话“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康有为所说“仲弓当时几于颜氏比，仲弓极盛德”，都是例子。汉末大儒郑玄认为“《论语》，仲弓、子夏等所定”，将他列名在子夏之前。可见，仲弓堪当“独立贵名”的夸美，这一夸美蕴含着儒家重要的道德价值取向。而就馯臂子弓而言，对儒家的贡献仅在于传《易》这一方面，并不涉及个人道德，恐难堪当深富道德价值取向的“独立贵名”这一赞誉。

　　据以上《荀子》文本的辨析，子弓的生平事迹，如生活的时间、出仕但终“无置锥之地”的政治地位、以“一天下”为志却“独立贵名”的穷通经历，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说苑》等其他传世文献以及上博简《仲弓》这一出土文献所记仲弓，都相符合，应是同一人。反观馯臂子弓，生平事迹仅传《易》一项，是否“无置锥之地”、在“大夫之位”，不可考，且不太可能有“一天下”“独立贵名”的志向与声誉，当然也就不太可能是荀子推崇至极的子弓。

　　三、刑政思想：仲弓与孔荀之间

　　孔荀之间的传承是思想的传承，从思想的内在理路辨析孔、弓、荀之间的“弓”在孔荀之间起了什么作用，是解决“子弓是谁”之争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是更关键的问题。而梳理仲弓承自孔子的思想，并与荀子相关思想比较，从仲弓在孔荀之间所传递的具体思想可再证《荀子》中“子弓”是仲弓。

　　孔荀之间，仲弓的承上启下作用集中体现于刑政思想。所谓刑政思想，指关于“刑”的政治思想。刑，即法，先秦时期“法”“刑”同义。孔子很少谈“法”，但多处谈到“刑”；《荀子》则“刑”“法”两字并用。孔子论“刑”，散见于《论语》等传世文献以及上博简《仲弓》等出土文献，集中于《孔子家语》的《刑政》和《孔丛子》的《刑论》。这两篇专论系孔子刑政思想的重要文献，是以仲弓与孔子的对话形式记载的。这并非偶然，恰因为仲弓是孔子刑政思想最重要的传承者。

　　以仲弓承自孔子的思想为线索，并與荀子的相关思想比较，可揭示孔、弓、荀之间刑政思想的继承关系。

　　（一）礼与刑

　　仲弓承自孔子的刑政思想中，礼与刑关系的双重性是最核心的内容。《刑政》全篇记仲弓与孔子谈刑，可看作仲弓继承孔子刑政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开篇便阐明礼与刑的关系：

　　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闻至刑无所用政，至政无所用刑。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是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

　　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政”，指政令，属于广义上法的范畴。“刑”，指刑法，系狭义上的法。孔子认为治国必须“刑政相参”，否定“至刑”“至政”这两种极端的治国方式。他将治国的四种方式：德、礼、政、刑，归为两个层次，德与礼为上，政与刑为下。在他看来，礼与刑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刑与政皆必不可缺，“必刑政相参”；另一方面，礼在刑先，刑的目标是“不刑”，“刑”是达到“不刑”的途径。这一思想，与《论语》等其他文献可呼应。对读辨析《论语》与《刑政》的相关记载，礼、刑关系的双重性更加明晰。

　　首先，当礼、刑相比较时，孔子褒扬礼而贬斥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前引《刑政》可看作这条材料的详细解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相较而言，《刑政》增添了“刑政相参”、“刑，不刑”，以及具体什么情况下“用刑”。尽管记载有详略，但二者实质内容一致，是将德、礼、政、刑这四种治国方式分为礼德之治与刑政之治两个层次，且肯定前者。主张礼德之治而否定刑政之治，系针对当时兴起的公布法律的风气，因为这将破坏原有等级制度，即失礼、弃礼。

　　其次，刑必不可少，“必刑政相参”。在政治实践中，孔子用刑最著名的例子是诛少正卯，《荀子·去宥》《尹文子·大道下》《孔子家语·始诛》皆载此事。诛少正卯是孔子“以刑禁之”（《刑政》）思想的实例，是“刑政相参”中用刑的体现。在孔子看来，刑与礼不能割裂，礼是刑的前提。

　　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刑罚”是治民（即施政）的重要环节，“礼乐”兴，系刑罚“中”的原因。

　　仲弓承自孔子的礼刑双重性思想，即“礼主刑次”“刑政相参”，是荀子刑政思想的直接来源。“礼主刑次”，《荀子》开篇《劝学》已有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在荀子看来，礼是法的根本、纲要，礼的地位高于法。荀子刑政思想的核心“隆礼重法”思想，集中反映了仲弓承自孔子的礼刑双重性思想，仅从“隆礼”“重法”并称而论，可窥一斑。“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一语，以“隆礼”“重法”并举，在《荀子》中三见：

　　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天论》）

　　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大略》）

　　无疑，这些表述体现了礼法关系的双重性。一方面，“重法”与“隆礼”可并称，且法需“重”，这都体现了法的重要性，可看作仲弓承自孔子“刑政相参”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以礼、法与王道、霸道对比，法通向霸道，礼通向王道。无疑，霸道不如王道，法不及礼，处于次要地位。这可看作仲弓对孔子“礼主刑次”思想的发展。

　　（二）慎刑罚中

　　仲弓承自孔子的刑政思想，“礼主刑次”是根本原则，落实到施政上，主要是“慎刑罚中”。刑的具体实施，孔子的原则是“中”，即刑罚恰当，上文已述，这是治民的重要原则。如何才能刑罚“中”？从仲弓所受孔子的教导，可归纳为“宥过赦罪”和“刑省”两项。

　　第一，宥过赦罪。《论语》作“赦小过”，曰：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仲弓请教如何施政，孔子提了三点，“赦小过”是其中之一。上博简《仲弓》中的一部分，可看作《论语》这段话的繁本：

　　仲弓曰：“敢问为政何先？”（简５）仲尼（简２８）［曰］：“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宥过赦罪。（简７）……罪，政之始也。”……（简８）……仲弓曰：“宥过赦罪，则民可后。（简１０）”

　　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犹差，民无不有过。贤者……（简１９）躁变不行，委蛇……（简１４）……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简１７）（９）

　　简文“宥过赦罪”与《论语》“赦小过”相呼应。“宥过赦罪”，宽赦的“过”“罪”，应是小过、小罪，即《论语》“赦小过”。《易·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过”，《孔子家语·入官》“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皆与此合。“宥过赦罪”的理由，孔子直陈为“民无不有过”。

　　“宥过赦罪”在司法中的具体实施，孔子传授的对象还是仲弓。可分为一般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见于仲弓与孔子关于“听讼”（处理案件）对话的记载。一般性原则包括“附从轻，赦从重”“疑则赦之”。《刑政》载：

　　仲弓曰：“古之听讼……可得闻乎？”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狱必三讯焉。有指无简，则不听也。附从轻，赦从重，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

　　这段话另见于《礼记·王制》，但非对话体，未记孔子、仲弓：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附从轻，赦从重”，是量刑的重要原则。“疑则赦之”，是就“疑狱”而言，在广泛征询众人的意见后，若仍有疑，便赦宥。这两条量刑原则是“宥过赦罪”思想在听狱中的具体体现，与“审法度”“刑罚中”的慎刑思想相通。

　　“哀矜折狱”系特殊性原则。就这一问题，仲弓向孔子专门请教，《孔丛子·刑论》曰：

　　《书》曰：“哀矜折狱。”仲弓问曰：“何谓也？”孔子曰：“古之听讼者，察贫穷，哀孤独及鳏、寡、老、弱、不肖而无告者，虽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若老而刑之谓之悖，弱而刑之谓之克，不赦过谓之逆，率过以小罪谓之枳。故宥过、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书》曰：‘大辟疑赦。又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这段内容，与《尚书大传》多近，但后者未涉仲弓：

　　子曰：“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不肖无告。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是故老而受刑谓之悖，弱而受刑谓之克，不赦有过谓之贼。故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

　　无论“附从轻，赦从重”“疑则赦之”的一般性原则，还是“哀矜折狱”的特殊性原则，前提都是教化，所以孔子說“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换言之，孔子的慎刑罚中思想，以礼乐教化为前提，体现了礼主刑次思想。

　　第二，刑省。这是慎刑罚中思想的另一体现，系仲弓得自孔子所授“刑教”。《孔丛子》的《刑论》篇，开篇便是仲弓向孔子请教古今“刑教”的问题，曰：

　　仲弓问古之刑教与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刑教，指刑罚与教化，实际仍是刑与礼的问题。孔子认为古代“刑省”，是因为“有礼”；当今“无礼”，故而“刑繁”。换言之，刑的省、繁程度，反映礼的有、无情形。这是从礼、刑对立的角度讨论，无疑，孔子肯定的是“刑省”，主张有礼。可见，“刑省”也是礼主刑次思想的体现。

　　慎刑罚中思想，孔子传授仲弓，荀子得以继承发展，可从思想原则和司法程序两个方面辨析。

　　一方面，在思想原则上，荀子主张礼、刑并用，并强调“明德慎罚”，反对“不教而诛”，认为应先教后刑。《荀子·成相》曰：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在荀子看来，礼与刑都是治国的“经”，“明德”是礼治，“慎罚”是刑治，礼、刑并治，才能“四海平”。而“明德”之“明”、“慎罚”之“慎”，都以教化为途径。《宥坐》中，荀子引孔子语，详细论说“先教”，指出“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先教”的内容，即前引孔子语“道之以德”“以德教民”之“德”。简言之，“明德”是“先教”的内容，而“先教”是“明德慎罚”的基础与前提。这一思想，系仲弓承自孔子的“礼在刑先”“刑政相参”的礼刑双重性思想，也与仲弓承自孔子的“刑省”思想一脉相承。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省刑”思想，反对“刑繁”，主张“刑罚綦省”。“刑繁”的结果，是使民众迷惑、堕落，以致“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荀子·议兵》），刑省罚轻的主张，便是必然。刑省罚轻，以“刑当其罪”为前提。《荀子·君子》曰：“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刑与罪相当，才能政令简明。这是继承发展了孔子传授仲弓的“刑罚中”的思想。

　　另一方面，司法程序上，荀子强调反复核查、谨慎施刑，即“参伍明谨施赏刑”（《荀子·成相》），与仲弓承自孔子的“狱必三讯”“有旨无简不听”等原则一致。

　　仲弓承自孔子的其他听狱原则，“附从轻，赦从重”“疑则赦之”“哀矜折狱”等，荀子虽无类似表述，但从其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可窥其一脉相承的精神。《荀子·致士》曰：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赏僭”“刑滥”都不适当，两害相权时，荀子主张“宁僭无滥”。这仍是对当事人的“哀矜”之心，尽管“哀矜”的对象是“君子”，但此时难以断定当事人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在这个层面上，可作为仲弓承自孔子的“哀矜折狱”原则的另一形式。案件有疑难、赏刑难裁定，属于“疑狱”，而选择“宁僭无滥”，恰是“疑则赦之”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操作。

　　（三）政简

　　“政简”的主张，与慎刑、省刑的思想相为表里，又与礼刑双重性思想密切相关。“简”，系孔子传授仲弓的施政要诀之一，《论语·雍也》载：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对“简”的内容与效果作了区分，提出“居敬而行简”“居简而行简”的不同，赞同前者而否定后者，得到孔子认可。“居敬而行简”，即立身敬谨而行事简要；“居简而行简”，则是立身和行事都简要。仲弓的这一区分，其中深层意义需深入辨析。

　　仲弓作此“居”与“行”两层次的区分，至少可揭示兩点。第一，“居”需“敬”而不能“简”。“居”与“行”的对象与方式都有区别，“居”的对象是自己，“行”的对象是他人；“居”的方式是“敬”，“行”的方式则是“简”；“居敬”是修身，“行简”则是治人（国）。第二，“居敬而行简”，是为了“以临其民”，即治民（或称治人、治国），也即施政；但“行简”需与“居敬”结合，即治国需与修身结合，而修身仍归到礼、德上。从这一层面而言，“居敬而行简”可看作礼德与刑政相结合。无疑，仲弓的这一区分，反映了他对孔子的“礼在刑先”“刑政相参”思想的继承。

　　政简，在刑政上的体现便是刑省。刑省的主张，荀子有论。前引“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将刑省与政简并举，刑省是政简的前提。但是，刑省、政简仅是原则，有一定范围。上博简《仲弓》载，对于如何施政，孔子强调“刑政不缓，德教不倦”。这一说法，似与刑省不合，与孔子的刑政思想有异。细究文献，实则不然。“德教不倦”，是礼在刑先的实践体现，孔子的刑政思想中，礼在刑先是根本原则。礼在刑先强调的就是以德教民，即“德教”，指用刑之前“先教”，使民有德有礼，是治民的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即“刑政不缓”，这实质是“刑政相参”的实践结果。“刑”之“缓”，对应“德”之“不倦”而言，强调用刑的持续性、重要性，而并非指用刑的宽严性。此句意指“刑政”和“德教”都是不能放松倦怠的，意含刑礼关系的双重性，系仲弓承自孔子的刑政思想的精髓。荀子的隆礼重法、德刑并举的思想恰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是荀子刑政思想的主体，也是荀子思想的一大特色。

　　孔、弓、荀的刑政思想，礼刑关系双重性是根本特征。仲弓承自孔子的刑政思想，礼刑关系是核心内容，“慎刑罚中”系具体施行原则，“政简”乃施政要诀。这三者中，前者体现为礼主刑次、刑政相参的双重性特征，后二者则是礼刑双重性分别在审刑、施政中的反映。这些思想，在荀子的思想中都有所继承发展。仲弓承上启下，沟通孔荀，刑政思想得以一脉相承。荀子盛赞的“子弓”，应即仲弓，将其与孔子并称，正是因为思想上的继承性。

　　四、余? 论

　　上博简《仲弓》的发表，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作为七十子之一的仲弓对其后儒学的影响，尤其是在孔荀之间的作用。历来认为，孔子所传的早期儒学有思孟学派这一脉，也有弓荀学派另一脉。这样区别有其道理，但将这两脉仅作内圣、外王之分，既太简单，也不正确。内圣外王是儒家的共同追求，无论孟子，还是荀子，均兼而有之。如仲弓确实“通于化术”，“化术”也确是“外王”之术，但“化术”之“化”的工具是文，即礼乐，即仲弓的“化术”仍以“内圣”为根基。故而，仲弓不仅“通于化术”，而且“独立贵名”“极盛德”。术与德，即内圣与外王，在仲弓身上和谐统一而不可分割。

　　子思的思想来源颇多，内容博杂，也受到了仲弓的影响。据“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非十二子》），仲弓对子思的影响，是当时俗儒的一般认识，不能轻易否定。就刑政思想而言，子思学派也有相关论说。郭店简《五行》《六德》，学者多认为是子思学派的著作。（１０）这两篇简文记有刑政的内容，《五行》曰：“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小罪而赦之，匿也。”《六德》曰：“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非圣贤者莫之能也。”林志鹏据此认为，子思“提出礼、法并重之主张”［３１］２６８。无论此说是否成立，都不能否定子弓是仲弓。《非十二子》激烈批评子思及其五行思想，不可能认为子思与荀子有思想传承的关系；相反，大力彰显子弓，即仲弓，恰是要否定子思、孟子为儒家正统，而代之以仲弓、荀子。

　　注释：

　　（１）杨朝明、李桂民、宋立林、李福建等皆有论。杨朝明：《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异途——由上博竹书〈中弓〉思考孔门学术分别》，《齐鲁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李桂民：《荀子法思想的内涵辨析与理论来源》，《孔子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宋立林：《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现代哲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李福建：《〈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孔子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２）另有“朱张”说，王弼最早提出。何晏注《论语·微子》引“王弼云”：“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程树德《论语集释》等已辨其误，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卷３７），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８１—１２８３页。李学勤又驳之：“朱张见《论语·微子》，是古贤人，王弼说他字子弓，不知何据，仅从时代来看，岂能排在孔子之后？”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２页。

　　（３）《史记》《汉书》记传《易》的序列不同，故而馯臂子弓的代序有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为商瞿门人，即孔子再传弟子，参见《史记》（卷６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１１页。《汉书·儒林传》则作商瞿弟子子庸的传人，即孔子三传弟子，参见《汉书》（卷８８），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５９７页。

　　（４）李学勤已指出，应劭此说因自《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敬慎》等载孔子读《易》有叹而子夏避席问之，并指出：“此说果确，子弓的《易》学或亦有得于子夏。”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３页。

　　（５）如明杨慎，清吴汝纶、胡元仪等。杨慎：《升庵集》（卷５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７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１７页；吴汝纶：《读荀子》，《吴汝纶全集》（第１册），黄山书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页；胡元仪：《郇卿别传》，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９页。

　　（６）梁启雄《荀子简释》、高亨《诸子新笺》、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杨柳桥《荀子诂译》、张觉《荀子译注》、王天海《荀子校释》等，皆持“子弓说”。

　　（７）高亨已据年龄持“仲弓说”：“馯臂在子思之后，子弓非馯臂可知也。”参见高亨：《诸子新笺》，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５１页。但过于简略，仍可细考。

　　（８）林志鹏考证，仲弓任季桓子宰在鲁定公１４年（前４９６）左右，约２５岁。參见林志鹏：《仲弓任季氏宰小考》，《孔子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９）上博简《仲弓》计２８简，残缺严重，仅３枚完整，各家编连、释文不同。本文主要采用李锐《〈仲弓〉新编》的意见，参见李锐：《〈仲弓〉新编》，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２日。

　　（１０）郭店简《五行》与《六德》的学派归属，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子思学派，但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详参黄维元：《子思学派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６页；陈新雅：《简帛〈五行〉篇研究述要》，《今古文创》２０２０年第４２期。本文同意《五行》与《六德》属于子思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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